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我和社会学(2)（1 / 1）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Karl．A．Wittfoge，《OrientalDespotism》）。

我和《东方专制主义》的作者魏夫特的“神交”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了。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内山完造先生那里得到了他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的日译本，译者是平野义太郎，日本平凡社出版。

我当时曾打算将此书翻译出版，一九五五年的那一场飞来横祸中，这本书被抄家的那些人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到了八十年代初，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李欧梵教授来访，我向他了解魏夫特的情况。

李欧梵先生简要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并在回到美国后给我寄来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英文版，我请两个小青年将此书译出，并为之作序，以我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之一日本社会学者马场明男先生发表的论文《フウソクフルト研究所の人——力一ル．ウイツトフオ一クル一》作为代序。

后来因为出版社的出书计划及经费问题等复杂原因，一直没能出版。

[ 书客网 ShuKe.Com ]《东方专制主义》的作者魏夫特是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员，曾任德共中央委员，一九三三年被纳粹关入集中营，不久出狱，逃亡到美国，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一九三五年来中国，搜集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材料。

他撰写了有关中国的大量的论文和著作。

记得我还曾读过他的一本书名为《东亚的黎明》的日译本著作。

他在分析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采用了马克思在研究东方古代社会时创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很早在西方学术界就有一定的影响。

《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心论点是“治水社会”。

他说：“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有效地维持下去。

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地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

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

魏夫特在描述古代社会时，运用了大量生动的历史资料，成为一家之言，他的著作对于研究东方古代社会的学者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魏夫特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期间，曾经传布他的观点。

中国古代史专家顾颉刚先生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全文译载了他的《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一文，在中国广为流传。

因此，魏夫特的影响早已波及中国。

我过去和现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搞文学，解放前的主要文学活动是创作，解放后上级安排转到大学的讲台上讲授文学课。

这样对社会学渐渐地隔膜了。

加上从五十年代中期受胡风事件的株连，过了二十五年的监禁和所谓“劳动改造”生活，与社会隔绝，不要说社会学，连文学也完全隔绝了。

大体说来，中国的社会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西方引进后，在激烈动荡变化的中国二十世纪，走过了漫长曲折坎坷的道路。

解放前的许多大学有社会学专业课，也出版了不少社会学方面的译著。

当时有名的社会学家有费孝通、潘光旦、马寅初、吴景超、陈达、孙本文等。

解放后，由于“左”的影响和认识上的误区，使社会学戴上了“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被宣布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改良主义”。

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以政治代替科学，不懂社会学的表现。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这门学科被取消。

一九五七年再一次进行批判，致使社会学在中国学术领域中销声匿迹，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最大禁区之一。

从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的近十年间，社会学在重建中作为一门学科已初具规模。

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十年间的理论研究热点主要有以下五方面：一是学科理论的重建，包括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等。

二是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探索。

这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关，社会学发挥其整体、综合学科的特长，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独特视角。

三是探索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

四是关于中国社会中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研究。

这有利于对症下药，使社会稳定发展。

五是对于社会学调查方法的理论研究。

以上这几大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以下各具体方面：人口问题、粮食问题、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问题，还有交通、房屋、就业、婚姻、代沟等等社会问题。

我因为近十年间集中精力搞文学研究和带文学方面的硕士、博士生，对社会学界的情况知道不多，不能向诸位先生做更详细的介绍，敬请大家谅解。

本文是作者于一九九年十月赴日访问讲学时的讲稿之一，此系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