第八章 共和革命(1791.10—1793.1)（1 / 1）

制宪议会宣布成立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第一次开会。这两个议会的性质大不相同。教士和贵族离开了立法议会，而在1789年选出的代表中他们占了一半，参加1791年的选举或者被选上的只有少数教士和贵族，回来或继续参加1791年选举的人数也很少。新选出来的745名代表都相当富有，在他们参加选举的时候，银马克的标准还在起作用，但是几乎没有人是靠经商或是手工业致富的。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人数最多的是律师。制宪议会的代表们慎重地回避了新议会的选举。和这些即将离任的人相比，立法议会的代表都是些籍籍无名之辈，经验不足，多为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不过也有例外，像新闻记者布里索及数学家、政论家孔多塞即是名望很高的人，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人并不多。这些新代表之所以能当选，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知名度，这是1789年之后在全新的革命环境中树立起来的。在国民卫队里，在雅各宾俱乐部和那些依据新宪法设立的司法机构及行政区中，那些不胜枚举的选举产生的职位让他们在改革中获得了充分的实践经验，这些改革方案后来被那些设计和颁布的人否决，这也使他们明白哪些人是革命的敌人。从1791年开始，雅各宾派、国民卫队以及当选的地方官员就已经开始应付未宣誓教士的问题了。整个夏天，有四分之一的外省呼吁制定新法令，以便让他们有权更密切监视那些已被剥夺了年俸的顽固派教士。在那些普遍拒绝宣誓的地方，比如布列塔尼和南部的中央高地，当地政府往往自行其是，驱逐或者监禁那些臭名昭著的顽固派教士。瓦楞事件之后这类措施愈发强硬，而立法议会的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10月1日参加立法议会的代表都认为那些拒绝宣誓的教士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10月7日来自奥弗涅地区的跛足代表库东第一个在议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两天后议会听取了关于旺代省大规模反对新颁布的教会法令的报告，在这个地区有九成教区的教士拒绝宣誓。

流亡者是困扰新一届国家代表的另一个问题。当立法议会召开时，人们对《皮尔尼茨宣言》仍记忆犹新，所以那些接受大赦[1]、迷途知返、回国宣扬宪政的流亡者几乎没有。恰恰相反，出逃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一位英国访客说：“和去年相比，今年路上的马车和穿着考究的人越来越少……通道大开，出逃的现象让人十分吃惊。”[2]

10月15日，国王正式签署了一项号召令，请求那些流亡者回国，协助宪政的实施，这一次他是真心诚意的。而王后对国王的诡计多端的表兄弟们怀恨在心。那些已表明反革命立场的人士就在边境另一边调兵遣将，他们宣称比国王本人更了解他的真正利益所在，而实际上，虽然国王竭力摆脱各种猜忌，但他们的作为有助于长期维持这些猜忌。路易十六下令将杜伊勒利宫装饰一新，张灯结彩，燃放烟火，庆贺宪政历史的开始，而他自己也获得了民众支持，刚开始时他和议会还有一些误解，但很快就冰释前嫌了。而国王在流亡者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推动他们关系和解的动力，这让那些斐扬派的干将欣喜若狂，自从制宪议会闭会后他们就留在了巴黎，王室似乎有意听取他们的建议，促成和谈，这使他们喜出望外。斐扬派不能参加立法议会，作为先前的制宪议会代表，两年中他们一直无法进入内阁。但是巴纳夫和迪波尔尤其希望通过私人途径来影响时局，而国王和王后再次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此外，立法议会有345名新代表加入斐扬派俱乐部，而被雅各宾派拉拢的仅有135人，这对斐扬派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但是斐扬派都是私人集会，不接受旁观者，在那里谁也不会赢得演说家的桂冠。甚至俱乐部的创办者也从不抛头露面，以免让人觉得太过公开地议论政治。所以心怀抱负的人自然更乐意参加雅各宾派，在那里可以听到掌声，能够锻炼如何去煽动人心，这对他们在立法议会中出人头地大有裨益。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们还能接触到那些有威望的政治家，如罗伯斯庇尔、佩蒂翁和布里索，他们都没有参与这个夏天肮脏妥协的交易，也未因此而颜面尽失。所以雅各宾派越来越有名气。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巴黎刑事法庭的公诉人，布里索最后也成为官员。11月13日，佩蒂翁接替退休的巴伊，当上了巴黎市长，比起他最有力的竞选对手拉法耶特，佩蒂翁的选票多出了一倍。斐扬派似乎没有这样的明星人物，从12月初开始，他们的成员逐渐离去。最后斐扬派孤注一掷，想要赢回他们的支持度，于是也将会议向公众开放，却发现旁听席上频频传来的诘问远远盖过了他们自己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一片喧嚣声，结果隔壁立法议会中的激进派就抱怨他们国家的立法者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被驱逐出了这块地盘，数周后才寻觅到一块较为偏远的新集会地。到那时候，情况已经很明朗了，斐扬派已然决定不了什么重要事情。然而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全国的名人每夜都在讨论着那些对于法国大革命未来至关重要的事情。

这一步是由布里索迈出的，10月20日他在立法议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是关于流亡者的。他提议没收那些领头的流亡者的财产，包括国王的弟弟。但是，如果这个措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法国将会打击那些庇护藏匿流亡者的国家。关于解决流亡者问题的最终手段必然是战争。虽然许多代表觉得这个提议有些草率，但是他们也决心着手处理流亡者的问题。11月9日，代表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基本参照了布里索的提议，决定没收那些没有合理的理由而逃到国外的亲王和其他公职人员的收入，宣布所有藏匿海外的法国公民都是阴谋破坏国家的嫌疑犯，那些截止到1792年1月1日仍没有回国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议会要求国王马上批准这项议案，但是国王在11月11日时拒绝了签字。

路易十六和立法议会之间的最初一段和谐期至此结束。代表认为根据宪法，国王理应有否决权。应该说直到那时，人们还是很尊重国王的想法的，在一份公告中路易十六将自己的想法展示给巴黎街头巷尾的民众。起草这份公告的是斐扬派，公告颂扬了彬彬有礼的美德，唤起流亡者的爱国情绪，劝说他们回国。国王对法案的否决也表明他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傀儡。但是对布里索和他的朋友来说，这个举动可不那么单纯。自从瓦楞事件后，社会上便谣言四起，一些人认为主导政局的乃是由王后操控的、秘密的“奥地利委员会”，他们和流亡者以及国外势力结成了联盟，想要武力推翻法国的新体制。而国王的否决便是明证。王后和她在维也纳的兄弟之间必然有不少秘密通信，但是她的目的是对峙而非妥协，想要让流亡者躲避报复性法令的惩处。那么为什么国王会保护革命公开宣称的敌人呢？这是萦绕在代表心头的疑问。当讨论到非宣誓教士问题的时候，国王的态度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讨论于10月21日开始，恰逢阿维尼翁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反对阿维尼翁并入法国的人以私刑处死一名新上任的市府官员，10月16日支持兼并的人予以回击，他们屠杀了被监禁在教皇旧官邸里的那些支持教皇的人。据报告，60名犯人被杀。在立法议会的数场讨论中都能听到关于拒绝宣誓的教士在外省滋事挑衅的报告。11月14日普罗旺斯的代表伊斯纳尔宣称：“在顽固派教士这个问题上，我唯一坚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你们难道不认为应该把这些教士和那些受他们蛊惑而误入歧途的民众划清界限吗？”[3]

11月29日议会最后规定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都应作新一轮的公民宣誓，而那些拒绝宣誓的人将会失去抚恤金。虽然前几年中他们也拒绝宣誓，但是抚恤金还是照样发给他们。因此两次都拒绝宣誓的教士被认为是嫌疑犯，将会受到官方的严密监控。那些仍然居住在充满宗教争端地区的人也会被驱逐，而且现在也不再允许他们用多出来的教堂履行职务。巴黎省政府出人意料地希望路易十六投否决票，12月19日国王否决了未宣誓教士的议案。

选择这一天是有用意的，因为国王好像又暂时恢复了主动权，他不愿损害流亡者的利益。议会颇感意外，像是遭受了挫败，觉得国王至少应该打击那些庇护流亡者的人。11月29日一个代表团敦促国王呼吁特里尔和美因茨的选民立即将亲王的军队赶出他们的领地，“告诉他们……如果德意志亲王仍旧支持那些反对法国人的准备，我们带给他们的将不是大炮，也不是宝剑，而是自由。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吧，民族觉醒后将是什么结果，这个问题让他们自己想想吧”[4]。

实际上，这个计划对国王很有吸引力。一场针对德意志小国王们的战争可能会把别的帝国也牵扯进来，他们的那些久经沙场的部队势必能轻而易举地击退那些已经溃不成军的法国部队。革命事业就能得到拯救，而整个局面会彻底改变。军人也能从战争中获益，拉法耶特现在想要扮演新的角色，他认为一场战争会让军队重新焕发活力，这是恢复国内稳定需要依赖的力量。纳尔博纳将军也是这样想的，据称他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12月初他受命担任军事部长一职。于是12月14日国王来到议会，宣布他已经向特里尔的选民签发了最后通牒。到1月15日为止，如果大主教在他的管辖区内还没能阻止所有怀有敌意的流亡者的活动，法国就会宣战。议会爆发出一阵欢呼，接连几分钟的掌声都是献给君主的。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了，唯有势力日渐式微的斐扬派分子心头充满了不好的预感。

在这样的情形下，国王对未宣誓教士支支吾吾的态度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旦战争爆发，这个问题无疑会自行消解，因为那时这些未宣誓的教士自然就会被当作叛国者。同时布里索和他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来自波尔多地区的能言善辩的代表(韦尼奥、让索纳、加代尤其爱出风头)一直想要通过战争使国家获得新生，恢复尊严，挫败阴谋分子，并向全欧洲展现一个自由的民族所能拥有的伟大力量。国王也被迫支持他们，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真正的立场，正如12月16日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所说的那样。同时纳尔博纳着手动员三支军队，达15万人之多，部署在东部边疆地区。在那些被驱逐出境来到法国的外国人中，有自称是“人类代言人”的克鲁茨，他招摇地游走在巴黎周围，头戴一顶猩红色的自由之帽。克鲁茨是一名狂热的好战分子，宣称解放全欧洲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解放的时机要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更为遥远。接到法国的最后通牒后，特里尔的选民下令解散流亡者群体，并命令他们离开本地。美因茨的选民也同样行事。战争的理由因此不存在了，1792年临近时，法国似乎不得不靠自己来解决这些自愿承担的问题。

然而，法国公共生活中有不少人都觉得战争是一剂灵丹妙药。12月初，激烈的讨论渐渐在雅各宾俱乐部展开，罗伯斯庇尔指出了战争可能导致的所有危险和不确定性，他担心一旦法国军队获胜，会出现军事将领的独裁，尤其让他不安的就是那位寡廉鲜耻、一直都有野心的拉法耶特。但如果法国军队没有取胜，而按照当前军队的状况来说，很有可能宫廷会召集国外军队，推翻整个革命事业。不管怎么样，真正危险的反革命者不是那些荒唐可笑、装腔作势的流亡者，而是眼前就在法国国内的一些人，应该在国内把他们处理掉。但是，罗伯斯庇尔发现他的观点没人支持。布里索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反驳，他说为了巩固革命成果，战争是必要的，战争甚至能重振不断贬值的指券。一个被解放的民族毫不畏惧封建欧洲的专制君主和贵族，他们会被击败的，而受他们统治的那些叫苦连天的老百姓会受到鼓舞，肯定会追随法国，宣扬他们自己的自由。自然，在议会里并没有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来反驳布里索乐观的想法，不少人认为战争有重生的能力。另外，虽然莱茵河地区的诸位亲王也准备匆匆遵守路易十六发出的最后通牒，但彼时他们在维也纳的宗主国已经决定前来干涉，捍卫自己的利益。维也纳的外交官相信《皮尔尼茨宣言》已经缓解了去年春天的危机，他们建议利奥波德皇帝只要略加威胁，就会转危为安。于是12月21日，利奥波德皇帝宣布如果法国人继续对莱茵河的选民施加威胁的话，那么奥地利就会出兵。他补充说他毫不怀疑其他君王会成为他的同盟。当这一消息传到巴黎时，正是1791年的最后一天，这似乎证实了布里索和他的支持者一直鼓吹的关于专制君主的联盟要摧毁革命的决心。战争的鼓吹者们现在已经不把懦弱的莱茵河地区的选民放在心上了，法国应该向他们真正的敌人直接开战，向罗马皇帝宣战。罗伯斯庇尔和斐扬派的领导者们都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举措，虽然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王后显然对巴纳夫的和解措施无动于衷，这令他很绝望，他于1792年1月回到家乡多菲内。议会里也洋溢着爱国热情，自1789年以来有增无减，代表们以及那些前来围观议会的人都宣誓要为国家献身，他们似乎有意识地要重演网球场宣言的那一幕。那些流亡的亲王也背上了叛国的罪名。1月25日议会宣布罗马皇帝因其与其他国王之间的阴谋已经破坏了1756年建立的同盟国关系，议会通告国王，要求他的姻亲兄弟们谴责所有反对法国的条约，并公开宣布他和平的意向。如果到3月1日国王还没有给议会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就要宣战。实际上，国王给了答复，他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因为外交政策是属于国王的宪政特权，议会没有权力。路易十六现在正等待着奥地利的答复。

实际上，维也纳得到的国王照会远比立法议会期望的专横。这只不过确认了奥地利的信念，使他们可以备战。2月7日与普鲁士达成正式防卫公约的消息更让他们不再顾忌，给出了一个十分蔑视的回答。巴黎在3月1日得到这些国际情报，当即便出现了骚乱。现在人们要求撤换外交大臣德莱萨尔，而且攻击的矛头很快转向了整个内阁政府，在背后唆使的便是时任内阁大臣的纳尔博纳。当议会投票弹劾德莱萨尔在王宫内搞阴谋并叛变国家时，王室却千方百计要顶住解职纳尔博纳的压力。甚至有人说要控告王后，停止国王的行政权力。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完全出人预料的消息，3月1日罗马教皇去世，继位的是一名年仅24岁、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会推行什么样的政策，没人能作出判断。在此等情况下，法国宫廷认为屈从于议会的喧闹讨论或许更为明智。3月10日国王遣散了整个内阁。新上台的人是一群彻底的好战分子，实际上都是布里索推荐的，其中包括被流放的瑞士银行家克拉维埃，他曾和米拉波交往甚密。罗兰担任内务部长，他经验丰富，是一名失业的工厂监工，他是被异常活跃、颇有野心的夫人拖进革命洪流中的。最重要的是迪穆里埃取代德莱萨尔负责外交事务。迪穆里埃是一名职业军人，从七年战争开始就憎恨奥地利，现在通往正式宣战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了。迪穆里埃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头戴红色的自由之帽，沸腾的爱国热情已发展至顶峰。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谴责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但是这种风气证明了获得解放的被压迫人民敢于挑战步步逼近的专制统治者。不过即便这种姿态也没有阻止迪穆里埃在最后时刻和普鲁士进行谈判的想法，他希望他们保持中立，然而这却再一次拖延了时间。4月中旬，奥地利开始动员军队，时机已经错过了。4月20日路易十六带着他的内阁群臣来到手忙脚乱的议会面前，宣布法国对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宣战，因为弗朗茨二世还没有当选为皇帝。只有七名代表投票反对这次宣战。

有人说，这将是一个自由民族反对一个侵略者国王的自卫战争。战争将不会有征服，法国的武装力量绝不会被用来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唯有那些合谋反对法国的罪人会遭受惩罚。对于那些与法国人并无争吵的人，法国人将不会忽视任何减轻战争对其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的举措。然而，在一场注定只能与大革命本身一起终结、席卷西欧众多地区的战争进程中，所有这些誓言都一一破灭了。

现在发生的冲突有两个目的：第一，要教训奥地利，也要吓退那些想要干涉法国内政的外国人；第二，要击退流亡者，捣毁他们的大本营，让他们孤立无援，同时驱逐国内的叛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王室和军官也都想要通过战争达到他们自己秘而不宣且完全不同的目的。在那个冬天的争论中，时常能听到一种更深刻的观点，认为战争可以把法国公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外事务上，从而治愈国家内部的分歧，另外也能把对国内问题的关注点转移开去。自从1791年10月底这一问题浮出水面之后，它就必须得到解决，但是直到战争爆发，这些问题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

这一步迈得太大了。革命并不必然预示着这样一场战争，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战争给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1791年10月的第三个星期，关于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报告传到了法国本土，11月，起义全面爆发，但是直到那时，人们才知道殖民地北部的蔗糖庄园早在8月14日就已经出现了奴隶起义，据估计有1000名白人被杀害，200座蔗糖庄园和1200座咖啡庄园被毁，1.5万名奴隶失踪，最终演变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次取胜的奴隶起义。悲观的人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殖民地发展太快，人们对奴隶的要求贪得无厌。关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问题在1789—1791年间非常突出，而论辩时双方都有奴隶随侍在他们左右，毫不在意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影响。制宪议会未能就奴隶问题达成一致，奴隶贸易、自由的“有色人种”的权利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本身就让圣多明各以及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其他殖民地陷入混乱。到1791年底，起义演变为复杂的内战的一部分，发展势头是如此迅猛，以至于巴黎作出的任何决定不出三个月就会过时，因为那时事态又有了变化。这些事情让布里索很为难，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是法国反奴运动的创立者之一，而对于他那群来自波尔多的能言善辩的朋友来说，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哥伦比亚的奴隶经济息息相关。但是，先撇开那些骇人听闻的掠夺和种族屠杀不说，奴隶起义带来的最初影响便是蔗糖的严重短缺，巴黎在1792年1月就感觉到了，因为蔗糖的价格涨了3倍。整整一个月，在首都东部的几个区都爆发了民众限价运动，大批妇女冲进仓库和杂货店，将在那里找到的蔗糖和咖啡按照原先的价格出售，这场风波一直持续到2月。

这一次民众担心的依旧不是谷物、面粉和面包。这是因为巴黎当局吸取了1789年的教训，早在秋初时分就陆续储备了充足的粮食，而这是从巴黎周围一大片地区搜刮来的，因此1791年的冬季在法国整个东北地区的集市小镇爆发了多起抢夺谷物的骚乱。2月，埃唐普市长被人用私刑处死，因为他拒绝降低谷物价格，最后动用数百名国民卫队士兵才恢复秩序。同月政府想要从敦刻尔克进口粮食，结果引发了持续三天的骚乱，许多港口的仓库被毁。比粮食价格更让人们担心的是法国的里弗和指券的贬值。从1791年6月到1792年3月间，里弗在外汇交易中贬值20%。1791年11月在巴黎的行市上指券尚能维持其票面价值的82%，但是仅仅两个月后就贬值了63%， 1792年整个春天都在贬值。这两股趋势不可避免地推动物价上涨，尤其是那些进口商品。因此即使是在像马赛这样很容易从南部欧洲以及北部非洲地区得到谷物补给的港口，谷物价格也迅速攀升。市府暗地里威胁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会有报复，这些报复不属于法律。”[5]

实际上，马赛已经成为政治动乱的代名词了。制宪议会最后决定将艾克斯定为罗讷河口省的省会，马赛人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想通过对其他市镇事务的干涉来树立自己地区的名望。1791年7月马赛的500名志愿者支援阿维尼翁那些支持并入法国的人，大获全胜。9月他们计划派出由本省各地的国民卫队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前往阿尔勒游行示威，现在这个地方是由未宣誓教士派别，即褴褛派控制的反革命主要市镇。唯有来自巴黎的直接命令才能阻止住他们，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他们接下来在2月向艾克斯进发的步伐，他们解除了艾克斯正规守军的武装，因为人们怀疑这些士兵支持薄纱派，随后他们再次折回到阿尔勒。巴黎的政治家满脑子想的都是迫在眉睫的战争，3月，一支6000多人的部队轻而易举地包围并攻下了这座城市，赶走了薄纱派的领头人。这些摩擦激化了矛盾，在整整两年间，该地区的内斗十分严重。3月25日，69名国民卫队士兵在罗讷河港口溺死，这触发了南部农村地区自1789年7月以来规模最大的骚乱。没有人相信，这些士兵的溺死是偶然事件。但是正如关于这件事情的谣传所显示的那样，那些听信了谣传的人认为士兵溺死是反革命阴谋的一部分，是要向那些驱散第二支雅赖斯军营行为的报复行为，报复阿维尼翁监狱的屠杀，报复其他所有“爱国者”的胜利，在这些胜利中，国民卫队的士兵都插了一手。加尔省各处的农民都在竭力把那些嫌疑分子和他们的财产一并清除，就包括那些未宣誓教士和贵族。据报道，仅在这一省，1792年4月就有101起攻击城堡、洗劫城堡里的东西、清除剩下的封建标记和档案的行为。骚乱不只发生在加尔省。在邻近的阿尔代什省，彻底被毁坏的有最臭名昭著的反革命计划的合作者——当特雷格伯爵的财产。到了6月，虽然骚乱渐渐缓和，但是波及的地区延伸到普罗旺斯，又向北蔓延至高地，向东远至上加龙省。这场骚乱引发的后果很难说，但是农民的主要目标是清除封建残余，这说明南部农民已经认为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都要保卫1789年的成果，实际上农民这样做风险很大，如果阿尔勒和阿维尼翁的反动分子取胜，他们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圣神港口的灾难说明一旦对抗阴谋的行动失败，阴谋者便可能获胜。中央政府要么无视分裂的南部地区，要么缺乏向那个地方下达命令的能力，屡受侵扰的农民只得自行决定，确保已经瓦解的旧体制再也无法重建，而即将爆发的战争最能让人相信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在战争开始的数周内，立法议会中大多数人都信心满满、热情洋溢。奥地利的盟军总是不受欢迎，落败是他们必然的命运，革命马上就要正面遭遇它的敌人了。由鲁热·德·利勒于4月25日和26日为在斯特拉斯堡作战的莱茵河军队谱写的战斗歌曲中生动地传达了这种不屑的感觉，利勒是个诗人，时任步兵军官一职。高唱这首歌的法国征服军队将会踏着那些罪恶的鲜血前进。同月，边疆上被处刑的敌人见到了一台新的机器——断头台。1789年12月制宪议会提出设计这样一台机器，初衷是让脑袋“要在一眨眼的工夫掉下来”。但是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一些代表一度投票要求限制死刑，因此以前的那种野蛮行为不能再用了，而需要一种更为可靠、更加人道的技术。1791年，有人设计出了一种砍头机械设备。用这种设备砍头更为迅捷，体现了平等主义，而且如专家所言，砍头变得毫无痛苦。虽然断头台不是吉约坦医生制造出来的，但最初的想法是他提出来的，所以这台新机器被冠以他的名字。第一个丧命于断头台的是一名强盗，他在4月21日被砍头。

仅仅数日后，战争就得到献祭品。不过，那个人不是受雇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的军人，而是一名被自己手下杀害的法国军官。最靠近的敌国疆界是比利时，那里的人仇恨1790年前来占领此地的奥地利人，他们肯定会张开双臂欢迎高扬自由的法国军队。4月28日战争爆发，战火沿着东北疆界缓慢推进。但是法国军队的阵线一开始就被瓦解了，士兵溃不成军，纷纷逃离战场，反而向一名指挥官开枪，他们认为这名军官是叛徒。逃离阵线的部队不在少数，骑兵中的逃兵比例几乎是步兵的两倍，还能依靠的部队犹豫彷徨不敢出兵，他们对自己的侧翼部队心存疑惧。不过运气在法国军队一边，因为奥地利人并没有准备进军，他们在等待和普鲁士一起发起攻击。直到5月21日，普鲁士人才宣战，而到6月底他们终于有了一支能够组织进攻的军队。

同时，第一次失败引起了巴黎的震动，人们相互指责。布里索派(此时是议会和内阁中那些主战派的代名词)失去了理智，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到处寻找替罪羊，他们对这场失败毫无准备，只能怪罪到所有其他人头上。一名温和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说：“在所有地方你都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说国王背叛了我们，将军背叛了我们，没有人是可以信赖的。奥地利委员会被当场抓住，巴黎已经被奥地利人攻陷六周了……我们身处一座马上就要爆发的火山口。”[6]

现在只要有针对叛国行为的新举措，很快就能获得通过。5月18日，巴黎的所有外国人都被监视。5月27日，议会再次讨论未宣誓教士的问题，最后颁布法令，流放所有被20名积极公民谴责的未宣誓教士。5月29日，议会决定解散国王身边1800人的卫队，卫队本来是根据宪政而设立的，人们怀疑这支卫队过于效忠不再受人信任的君主制，取代它的是一支可靠而爱国的国民卫队。国王批准了解散自己的卫队，但是他行动迟缓，反倒让那些本来就对他没有好感的人更加心生疑虑，他们担心国王在酝酿军事政变，因为议会早就决定将驻扎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正规部队派往前线了。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军事大臣塞尔旺提议设立两万多人的国民卫队组成军营，就设在巴黎周围，这次召集来的是一支外省国民卫队。恰逢一年一度的7月14日联盟节，这支外省国民卫队就被称为联盟军。6月8日，召集联盟军的法令获得通过。但是国王对此有更多盘算，两天后，他瞅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时机，意欲分化他的敌人。巴黎国民卫队的军官嫉妒联盟军在这座大都市里的政治地位，组织了所谓的“八千人请愿”活动，反对设立联盟军军营。国王立刻暗示他的大臣们他想要否决新的议案，也要否决关于未宣誓教士的法令。

内阁危机被公开化了。一方面有国王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王后出谋划策，另一方面有塞尔旺和克拉维埃的支持。6月10日，罗兰给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他在批准那些得到议会大多数代表赞成的议案时过于拖沓，还责备国王的行为让整个国家都忐忑不安：“一个怨声载道的民族将会在他们的国王身上看到阴谋分子的同伙和共谋者。”[7]

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允许如此公开地责难自己的内阁，罗兰被革职了。6月13日，塞尔旺和克拉维埃也被罢官。迪穆里埃实际上并不同情被革职的这三位，但国王对他也没多少好感，于是6月15日迪穆里埃也下台了，担任北方军的指挥官。取代这届下台内阁的是来自斐扬派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也有人说是拉法耶特在幕后操控。6月16日拉法耶特从前线给议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雅各宾派是现在所有问题和灾祸的根由，对下台的内阁他鼓掌称快，他认为这届内阁导致了国家的内讧。这一做法导致人们更加相信拉法耶特在幕后操控的说法，使得人们的猜忌愈加显得有理有据，而当他受命担任指挥官时，人们的猜忌更深，认为他是要搞军事政变。那些支持下台内阁的巴黎民众觉得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开始计划一场截然不同的政变，这是自去年夭折的马尔斯校场请愿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众干涉运动。

春季的经济危机再次使民众俱乐部复苏，自去年夏天以来这些俱乐部要么关门大吉，要么在暗地里活动。春天，巴黎的民众俱乐部的数量翻了一番，这些社团和正式的区议会的性质不同，后者只对积极公民开放，到6月，巴黎东部和中部人口密集地区的大部分区域都成立了民众俱乐部。4月15日民众政治起义的动力彻底爆发了，上千人参加庆典，为了那些在1790年南锡叛乱后被监禁的人，很多雅各宾派的首脑人物都到场参加集会。新的领袖也浮现出来，比如自称是“阿那克萨哥拉”的肖梅特，他曾领导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激进派脱离该俱乐部。雅克·鲁是格拉维里耶区一教区的宣誓教士，他的名声建立在号召限价及处死那些囤积商人的煽动言辞上。战争开始的失利让一些区的爱国者十分诧异，他们提高了警觉，起初他们和雅各宾派一样都陶醉在自己的言辞中。整个5月，各区的爱国者都在抨击立法议会，要求获准各区议会的永久会期请求，但是最能让爱国者们团结在一起的就是清洗内阁的要求。为了展现对他们的支持，巴黎东郊各区和科德利埃俱乐部一起计划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国王召回先前的内阁大臣。表面上，示威的时间正值在杜伊勒利宫的花园种植自由之树之际，次日便是网球场宣言的周年纪念日，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正如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里写的那样：“明天会有一场骚乱。”[8]

6月20日上午，有一两支起义队伍从巴黎的西边会聚到杜伊勒利宫门口，黑压压一片，令人恐惧。当起义者拖着大炮走上宏伟的楼梯，准备向国王的寝宫进发的时候，宫殿的守卫并没有阻止他们。起义者开始喊口号，称自己是“无套裤汉”，是没有好衣服穿的普通爱国者，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吓退暴君。他们发现只有国王一人在那里，长达两小时的时间里，起义者都在威胁他，要国王召回内阁。可是路易十六第一次表现出惊人的勇气，这倒给他阴郁的生活和统治平添了一抹色彩。他拒不服从，宣称效忠宪政。国王甚至借来了一顶时下流行的新式自由之帽戴在头上，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干了一杯。最后佩蒂翁从市政厅赶来，劝说起义者赶紧解散，各自回家，但是毫无效果。

简单来说，6月20日的起义以失败告终。国王保住了他的内阁，而当进攻杜伊勒利宫的消息传到外地，人们纷纷对国王一家深表同情。很多外省提请国民议会处罚那些起义者，有些省的请愿书甚至征得了上千人的签名。国王公开责备佩蒂翁，说他没有履行市长的职责，没能阻止示威游行，巴黎抓住机会，将其革职。拉法耶特也瞅准了机会，加紧了攻击激进分子的势头，6月28日他来到巴黎，敦促国民卫队聚集在王宫周围。但是这些行动都没能吓退那些发起组织6月20日示威的人，反倒更坚定了他们再来一次的信念。实际上，6月23日他们就已经尝试过了，那天他们带着一份请愿书，要求国王退位。但是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动员起民众力量，所以要求并未达成。然而，这足以让他们更加努力，而佩蒂翁的离职又给了爱国者们再次团结的新借口。此外，议会对拉法耶特的态度很冷淡，这让爱国者们更有信心了。拉法耶特不仅遭到民众的诟病，被认为在战时擅离职守，而且也遭到王室的指斥，他只得绝望地回到前线。杜伊勒利宫和内阁都在积极准备，蓄势待发。各种势力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个关键的对峙时刻。6月20日的起义及其教训都预示着下一场起义的规模和形式。从这点来看，美国大使的说法是对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这一点上，我想宪政已然是在垂死挣扎了。”

各项周年纪念活动渐渐成了革命日程的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已经迫在眉睫，那就是7月14日纪念攻占巴士底狱。虽然国王否决了塞尔旺关于建立两万联盟军军营的提议，但是按照惯例，在马尔斯校场举行游行的计划仍在筹备中，全国各地的国民卫队陆续来到巴黎。闻听6月20日起义的消息，布雷斯特和马赛这些爱国者的地区就决定增派他们的部队，因此诸如军营这样的建制无论如何都是要设立的。7月5日立法议会在一系列讨论后，宣布国家处在危机中，这一做法无疑更加推动了整个爱国运动的大潮。一旦宣布国家处于危机中，那么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将进入永久会期的状态，而且也有权从它们各自的国民卫队中调派志愿军，和陆军一起开赴前线作战。所以在7月5日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人们就要求立法议会颁布永久会期的法令，结果7月14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盟军都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巴黎。马赛的志愿军直到7月30日才赶到巴黎，一路上都在高唱鲁热·德·利勒谱写的战斗歌曲，因此这首歌自诞生之日就有了《马赛曲》这个名字。整个7月，巴黎云集了来自各省的爱国者，他们高举长矛，雅各宾派和各民众社团千方百计地想要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早在7月11日联盟军的代表团已经在敦促议会控告拉法耶特，废除国王的否决票，召回佩蒂翁。两天后佩蒂翁复职，这是对14日所表达的一个善意的姿态。14日当天的节庆活动本身也比以往规模更大、更加壮观，国王不断强调自己要再做宣誓。但是，正如一名温和的雅各宾派所看到的“看上去很不错，但是他绝没有一颗爱国者的心”[9]，爱国者现在肆无忌惮地谈论着攻打杜伊勒利宫，就好像攻占巴士底狱一样，他们想要建立共和国。

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宫廷再无还手余地。在某些场合下，爱国者劝阻新来的联盟军，不要对宫廷发动准备不充分的攻击。为了确保胜利，还必须依靠无套裤汉的力量，如果各区的区议会能够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但是这是非法的。尽管如此，7月21日法兰西剧场区投票，还是决定不再理会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分，领导这次投票的是来自塞纳河南岸最足智多谋的政治领袖丹东。在两周时间里，另有六个区追随了法兰西剧场区，到8月初，参加区议会的人数陡然上升。7月25日区议会获准进入永久会期，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同联盟军合作，并成立了中央委员会。雅各宾俱乐部现在也公开了他们要起义推翻君主制的计划。甚至连最谨慎的罗伯斯庇尔也在7月29日站出来，高呼采取直接行动，他放弃了宪政捍卫者的身份，而在此前捍卫宪政一直是他的口号。敌军跨过东北边界的消息传来，陡然增加了人们的危机感。7月25日反法联盟军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签署了一份宣言，恫吓巴黎居民，说罗马皇帝和普鲁士君主的战争就是为了结束法国国内的骚乱，终结对君权和教权的攻击。他们想要解放王室一家，重建国王的“合法性”权威。他们会对那些不抵抗盟军的人给予保护。宣言明确警告巴黎人不要对杜伊勒利宫里的人采取任何行动，呼吁在首都的所有人都要对国王的安全负责，如果国王的安全受到侵害，那么这座城市将会受到惩戒性的且令人难忘的报复。这些威胁的消息在7月28日传到巴黎，反而助推了立法议会批准把武器分配给所有的公民，不论是积极公民还是其他公民，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保卫祖国。于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国民卫队，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至今还支配着巴黎各个组织机构的慎重的有产公民。巴黎各区纷纷请愿，要求国王马上退位。8月3日佩蒂翁代表48个区，也向议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一些区旋即撤回了这份请愿。8月6日，聚集于马尔斯校场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的所有人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而在外省一些主要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请求。最后，8月9日立法议会在听取了关于拉法耶特决定放弃指挥官一职的报告后，同意讨论国王退位的问题。

但是，事态渐渐超出了代表们的控制，因为民众警告的就是那些想要从6月20日失败的起义中获益的人，即那些被解雇的大臣及其在布里索派中的支持者，还有来自吉伦特的能言善辩的代表。这伙人希望利用民众的不满，迫使国王让他们重新掌权。他们并不想要一场运动，彻底推翻国王。但是当波尔多的代表韦尼奥、加代和让索纳给国王施压，要求他在“革命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中任命内阁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答复，他们的举动只能招致巴黎各区及其同伴雅各宾派的怀疑，所以行动一旦爆发，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既反对立法议会，也反对王权的革命。

8月8日，立法议会的代表拒绝指控拉法耶特，这成为最后的导火索。8月9日，人们还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黜国王，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做这样的决定。这一天爱国者和王室都在为等待已久的角逐做准备，而立法议会只是绝望地在一旁观望。号召起义的警钟响起了，1789年以来的数次重大事件中，这种声音就一直回**在人们的耳畔。8月10日凌晨，巴黎各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开始夺权。他们象征性地选中了佩蒂翁，宣称自己代表的是一个起义公社，下令联盟军和刚刚完成民主化的首都国民卫队进攻杜伊勒利宫。当这些力量在上午9点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国王和他的家人已经穿过马路，逃往立法议会，他们觉得在那里更安全。大约900名装备精良的瑞士守军还驻守在杜伊勒利宫，此外有一两百名廷臣和官员，以及2000名国民卫队的士兵，但这些国民卫队的士兵马上倒戈，投靠了公社，而公社有两万多名士兵。先开枪的是瑞士士兵，一小时后公社力量占据上风。瑞士士兵的行为显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等他们开始撤退的时候，立即遭到那些没有武器的旁观者的攻击和追捕，这些人手持尖刀长矛，举着小斧头，不顾一切地冲向瑞士士兵，将他们砍死，撕碎他们的制服，做成纪念品。大约有600名瑞士士兵丧命，另外一些士兵在围攻结束后被关押到安全地区。而进攻者牺牲人数不到300名，其中联盟军90人，其余则为小店主、小商人和技工，这些人多为1789年之后各类事件及6月20日起义中的名人。8月10日的行动是大革命爆发以来冲突最为严重的一天，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天。

虽然国王和他的家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他的权威和他的宫殿一样已不复存在。巴黎的民众疯狂地摧毁一切带有王权痕迹的符号和图像，也更换掉一切带有“王”字的诫命。立法议会宣布暂停君主政体，由国民公会来决定未来的政府形式。韦尼奥的几次努力只不过暂时阻止了废除君主制。在严密的监控下，国王被转移到唐普勒堡(这是一座位于巴黎东北郊区的中世纪城堡)关押起来，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再坐上龙椅，除非有外国势力的介入。

权力并没有落在议会手中，掌权的是新成立的巴黎公社。议会好像已经听命于公社的摆布，比如在任命新一届内阁这件事上就是如此。6月13日下台的三人现在全部复职，尽管他们和现在立场不太明朗的布里索派有瓜葛，名声不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任命丹东为新的司法大臣，从1789年以来他的名声全是靠在巴黎各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参加投票任命丹东的议会代表不到300人。在前几周，立法议会的大部分代表都走掉了，而剩下的代表不仅人数少，且基本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只能听从巴黎公社摆布，虽然想反抗，得到的却是不屑一顾。

公社最想要的就是报复，报复那些怂恿国王的人，那些在8月10日革命前后抵制民愿的人，以及一直受到国王庇护的未宣誓教士。他们还要报复拉法耶特，他是马尔斯校场的屠夫，以后也很有可能是个军事独裁者，但是拉法耶特逃脱了。8月17日他预谋带领军队向巴黎进军，那一天内阁决定解除其职位。后来拉法耶特跨过了普鲁士的国界，向敌军投降。即便如此，他在普鲁士的大牢里待了整整5年。8月17日当天，当局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政治犯，比如那些存活下来的杜伊勒利宫的守卫。这个法庭行动迟缓，8月21日，断头台得到了第一个牺牲品。从8月19日到8月26日，立法议会讨论针对未宣誓教士的解决办法，很多地方机构早已行动起来，方式各异。最后议会规定所有未宣誓的教士要在两周内离开法国，不然就要被流放到圭亚那。但是人们对神职人员没有丝毫的信任，所以那些本不需要宣誓的未领圣俸的教士也在6名公民的谴责下被流放。怀疑是这些日子的主调，8月11日以后，前往逮捕教士的是无套裤汉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如果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离开首都，而要得到通行证，必须得到由各区的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爱国公民证书。当听说普鲁士的铁骑已经踏上法国领土的时候，这种偏执狂热的氛围变得更加强烈。隆维沦陷的消息于8月26日传到巴黎，这个地方几乎没有抵抗就沦陷了，这更让人觉得到处都有叛国者。在这几周里，丹东渐渐成了内阁里的主脑，他的办法就是要对巴黎的居民来一次大搜捕，搜捕藏匿的武器和嫌疑犯，这即是所谓的“挨家挨户搜查”，仅8月30日和31日两天就逮捕了3000多人。这让巴黎的各个监狱人满为患，人们当然相信被关押的犯人中有不少是叛国者。

8月10日以后，马拉这位自命为人民之友的人终于如愿以偿了。因为之前他的观念太极端、太血腥，很少有人支持他。他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屠杀，杀掉那些关在监狱里的嫌疑犯，还有一些大臣和代表。巴黎不少在公社的代表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还对8月17日设立的法庭的拖拉作风表示不满。为了回应隆维沦陷，丹东呼吁从首都派出3万志愿军赶赴前线，很多无套裤汉似乎要准备动身，但是他们不愿离开家人，担心监狱里的反革命分子发生暴动。8月30日，议会想要动摇公社的控制，颁布法令准备开始巴黎的选举，无套裤汉们的心里更加不安了。布里索和他的同僚的意图昭然若揭，罗伯斯庇尔也开始称呼他们是“吉伦特派”，这让那些将公社视为国家救世主的人恼羞成怒。公社拒绝解散，听取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里的提议，准备逮捕一大群敌对的代表和大臣。公社将马拉召入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狱事务，这一举动太有挑衅意味了。丹东出面干涉，才阻止了公社的逮捕行动，也拯救了一些人的性命，如果这些人在9月2日入狱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成为“九月屠杀”的牺牲者。

前线失利的消息成为进一步行动的助推器。继隆维之后，凡尔登也很快落入普鲁士军队之手。9月2日敌军越过凡尔登的消息传来，通往巴黎的道路已经敞开。丹东在他最著名的讲演中号召爱国者别再有所顾忌：“要拯救国家，我们就要大胆，再大胆，还要更大胆。”但是巴黎的主导情绪是恐慌。这天下午，一群狱犯从市政厅被送往阿贝义监狱，途中被无套裤汉劫持攻击，其中有17名狱犯被砍死。不久之后，设在老卡尔默修道院的临时监狱也遭到了攻击，那里的屠杀更为惨烈，大部分狱犯都被送到一个私设的模拟法庭。临近傍晚时分，公社插手了，但也只是配合屠杀者，并没有阻止他们。次日，公社往外省的主要中心城市送达了一份传单，暗示他们要以巴黎人为榜样。那时巴黎只有两座监狱没有遭到攻击。民众设立特别法庭，宣称要施行人民的正义，复仇的矛头指向所有那些背负反革命罪名的人。每一次宣判无罪，都会引来在场民众的欢呼雀跃，无罪释放的人不在少数。尽管如此，巴黎监狱里还是有大约一半的狱犯被屠杀。屠杀从9月2日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7日，被屠杀的狱犯大概在1100~1400人之间，大部分受害者根本不是什么危险的政治犯，其中包括存活下来的杜伊勒利宫的瑞士守军、200多名教士，还有不少是旧制度下的显贵人物，比如前任外交大臣蒙穆兰、臭名昭著的王后的爱慕者德·朗巴勒亲王。45名政治犯于9月9日在凡尔赛遭到屠杀，德莱萨尔也在其中。但是死掉的很多人只是普通的罪犯，如果说他们和颠覆性活动有关的话，也顶多是伪造指券者。然而猜忌滋生了亲信，伤风败俗的社会难道会和这些监狱里的阴谋分子没有一点瓜葛吗？执行屠杀的都是些普通的巴黎商人和群众，他们的确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而且是有好处的。公社也是这样认为的，通过投票，还决定付给这些屠杀者报酬。但是一个月内接连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足以让那些亲历者心惊胆寒，各种屠杀的可怕细节传遍了整个欧洲，立法议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都没有人想要公开称颂发生的一切。但是以布里索为首的一派和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另一派，双方之间很快就开始相互指责，都将责任推卸到对方身上，或者指控对方和屠杀者串通一气，这样的指控及反击来回持续了一年多。“九月屠杀者”成了政治骂名的标准术语。而害怕重演同样惨剧的心态在此后数月间一直萦回在法国人的政治生活中。

但是这次清洗肯定让无套裤汉放心了，家人已经没有了威胁了，巴黎人开始报名参加志愿军，他们成群结队地出发，迎战普鲁士军队。9月之后的几周里，报名参军的人数超过两万。9月9日一名英国官员说：“参军人数十分庞大，虽然他们还称不上是军队……报名还在继续……今天我听说还有很多人来报名，或者直接奔赴沙隆，难以置信。底层民众的积极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10]这名英国官员很肯定地说“这些志愿者参军，只会给正规军带来麻烦”，但是“我也情不自禁地认为……布伦瑞克公爵应该尽快来巴黎看看”。在这段评述里，我们已发现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朦胧觉醒，那就是18世纪战争的正规模式不是不可改变的。10天后正面的证据就出现了。9月20日在瓦尔密，就在沙隆西面，法国军队发起了最后的全力抵抗。克勒曼和迪穆里埃手下的士兵要多于普鲁士军队的人数。虽然他们的枪支很少，但却是优质的武器，而且手握枪支的都是大革命前就读于射击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所以在枪法方面，他们远胜于敌军，这一优势贯穿于整场战争。法国士兵高呼着国家万岁，向前冲锋。他们斗志高昂、意志坚决，几十年来在欧洲战场上从未见过，法国士兵就这样阻止了入侵者的铁骑。歌德目睹了这一切，他是被魏玛公爵带来的，想要活跃行军中的气氛。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在惊愕而沮丧的普鲁士军营里，歌德鼓励这些入侵的战士，说：“此时此地，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新纪元诞生之初你便在场，值得夸耀。”但在听者耳里这更像是约伯的安慰之词。

实际上，普鲁士人很快开始了和谈。迪穆里埃从来不相信普鲁士人会忠于奥地利同盟，他提出条件，弗里德里克·威廉国王当时就答应了，大革命的战争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结束。但是就在瓦尔密战役的当天，在巴黎召开了国民公会，国民公会的第一个举动便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消息传来，普鲁士人立马中断谈判。

召开国民公会的想法在8月10日革命前就出现了。巴黎各区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分子在整个7月一直说需要一部新宪法，因此8月10日下午立法议会没有别的选择，只得“邀请”法国人民组建公会，“以确保人民主权以及自由和平等的统治”。第二天，立法议会颁布法令，规定新的议会的选举施行男性公民的普选，公民之间没有区别，只有仆人和失业的人没有投票权。但是至少立法议会抵制了各区的要求，后者呼吁直接选举，废除两级复选制度。罗伯斯庇尔再次提出执行自我否决的规定，立法议会觉得这样做会让罗伯斯庇尔当选，而所有的现任议会代表都将无法进入国民公会，因此否决了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初级选举于8月27日开始，第二轮的选举于9月2日开始，这时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在600万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参与了初级选举的投票。不少外省接收到的关于8月10日及此后巴黎发生的事情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得不到证实的，所以在当选的749名代表中有不少于200人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对选民来说这些人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了，其中就包括布里索和他的同僚以及来自吉伦特的最杰出的口才家。此外还有83人是前制宪议会代表，这是他们第二次登上国家舞台，包括奥尔良(他颇为骄傲地炫耀自己新取的一个共和国名字：菲利普·平等)、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这三位都是由巴黎选出的代表。丹东的当选是意料之中的，尽管他因此不能再担任司法大臣一职。在报界的名气同样会让马拉和克洛兹当选。托马斯·潘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利的当选说明法国已经接受了外国友人。从社会构成上说，与先前的立法议会一样，律师、自由职业者和有产者在国民公会中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大商人、贵族和教士比以前少很多，但在国民代表中出现了不少各色各样的技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年轻的议会，三分之二的代表年纪不到45岁。总之，因为国王的顽固且奸诈的行为，这些人会聚到国民公会里，自1791年初以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已经在国家以及地方的各个层面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毫无疑问，国民公会会废黜国王。8月10日以后，在杜伊勒利宫里发现的文件也只能加深人们对国王叛逆行为的怀疑。无论如何，巴黎明确提出要建立共和国，所以9月21日为新宪法打下了基石，法国的君主制被取缔了。一年以后颁布了新的革命历法后，1792年9月22日被看作共和元年的第一天。但是废黜君主制是一回事，而如何处置路易十六是另一回事。1792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讨论如何处置国王。

什么也不做，这个想法对布里索和吉伦特派来说很有吸引力，把国王作为人质，以防今后有不测发生。布里索和吉伦特派因为在8月10日前两周内说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而被怀疑这样做是在为将来复辟君主制作准备。巴黎公社以及巴黎的代表都坐在左侧较高的席位上，成为所谓山岳派的核心，他们决定扼杀这个计划。10月1日巴黎公社的监察委员会宣称他们掌握了证据，一些代表付给垮台的君主制的合作者钱财，他们决定将这些人送上审判庭。为了调查此事，专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11月，他们在杜伊勒利宫发现一个铁柜，证据确凿，因为铁柜里存有更多的罪证。根据宪政，国王本不可侵犯，而现在却要有理有据地被审判，或者至少要接受某个法庭的判决，这成了一个两难的法律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山岳派代表开始登台辩论，11月13日来自埃纳河省的年轻代表圣茹斯特第一次发言，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只是无名之辈，但是他的发言成了山岳派的核心论点。这个观点认为暴君已经被审判过了，在8月10日那天就被人民判处有罪，现在需要的只是惩罚。已有人指控罗伯斯庇尔怀有独揽大权的野心，12月3日他登上讲台称：

路易不能被审判，因为他已经被判决过了。他是有罪的，除非共和国有罪。有人提议路易十六一定要审判，不用在乎手段。这是倒退，退回到立宪专制去了。这是反革命的想法，因为这就把革命推上了被告席。总之，如果路易还能被审判，就有可能无罪释放，他可能是无辜的。或者说在被判处有罪之前他都被看成是无罪的。但是如果路易被无罪释放，如果结果是路易是无辜的，那革命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11]

然而大多数代表都接受过正式的法律训练，如果不进行审讯，他们是不愿意谴责任何人的。从这年春天开始，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分道扬镳，罗伯斯庇尔建议在主权人民代表，即国民公会面前审判路易十六，得到了一致的赞成。12月11日路易十六被从唐普勒堡带出来，走过一条寂静而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是赶来旁听指控的民众。指控的罪名涉及从三级会议召开以来路易十六的全部行为。但是如果代表们想要胁迫他，他们会感到失望的。路易十六深思熟虑，举止落落大方，时而回避听到的指控，时而否认，有时干脆说这都是谎言，最后路易十六要求一名辩护律师。正像6月20日那样，国王面对逆境的坦然而坚决的态度给旁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让那些想要砍掉他脑袋的人有点恐慌，而让那些想要救他性命的人增加了勇气。

审判的那一天，代表们很不情愿地给“路易·卡佩”配了一名辩护律师。12月26日他们听取了雷蒙·德·塞兹的辩护陈词，这是另一名颇具口才的波尔多人，他是吉伦特派代表中的重要人物，名声不小。塞兹将他的委托人描述成环境的受害者，并非彻头彻尾的暴君。他说他的委托人是一名给予民众所要求的一切的君主，包括自由本身。最后国王再次重申他无意也无心让他的臣民流血伤亡。很多人似乎被打动了，但是即使国王也很清楚，罗伯斯庇尔有充分的理由宣称判决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只能是适当的惩处，是否能复审、能够缓刑。当国王被护送离开议会厅之后，这个问题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吉伦特派依然坚持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判决，都应由全民公决来批准，即所谓“诉诸民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交锋十分激烈。没有人怀疑吉伦特派想要外省来拒绝国王的死刑，而这一点正是巴黎人想要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实现。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很难想象如何避免内战。最后这些担心被证明毫无必要。唱票最后于1793年1月15日开始，在国王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异议，693名代表投票国王有罪，没有人投票支持无罪释放。在是否诉诸全民公决这个问题上，国民公会内部的政治分歧开始凸显：283名代表投票支持全民公决，而424名代表反对。也就是说在次日决定国王的生死问题上，代表们的判决将是最终判决。这一次唱票一直持续到午夜，因为代表们都要对自己的投票给出解释或理由。其间有可怕的谣言，如果作出的判决不是死刑，那么无套裤汉将会冲上街头，进攻唐普勒堡，屠杀关押的犯人，更不要提公会本身了。可能出于此种担心，某些投票者动摇了。即便如此，投票迟迟没有结果，这让人愈感不适。根据官方的统计，有288人投票反对死刑，支持某种形式的监禁；支持死刑的人中有72人赞成缓刑；但是多数代表，即有361人赞成执行死刑。1月17日他们向路易十六宣布了这一结果。

仍有一些代表想要拯救国王。当宣布死刑的时候，国王的辩护律师发布了一项通告全国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瞬间让局面变得十分混乱。但是民众扮演着君王的角色，他们享有宽恕的特权，1月18日有人提出缓刑。又一场喧嚣的争论开始了，最后以全体唱票而达到**。这一次有310名代表投票反对死刑，但是依旧有380名代表支持死刑。在此之后就没有再拖延了。1793年1月21日是星期一，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执刑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协和广场，就在他祖父凯旋的塑像脚下。他最后一次表达自己是无辜的，但是被隆隆的鼓声盖过。

共和革命从瓦楞事件就已经开始了，而自8月10日之后逐渐激进，最后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旧制度的摧毁是彻底的、全面的、不可挽回的。弑君意味着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头脑清醒的只有少数人，他们明白当投票赞成处决国王的时候，战火已然平息，整个波旁王朝也早已土崩瓦解，因而处决路易十六并不意味着胜利，而是一种挑战。处决国王让无套裤汉们心满意足，但是就整个欧洲来说，却为革命带来了更多的敌人，盟友的阵营更加显得势单力薄，在法国本土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处决国王的行为让那些已经成为革命敌人的人力量倍增，他们有了新的借口。路易十六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血让那些质疑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和大革命方向的人也开始抗拒，所以各种力量在1793年开始挑战它的时候，这个背负了弑君罪名的共和国几乎是理屈词穷。

[1]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在闭幕前颁布的大赦令。——译者注

[2]　J. M.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38, p. 146.

[3]　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 p. 30.

[4]　J. M. Thompson, French Revolution Documents, Oxford, 1933, p. 161.

[5]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p. 33.

[6]　Ruault, Gazette, 284 (24 May 1792).

[7]　Thompson, Documents, p. 177.

[8]　Edited by B. C. Davenport,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Gouverneur Morris 1752-1816, Volume 2, London, 1939, ii. p. 453.

[9]　Ruault, Gazette, p. 295 (17 July 1792).

[10]　Despatches of Gower, p. 238.

[11]　H. Morses Stephens, The Principal Speeches of the Statesmen and Orato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Volume 2, Oxford, 1892, ii. p. 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