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一九七九年进京记(2)（1 / 1）

虽然我知道自己仍然是异类，还是受歧视的，但还是带着这个身份去京了。

苏同志给我们买的是硬卧车票，我也没有什么行李，就这样出发了。

第二天天亮到京，车上上来一位穿干部装的人，问哪位是贾植芳同志，说是社科院来接我的。

又问我有什么行李，他可以替我拿。

我说除了两包蹩脚烟外，没有其他行李。

出了站，我的侄儿侄女们都在外面排了一队在等我，我的大侄儿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了，也一起来了。

我哥哥在社科院工作，知道我要进京，所以派他们来接我。

不过当时我还认不出他们——几十年没有进京，我的哥哥已经是“儿女忽成行”，而且都已成人了。

那个干部向我逐一介绍，这是你的大侄儿，那是你的二侄女，那个又是谁谁。

自己的亲属让不认识的人来介绍，听起来有些滑稽，可是当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感觉也是挺正常的。

这件事过去快二十年，才回味出当时的情境所包含的滑稽与悲苦。

干部介绍完后，先开汽车带我去哥哥家。

我们哥俩多年没见面，听说我来，哥哥一宿未眠，见了我后又是一番激动。

那时我的嫂子李星华刚刚去世，哥哥本来就很悲伤，见了我更是相对黯然。

不过去京开会，时间安排非常紧迫，我们兄弟也没有时间话旧。

那天在哥哥家吃了一点早点，那个干部就带我们到了总工会的招待所。

这时文研所的同志已经来了，由他们安排招待我们，所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把我带到楼上，安排我住宿的地方有客厅、沙发、地毯等等，在当时算是很高级的地方。

我说我们同来的还有一位同志，社科院的人说：“他不能住这儿，我们对他另有安排。”

我知道我的身份，也知道同来的同志身负监督我的责任，就对他说：“我们同来，有共同的工作要商量，分开住不大方便。”

于是他就带我们去安排了一个较差的双人房，自然客厅、沙发、地毯等都没有了。

他们安排好我的住房后，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要外出，就请先关照一声，我们准备车子。”

当时文学所的所长是陈荒煤，副所长是许洁泯。

第二天就开了个预备会，指定各专题的负责人参加，苏同志就不能去了。

开会是洁泯讲话：“各位同志来了。

我们这是预备会。

今天被邀请参加的都是主席团的当然成员。

作家专集都已分配好，这次开会是研究社团、流派、论争部分。

我们开会也不举行什么仪式了。

共有三十四个题目，我们拟定个讨论程序。

正式开会后，上午、下午、晚上大家都开。

我们拟个名单，每次开会讨论一个题目，由在座的各位分别主持，先由承担单位报告，然后大家提意见。

目的是把这一套材料编好。”

第三十三个题目赫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研究批判”（自然以后又不能不改动，先是改为“胡风集团研究材料”，以后又改为“胡风等人文学理论材料”），宣读名单时，我才知道由我主持第三十三个题目的讨论。

我经历的事情多了，“政治经验”丰富，知道这里有文章。

会上他们对我的生活待遇的安排，我心里很清楚，是事先就商量好的。

从对我的高规格的生活安排和对我主持的选题的安排，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当你并不认识的人向你笑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当时还是个资料室管理员，头上还带着“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政治帽子，并未平反和恢复原来的职称待遇，这次对我的安排，其中必有内情。

我是个久经政治风浪的人，也是个有一定政治社会斗争经验的人，他们要看看我经过二十多年的关押与劳改，是否把我改造过来了。

我多年来虽然“身在奴中”，但我的精神并没有被奴化，我仍然保持着人格的独立性和清醒的头脑。

我不住他们安排的高级房子，出门不通知他们，也不用车，以及下文就要提及的在会议上对“两个口号论争”、反“胡风”问题等等不表态……

话说那天议程安排好后，主持会议的许洁泯说：“今天大家休息半天，明天举行李星华同志的追悼会，贾植芳同志要去参加，我和陈荒煤同志也要去参加。

我们休会一天，大家休息休息，也可以去探亲访友。”

第二天我先去哥哥家，碰到了我的一个堂弟，他是行伍出身，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复原回国后先在地区当人民银行行长，以后调了工作，任地区科研处处长。

这次他也特地从山西老家赶来了。

多年不见，他告诉我他从朝鲜回来，在大连结了婚，丈人是开菜馆的。

他说：“二哥，我现在已经不叫小名了。

我现在叫贾学忠。”

我奇怪道：“你什么时候改名的？”他说是在部队时领导改的。

我又奇怪道：“你在部队才扫了盲，怎么能当科研处长呢？”他说：“二哥，这有什么稀奇！当了七年了，当得很好呢。”

我才知道自己被封闭的时间长了，外面早已改天换地，我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联想到出车站时那由别人介绍自己亲属的一幕，恍然犹如身在一个荒诞的梦中还未醒来。

开追悼会时由我与堂弟照顾哥哥，搀扶着他。

在贵宾休息室，哥哥向大家介绍我说：“这是我的弟弟贾植芳，复旦大学教授。”

其实我当时还没有恢复原来的职称和待遇，头上的“帽子”也还没有摘除。

参加追悼会的文化界的人士很少，基本上都是各方面的领导干部。

哥哥介绍完毕，几乎很少人反应，只有旁边一个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向我做自我介绍说：“兄弟是廖沫沙。”

并和我握了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