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且说说我自己(1)（1 / 1）

且说说我自己

我的人生档案且说说我自己且说说我自己编者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说说我自己”，我听了不禁失声笑了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面熟的老题目。从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以迄史无前例的“文革”，在频繁的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接受过现代科学和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意识和思考精神的中国现代各类知识分子，在大一统的政治权力意志的支配下，被作为“改造”和“再教育”的对象，他们都得以深厚的原罪意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说说我自己”的陷坑中，挣扎图存，以致往往被扭歪变形，甚至殒身亡命，酿成了一代人的人生悲剧，历史悲剧。以至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当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新时期，他们步履艰辛，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和预悸！

对我说来，顶着一个所谓“作家”、“教授”的招牌，当然在劫难逃，而且情况还比较突出。一九五五年那场“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兴起以后，我就大祸从天而降，蒙御笔亲批为“分子”，捉将官里去，以“钦犯”身份，“说说我自己”十一年；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又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押回原单位，作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监督对象”、“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牛鬼蛇神”、“臭老九”以及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反革命”、“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等等，在“群众专政”的红色风暴下，“说说我自己”凡十有三年，前后共“说说我自己”二十五年。一九八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后，我由鬼变成了人，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我又被作为“作家、翻译家、教授”，应一些编纂人名辞典的单位及个体以至英国剑桥的国际传记中心来函来访，要我“说说我自己”。因此，我真可以说是“说说我自己”的“专业户”或老油条了。这不仅又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的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时，我那些带洋气的同学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人生本是toplay，何必终日study”，真有些玩世不恭的虚无党味道了。但这次受《收获》这个严肃的文学刊物的嘱托，要我“说说我自己”，因此，我得避开过去老一套的报流水账的公事公办的手法，写点我的人生际遇，以及对人生的一知半解的零碎感受，就教于今天的读者朋友。

我虽然从三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学习写作文学作品，并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也写点剧本和杂文等，但我充其量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个散兵游勇；虽然我甚至因文受祸，在新旧社会都吃过断命的政治官司，但它们只能是我在崎岖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零星的体验和感受，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感情的浪花的自我表现，有的还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遵命文学”，真如向黄浦江小便一样，它们没有什么影响力量，并且从五十年代以后，就基本做了“绝育”手续，实在算不得什么作家，而且我也早忘了我自己还曾是一个作家。八十年代初期，我又蠢蠢欲动，试图重新挣扎，写了些小说和散文。当时，中国的政治大气候虽然开始改变了，文艺界的小气候似乎还未变，或者由于历史的惰性，变得很慢。我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这又使一些编辑望而变色，甚至排了版还得抽下来。为此，除过一篇散文被朋友转到香港《文汇报》发表，一篇小说被我们家乡的文艺刊物登出，为我亮相外，此后我就很少写这类东西，面带微笑地向我从青年时就迷恋的文学创作告别，完全办妥“绝育”手续了。

一九三五年冬，我热血沸腾，在党的影响下，参加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在马路上游行，散发反动传单，呼喊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者，格杀勿论，就地正法”。我为此被北平警察局逮捕关押，受到该局特务科的审判。我那个当商人的伯父，为此特地赶到北平，到处找门路营救我。我们家住山西吕梁山区，世代以经商务农为生，祖辈没出过念书人，和当官为宦的更不搭界。正是因为我伯父在大码头经商，办的又是洋务，见多识广，知道在现代社会知识的价值，因此，他才决心让我们弟兄走出闭塞的山区到城市上学。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深受内忧外患、困扰最严重的时候，从国际大局看，也是世界上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仰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左倾成为世界性时代思潮的时候，我由于身处这样的历史环境，接受了这股时代思潮，又受地下党的启蒙和影响，由文学观念的确立到投身社会运动，由报刊的文学投稿者变成“政治犯”，年方一十八岁，就身入牢房，尝到了铁窗风味。我的伯父，作为一个交游广阔的商人，终于辗转托了一个官面上有权势的人物，花了一千元银洋和五十两鸦片烟把我“保”了出来。但因为保单上还留着“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为了避免“二进宫”，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伯父花钱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的文凭，送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临行前，他嘱咐我说：“你到日本住五年，每年我给你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你脑筋好，就学医科；脑筋不行，就学银行管理，将来回国以后我对你都好安排。千万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你在中国参加这类活动，我虽然不认识官，但我有钱，钱认识官，官认识钱，老话说：‘千里为官都为财’，‘若要官都一般’，我还可以花钱托人把你保出来；你若是在日本闹政治，被日本警察抓去，我花钱都没法子花，因为我不认贾植芳青年时代识日本人。还有，你决不能娶日本老婆，因为生下小孩是杂种，杂种进不了祖坟……”但由于我生性顽劣，除过最后一条遵照不误外，其余都没办到，实在有违家训。我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的进步文化活动和李春潮、覃子豪他们办的《文海社》，出版了《文海》月刊第一期，由上海印好寄到东京后，全部被日本警察没收，我也陷进了东京都警视厅亚西亚特高系刑士（政治警察）的监视网中，不时受到这些不速之客的诘问和干扰，直到抗战爆发后，我辍学回国参加抗战。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从东京的内山书店内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丛刊式的文学杂志《工作与学习》丛刊的头一两本，我从它的编辑风格和撰稿人员阵营中，惊喜地发现这是坚持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战斗文学旗帜的严肃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的一篇小说寄去投了稿，从此结识了胡风，并在抗战的烽火中结下友谊，谁知这就种下一九五五年那场文字狱的祸根，我们文学上的朋友竟被说成相互勾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团伙，他被御笔加封为这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我则被定性为骨干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虽然经历了这场生死劫的大难，但正如我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小说选》上所说的：“我始终感激胡风同志多年来在文学上对我的热情扶持和生活上的无私帮助。”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可以相信相交的真正的朋友。去年年初，我又对来访的上海中新社记者说：“胡风为人诚挚正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贡献甚大。”这些就是我通过多年的生活实践对一个可以相依相托的友人的认识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