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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他罗长子知道，我们自己去么！”毛泽东朝我挤挤眼，像个淘气的小孩子。说实话，当时我真想答应他。因为我了解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是太想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样上街逛马路，去小摊上吃一碗豆腐脑，跟老爷子开心地聊上那么一会儿。

可我绝对不能那么做。

于是，还是报告了罗瑞卿部长——对这，我必须服从罗瑞卿，而不是毛泽东本人。

拦是拦不住的。罗部长他们提出，可以出去走走，但必须戴上口罩。

于是，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刘惠农、杨奇清等领导同志加上我和几名卫士，陪着戴口罩的毛泽东，拾级登上了龟山蛇山。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春节，游公园的人非常多。我们这一群一二十个人，无论怎样把毛泽东拥簇在中间，可毕竟异常显眼。在登上黄鹤楼时，正当毛泽东扶栏回顾，兴致无限地俯视江城美景时，从我腋下溜过几位小学生。俗话说人小眼尖。这几个小学生在离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几米远处，用好奇和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位“戴口罩”的大个子。恰巧，毛泽东的目光移到了小学生处。

“毛主席？！”有个小朋友惊奇地叫了一声。

这一叫不要紧，偏偏毛泽东又朝小朋友们点点头。这下可热闹了，几个小学生像沸油锅里溅进的几滴水，一下咋呼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啦——！”

霎时，这喜讯犹如长了翅膀，传遍黄鹤楼四周，传遍江城三镇的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黄鹤楼涌来。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欢呼声，把整个江城两岸给沸腾了。我站在黄鹤楼往下走的石级上，抬头举目，脸马上变了颜色：这一次的人可比昆明湖的人不知多多少倍！再说，这里又不比北京，是在毛泽东外巡期间，对一个曾经是国民党伪政权盘踞过的江城，其敌情、社情、地形交通我们都极为陌生。一旦发生意外可是干瞪眼啊！

我不由把目光投向“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将军，真是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谁知久经沙场的罗瑞卿部长此时的脸色紧张得丝毫不亚于我。

“快，快把主席围住！”他朝我大声吼道。

于是，我们几名卫士和当地的警卫人员迅速挽臂将毛泽东围住。

可是，我们几个人哪顶得住像泰山压顶般拥来的人潮呀！

“来来，我们再围一圈！”一看不对劲，杨尚昆、李先念、罗瑞卿、王任重、杨奇清等几位领导也顾不得自己的形象了，学着我们的样子，手拉着手，背靠着人群，双脚死劲地蹬着地，在我们的圈子外面又拉了一圈。他们喊着，叫着，用自己的职务劝说、命令群众不要拥，不要挤，可群众像根本听不到似的，或者说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要看毛泽东，想跟大救星握握手，说句话。

“这样不行，得想法跟市里联系，派部队，派公安局的同志来帮助呀！”

“可怎么出得去呀？”

我听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急促地商讨着。是啊，谁能出得去呢？李先念、王任重都是当地省、市的领导，此时想从省里、市里调人也没法子。那时要像现在有个对讲机什么的就好了。可真要是部队和公安人员来了，面对这种场面又能怎样呢？

别无办法，只能顺其自然吧！

虽然当时只能如此，但我们依然想的是尽快让毛泽东安全脱离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黄鹤楼。因为这里目标太大，四周开阔地又宽，不出一小时，会有十几万、上百万人拥来，那时情况就会更复杂了。围观的群众他们想的是希望看一眼毛泽东，而不太会注意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前面能看得到毛泽东的人希望能跟自己的大救星多待些时间，而后面没能目睹领袖风采的人更着急，会拼命朝里拥，谁能保证不出事？

“卫士长，不行……不行啦！”卫士赵鹤桐气喘喘地对我说。

我想问他怎么啦，可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我只好晃晃拳头，示意他坚持。

“水……铁壳水瓶都挤扁了！”小赵告诉我。

“就是人……挤扁了，也要……保卫好毛主席！”我拉着冒火的嗓门，终于朝他及其他卫士喊了一声。

不知挤出了多少汗，我只觉得再过一会儿自己的脑壳就要炸了！

怎么办呢？“罗部长，我们想法向江边动，这儿距江边最近。”我请示罗瑞卿，他连连点点头。

于是，我们全体护卫毛泽东的人，一边喊着一边一步步地向江边挪动。

人实在是太多了，任凭我们使多大劲，也动弹不了几步路。眼看我们全要垮了，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等领导急眼了，铁青着脸朝群众大声喊了起来：“不要再挤了，不要再挤了！”“我们要为毛主席的安全考虑！”

“大家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来，让毛主席走好不好？”罗瑞卿这样喊着。

不知怎的，你挤我拥的群众突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竟然自觉地从针插不进的人海之中闪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就这样从从容容，毫没受什么挤压地离开了黄鹤楼，走到江边，上到船上！

我哭了，卫士和警卫战士都哭了。想不到群众是这样的自觉行动！我真想跪下双膝向他们磕几个头。

毛泽东一登上船，便摘去了脸上的口罩，回身向群众招手致意。

很长时间，岸头的群众如大海一般起伏，掌声、欢呼声直冲九天云霄。我看到许多人又喊又叫又跳，那种狂喜之态简直无法形容。

我们的船开了，岸头的人潮就随着我们的船一起流动，站在江中观看这壮丽的场面，没有不被感动的。

毛泽东终于安全到达了住处，可负责保卫的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同志坐不住了，深感不安地来向毛泽东作检查，说自己失职，没有把保卫工作做好。事后还郑重其事地向中央政治局作检查。

毛泽东呢？他对此毫不介意，在罗、杨检查时还仿佛迷恋在黄鹤楼时的情景中，乐呵个不停，丝毫没有责怪他的“大警卫员”，只是幽默地说了一句话，“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呀！”

这颐和园和黄鹤楼的一惊一乍不要紧，毛泽东却从此再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了。为了确保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了加强对他安全保卫的几条新措施。

开会回来，毛泽东对我说：“罗长子又在我的脚上绑了一根绳子。这样不好么，让我跟群众隔开不好么。”看得出，他是不高兴这种做法的，可又无可奈何，因为黄鹤楼一事对他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我听后倒是很高兴。能让毛泽东安全，这是我这个卫士长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后来我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些。毛泽东是个很好动的人，而且他的思维异常活跃，除了他工作开会之外，他随时随地想到的是到下面去，到群众中了解情况。虽然在他身边有好几个秘书，上百个警卫人员，中央每天有专人给他送来来自各地、各部门传送的文件、材料，和一些群众来信，可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都是“第二手材料”。他是个十分重视第一手材料的领袖，他教导别人“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应该亲口尝一尝”，自己首先是这样做的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时时刻刻关心着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疾苦，他是党主席，国家主席，基层的党员情况，工厂、农村的工作到底啥样，他都想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知道他这个脾气，便不断地给他送来材料，可这些材料送得越多，毛泽东便越想亲自到下面去看一看，听一听，然而，他没有自由，他不能随便走，就是出中南海，也必须经中央批准。他渐渐开始不满，甚至有些气愤。

“他们是想让我当关在皇宫里的皇帝爷么，我不干，我不要他们把我的手脚捆住，不到下面亲自走一走，听一听，我怎么能知道下面到底是个啥样？”

“材料，光靠材料能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吗？”

“如今会送材料的人多着呢！他们给你送的材料，专报好的，坏的是不报的！”

毛泽东经常当着我们的面，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可在这一点上，中央并不怎么让步。而且理由十分充足：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党以及整个国家的大事。

作为卫士长，我非常理解中央的精神，但同时我又非常同情毛泽东。

跟他时间久了，对他想说想做的事基本上能摸个八九不离十。我了解毛泽东，他来自韶山冲的农民家庭，所以他时刻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精力全部倾注在民族解放事业上，对打仗、对同蒋介石斗争，他是那样地运筹帷幄，那样地稳操胜券。可搞社会主义，搞工农业生产，我看得出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是个全新课题，对毛泽东而言同样也是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因此，越是处于这样的地位，他越想了解自己制定的方针政策到底有多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有多少还没有考虑到或是偏离的，人民群众对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有多少是满意的，又有多少是不满意的，他统统想知道。

“我是人民选的主席，办好人民的事，我心里才踏实。”毛泽东不止一次对我这样申述他的心头话。

从黄鹤楼出现的意外后，毛泽东想“动一动”就不是那么随心所欲了。下去是可以的，但必须是先要报中央批准——当然一般都是能批准的。但这种情况就不那么自然和客观了。

先说对毛泽东的保护吧，每次出去，就必须先由公安部门通知沿途各单位进行严格的一丝不漏的检查，然后便是精心的布置，譬如估计毛泽东要同什么人谈话，或者聊几句，于是就百里挑一地事先“培养”好几个。如果时间允许，有关部门还要求“彩排”，以保证绝无差错。有关部门知道毛泽东随意性很大，于是就得事先安排好几种方案，以应付需要。

于是，毛泽东的每一次到基层的巡视、考察、参观、座谈……便成为有关部门们“导演”的一出出戏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毛泽东下基层了解第一手情况的本意就在这样的精心安排下，很大程度上都变了样，走了调。

现在我想，人们议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难道与这些情况和做法没有一点相关的因素吗？

在警卫方面自然更是要求万无一失了。前面警车开道，后面重兵保驾，四周还有便衣警戒，卫士和警卫前呼后拥……那时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先进的警备器械，漂亮的防暴防弹轿车，所以只好多派出些人了。于是，毛泽东每到一处，要真正见的群众、干部倒没有几个人，而警卫、安全人员却是一卡车一卡车的。

这种情况，毛泽东不是察觉不到，而是没有办法。久而久之，他慢慢也习惯了，这毕竟比在中南海要好多了。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可悲之处，大人物也有大人物的可悲之处。毛泽东的一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我看来，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活得自由自在，便是他的一大可悲之处。

虽说我是他的卫士长，在权力上无法与毛泽东相论比，但平时，我有比他多得多的自由权利。我随毛泽东进中南海后，家就安在与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仅前后院之隔。平时，毛泽东是不能出这丰泽园的后墙的，而我却不一样。走进红墙我是毛泽东的卫士长，站得有站相，坐得有坐相，可出了丰泽园、回到自己的家，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爱到大街上遛个弯，爱到小摊喝碗棒子粥，啥都可以，而这一切，毛泽东是无法与我相比的。他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会得到。

有一个星期一，我到毛泽东房间。他见我后，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很随便地问我星期天都回家干些什么？我说带着小韩——我的爱人一起去看地坛庙会。

毛泽东一听两眼顿时露出十分羡慕的目光，说：“那可一定是很热闹的呀。什么放风筝，卖糖葫芦喽，耍把戏的，要是我去，一定尝一碗大碗茶，北京的大碗茶很有名哩！我第一次喝它还是李大钊先生告诉我的，要到前门才能喝得到正经大碗茶。”

“唉——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二三十年。”毛泽东半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声，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口袋里揣上几个铜板，一个人哼着小调，去店铺喝上一碗大碗茶该有多好么！”

听了毛泽东的感慨，我心头好一阵激动。我真想说：“主席，我带您去前门喝大碗茶。”可我始终没有说出口，铁的纪律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不由自已地为领袖连随随便便上街遛一趟，喝一碗大碗茶的自由都不能得到而深深感到……我不知道怎样用言词来宽慰毛泽东。

“银桥，你还记得那次在黄河边我们一起到农村搞调查的事吗？”许久，毛泽东缓缓地问我。

“记得，主席。那次您带我转了十几个村子，走了十几天时间，收获很大。”这样的事，我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是在转战陕北的时候，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单独让我跟着他到农村调查，回来后让我写《旅行记》的那次。

“收获是很大呀，那时我出去可以随随便便地到老乡家，跟他们一起住窑洞，上炕头，在地里撒粪土……那时有多好哇。”

是啊，那时确实值得我永远的回忆。

那时胡宗南部队在毛泽东指挥的我军沉重打击下，已开始无力向我们发**威了。部队到达黄河边的神泉堡后，借战事间隙，毛泽东跟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打过招呼后，便带着我及一个警卫班开始了一次农村社会调查。那是一次十分愉快和轻松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完全不像以后外出时那种前呼后拥的样子。在陕北解放区，有不少人是亲眼见过毛泽东的，而大多数人则是从画像上见过他。解放区的治安也十分好，群众觉悟也高，我们给毛泽东当警卫也就用不着那么紧张了。

毛泽东走东村，跑西寨，就像小时候在韶山冲的田埂上走一样，非常随便，他每到一处，就跟老乡一起推碾子，唠家常。

一次，毛泽东与老乡在一起，在一个粪堆旁，用手捏着粪肥。毛泽东问老乡：“你们往常都给地里施些什么肥呀？”

一个老乡说：“主要是上粪肥，有时，也上些草肥。”

毛泽东又问：“够不够庄稼生长呢？”

老乡说不怎么够。于是，毛泽东便转身指指窑洞，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得黑油油的，这可是很好的肥料，为什么没人用呢？”

老乡们憨厚地笑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窑洞的黑土是灶老爷的衣裳，是使不得撒在地里的。”有的说：“祖辈人没有这么用过，所以，我们也没人用。”

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现在种地，就是要跟先人有点不一样，要不然就提高不了产量，今后要科学种地，科学种地就像我们跟胡宗南打仗一样，得讲究点道道哩！”

老乡们连连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要说窑洞里的黑土动不得，我看这就不太对头了。天上的老天爷最讲究干净的，我想，这灶老爷也总不是觉得越脏越好吧？你给它刮去黑皮，时常穿上新衣裳，它不是会更高兴么！”

“哈哈哈……”毛泽东把深刻的道理，渗进幽默的比喻中，老乡们听了无不赞同，田间里一片欢声笑语。

几个与毛泽东年龄差不多的老乡，一边笑着一边还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连声说道：“有你的，真有你的！”当时我站在一旁，目睹这情景，心里感到好舒服。人民领袖与人民真如鱼水一般的交融！

当时，是陕北行政区实行土改后的第一个秋收，农民们都喜气洋洋，像过年一般，在毛泽东搞调查的这一路上，不时有中央和陕北临时人民政府的领导及当地干部向他汇报各方面的情况。每次毛泽东要求他们详细地把农民生活和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讲给他听，而更多的是毛泽东他自己直接与农民们在一边劳动一边交谈中了解情况。

那几天，毛泽东跟农民一样高兴，他帮老乡们打谷子刨山药就像帮自己家的人干活一样。我怕他累了，便劝他休息。毛泽东摆摆手，说：“跟着老乡们搞秋收，干得越多，我心里越高兴，高兴了就不累了么！”

打谷场角上有一群娃娃们在掰玉米。娃娃们认得毛泽东，便叽叽喳喳地围着“毛爷爷”要他讲打仗的故事。

毛泽东挤挤眼，打趣地对娃娃们说：“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回答出来，我就给你们讲打刘戡的故事。怎么样？”

于是，娃娃们“嗷嗷”地叫起来，瞅着毛泽东出问题。

“你们谁是地主呀？”突然，毛泽东两手叉腰，一本正经地放开粗嗓门，说道。

娃娃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认真地分辩说：“地主都给我们斗倒了，谁也不是地主。”

毛泽东便又压低粗嗓子逗孩子道：“不是地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呢？”

娃娃们一听是这个问题，便勇敢地抢着说道：“土改了，我们有了地，这是好几家的粮食呢！”

毛泽东笑了，装作刚明白的样子：“哈，原来是大家的！”

娃娃们立刻又叫又跳地拥向毛泽东，有的抱着他的腿，有的往他肩膀上爬：“你逗我们呢！你逗我们呢！……”

毛泽东开怀大笑起来，边笑边举着双手：“好好好，我投降，我投降。”

一天，我跟着他离开南河底村后，便来到了白云山一带。那个山上有座白云寺庙，很大。毛泽东突然问我：“银桥，你到过寺庙吗？”

我说：“小时候跟妈去过小庙烧过香，大庙没见过。”

毛泽东乐了，说：“看来你又跟我一样了。我小时候也是跟母亲到过小庙烧过香，还磕过头呢！不过，我比你强一点，我见过大庙哩！那是在长沙读书时，我与一个同学曾一次徒步五个县搞社会调查，我们身上一文不名，有一次到了微山寺，讨得一顿斋。那寺庙好大哟，方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片刻，毛泽东转头问我：“想不想去看庙？”

我犹豫了：“这……不都是些迷信吗？”

“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寺庙是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它是宗教文化的集中地。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

我摇摇头，心想：我只知道书本上的东西才是文化呢！

“明天，我们上山一定去看看庙。”毛泽东兴致很高。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毛泽东手持柳木棍，带着我，顺盘山的松林**，向山上走去。当地的县长闻讯后也从县城赶了来，陪我们一起上山。

到了山顶，毛泽东俯瞰大地，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那博大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对我说：“银桥，你看要是再有点云，今天我们可真成了腾云驾雾的神仙了！”

可不是，我高兴地笑了。问：“主席，世上真有神仙吗？”

“有啊。”毛泽东一本正经地睁大两眼对我说：“能改变这个世界，能呼风唤雨的就是神仙。这个神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哇！”

我和县长听他这一说，都笑了。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人民用双手能在地上种出粮，造出田；我们的党领导人民从黑暗中走出，建立起自己的光明社会；我们的军队能以一当十，在短短时间内，打得胡宗南部队落花流水，难道这不是神仙吗？可这一切，难道不都是您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吗？啊，毛泽东，您才是神仙呢！

我真想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毛泽东。我刚想说，却见茂密的柏树丛里钻出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非常有礼貌。看见是县长陪着的，料定是个大人物，于是便合掌施礼。

毛泽东很高兴地上前与他握手，说：“老师父，我们来参观参观你的这个大寺庙。”

老和尚忙弯腰说：“欢迎欢迎，首长请。”

毛泽东笑了：“你们过去是称‘施主’么，怎么改口了？可别破坏了佛门的规矩。”

老和尚一听，肃然起敬地重新打量了一下毛泽东，我见他的目光里闪着光芒。

进了寺庙，后入至方丈。屋子里显然是久日无人打扫过，桌椅上蒙了不少灰尘。老和尚又吹又掸的，毛泽东忙说：“不要费事了，我们很随便坐下来聊聊么。”

老和尚还是很客气地给毛泽东沏上一碗香茶，而后才坐下。

“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毛泽东问。

老和尚敬畏地望了一眼县长后，含糊地答道：“好，好着哩！”

毛泽东笑着一摆手，说：“出家人是不打诳语的，你们是讲究超脱的，要讲实话。”

老和尚听后很是感动，于是也就不看县长，只管与毛泽东聊道：“不瞒施主，以前这儿信神的多，出家人也多，布施的人多，收入也多，我们生活得很好。后来成了解放区，信神的人就少了，出家的人也少了，来布施的人更少，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有时显得困难。”

“嗯，很好，这才是实话。”毛泽东频频点头。又问：“有什么困难你都说说。”

老和尚受了鼓励，于是便放开了胆子：“施主您是明白的，布施的人少，即便遇到庙会也收不了几个钱，我们吃穿就都有困难了。现在庙里的人已经走了不少。后来人民政府叫我们自力更生，种点地，搞些生产，开头不习惯，干干就手脚灵活了，倒也能劳动。”

“好，这可是一大进步。”毛泽东十分赞许道，“你说说，现在生活到底怎样呢？”

“出家人不打诳语。现在我们自己打的粮食够吃，其他什么穿衣、治病、修理寺院，一概都由政府包下来。再加上收些布施香火，生活倒也蛮好的了。”老和尚说。

毛泽东听到这里，脸上终于露出宽慰的微笑。“老师父，你看这样安排还妥当吗？”

老和尚连忙拱起双手，做鞠躬状：“托您的福，安排很周到。如今我们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一起进步啊！”

“讲得好！讲得好！”毛泽东好不高兴，说：“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和尚一不生产人口，二不生产粮食。现在要随社会变一变。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可不行。我们共产党人是保护宗教信仰的，将来全国解放后也要这样做。不过，和尚还有尼姑们，得参加一些能养活自己的劳动，参加劳动一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二可以增强身体。老师父，今天我来到你这儿真是‘取经’了。”

老和尚高兴得连连点点头：“不敢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