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自传004（1 / 1）

张铁气呼呼地站在那里，突然吼叫一声：“立正！”

大家吓得嚓嚓嚓地赶紧站好。

张铁冷不防地跑过来，啪啪啪地一路打将过去。

每一个人都挨了他一个耳光子。

接着把建明，从队列里拉出来，按在地上跪倒，又是啪啪啪地左右开弓，连连地打了她数记耳光。

打过了，他仍出着粗气，用手从腰间拔出小手枪，对着墨黑的天空，叭！叭！又放了两枪。

女生们吓得趴在地上，有的尖叫，有的大哭。那两个男生，也吓昏了头，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张铁他又突然吼叫一声：“立正！”

大家吓得不知所措，又赶紧互相拉着手站起来，一个个吓得东倒西歪，站立不稳。

张铁似乎得到一点满足。他慢慢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把手擦一擦，把枪放进皮匣里，插在腰间。

他刚才似乎做了一阵子鬼，现在又想做起人来了。他装模作样地把衣服扯扯好，像一具僵尸一样地挺在那里。他说：“我很痛心，我亲自带领的护训班，居然出了思想不良分子！”

他讲完这句话，用眼睛瞟了一下跪在队伍外面的建明，她没有动，也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他又把鼻孔空空地哼两声。

她什么也听不清，只觉得耳朵里嗡嗡嗡的，眼睛在冒金花，全身只在不断的颤抖。

张铁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是一个效忠党国几十年的人了！官至中校，年纪半百，对于那些不忠于党国的思想不良分子，我从来都是毫不留情的！”

张铁讲完这句话，又睃了她一眼，她仍跪着没动，头低得很下，马灯的光亮，只照着她的侧面，看不清她的表情。

张铁接着又说：“看在她年轻无知（十六岁），命令她反省三天，不准出去！”

张铁讲完，又怒吼一声：“大家听见了没有？！”

大家像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接着也一起高叫一声：“听见了！”

张铁再次看看大家，鼻子又一次的空空地哼了两声，才甘罢休似的一吼：“解散！”

解散之后，女生们拥过来，把她从地上搀起来，她的腿子也跪麻了，只是不断地抖动着，那脸上两块青紫色，嘴巴里流出的鲜血，滴在衣服的前襟上和她跪着的泥土上，那是牙齿被打出了血。

几个女生把她搀进寝室里，她倒在炕上，痛哭了一场。

这时，她悔恨自己的愚蠢，悔恨自己的无知，“跑过去！”这怎么能行啊！这就是洪先生讲的“虎口”，自己为什么要往“虎口”里钻啊！

她想：张铁对于一个思想不良分子，是不会留情的，不知哪一天又要遭更大的殃了！

唉！走到这条路上来，是走到一个绝境了，怎么办啊？

她受了处罚之后，人更沉闷了，很少说话，再也不写那些抒发内心苦闷的日记了。

十月，北方已是冬天，发下来棉军装。

她轮着了采买的差事，去火车站买三天菜。

难得的机会啊！她的心顿时颤颤地抖动了一下，跑吧！赶快逃走吧！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但她想起那些被抓住的逃兵，心又冲到口里来了。

那一天，大家集合去看九连打逃兵，一个青年趴在坪里，手脚捆住，两个兵拿着篾扁担啪！啪！啪……地打屁股，打得震天响，那逃兵嘶着喉咙，拼命地叫喊：“哎哟！哎哟！”听着心都要撕烂了。

打完之后，那逃兵两边屁股都被打烂了，人也无力气再喊，只是哼哼着，像一只狗一样，被人拖走了……枪毙的那一个，没有去看，听说他是拐枪潜逃的，罪加一等。

那些惨不忍睹的情景，又晃在她的眼前了，怎么办？

天麻麻亮的时候，她滚下炕，赶紧拿起一条扁担，两根麻绳，两个麻袋，匆匆地向火车站方向奔，心跳得像擂鼓一样，咚咚咚……她拼着命，镇静着。

到得车站，她又奔至售票处，看了一下火车时刻表，去南京的车，一天有五趟，七点就有一趟。她又奔到车站去看了一下挂钟，已经六点半了，火车就要进站，她赶紧上女厕所，把扁担、麻绳子、麻袋子，全丢在厕所里。

她惊慌失措地跑出来，东张西望了一下，没有人，没有军人，更没有认识的人，天还早。

她想：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逃吧，赶快吧，她手脚只管发着抖，她想：再抖也要逃啊！只有逃出“虎口”，才有活路，只有逃才是上策呀！她不顾一切了，枪毙，打屁股，她都不管了，她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她摸了一下口袋，那里放着全班人的菜金，他们三天到哪里去找菜金啊！

但她这时像发了疯，哪里还管得了什么菜金。她不顾一切地往那趟开往南京的车上爬去……上得火车，火车空隆一声，撕开喉咙大叫一声，就开动了。

她太紧张，手脚抖得像打摆子，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她越发惊慌了，头上的冷汗，有黄豆子大一粒，冒出来。她没有照镜子，赶紧去上厕所。

她把厕所门闩好，撕下那个鬼番号，丢在茅坑里，任它掉下去，远远飞走。她又出来观看一下，是否有人注意她了，没有，她才坐下来。

列车到了南京，她又紧张起来。怕有人在南京捉她。

她下车后，奔到售票处，正好有一列车去上海，不过那是一趟特别快车，军人也要买票了。她摸到那些菜金，用掉三分之二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

当天晚上六点多钟，车到了上海。下车之后，心中无主一样，跟着许多人出了站。一看，偌大一个上海市，只感到茫茫的一大片，往哪个方向奔呢？

上海

她的心又急促地跳动起来了。

站在那里观望了一下，想打听一下鲁直先生的住处方向，又听不懂别人讲些什么，觉着为难了。忽然看到很多三轮车，在那里揽生意，她一下子像看见了救星一样，奔过去，把鲁直先生家的地址交把他。

她爬进三轮车，把帘子挡好，心里马上轻松了许多，好像在打仗，她一下子钻进了避弹坑一样。

车在鲁直先生家的弄堂里停下了。

他家住二楼，她就上楼去敲门，鲁直开开门，看着一个穿军装的女子，疑惑着，挡住门。

她想：这人准是鲁直先生，没有错，她抢进门去，又把门关了，她说：“我是李建明！你没有见到过，当然不认识了！”

“哎呀！”他恍然大悟似的。

接着说：“你怎么一身军装？”

“我是逃跑出来的！没有衣服换！”

“你也太冒失了，太危险了！要是有人在南京截住你，那不遭殃了！”

“我是实在逼得无路可走了，才冒这种险的啊！”

鲁直先生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人长得矮小精干，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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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一件豆沙色的旧西装，头上一顶工人戴的那种鸭舌帽。

他本来是换了这身便服，去静安寺路俄语讲习班去上课的，但建明这一来，他不能去了，他说：“你到洗脸间去洗洗脸吧，再陪你去吃点东西。”

她洗罢脸，也没有衣服换，鲁直拿出自己的衬衣、一条西装裤子，并脱下自己身上穿着的一件开襟毛线衣给她穿，他说：“暂时穿着，明天买件衣服。”

“你自己脱掉毛线衣不冷吗？”

他们到弄堂口，她吃了一碗面，不知为什么，这时她并不觉得饿。到了鲁直家，也就安心了一样。但她又想到了工作的事。

鲁直说：“有个同事，寄一个行李在这里，你先打开它，开个铺，休息休息，工作的事明天我们再商量吧。”

鲁直家还有两个妹妹，淑芬和淑芳，在被服厂做工，她们每天除了工作，鲁直规定她们学习历史、地理，还要她们看一些理论书籍。

两个妹妹，大的十八岁了，小的十六岁，都是乡下人，在家读了高小，家里已经准备给她们嫁人家了。

鲁直要她们从乡下来到上海，是想让她们脱离封建家庭，出来懂些事情，改变一下女人的传统观念吧？

鲁直给她一点钱，要她自己出去买件衣服穿，她没有买衣服穿的习惯，只到弄堂口的一个小布店，买了一些最便宜的素色花布，一斤棉花，回到鲁直家，自己一天做好一件旗袍。心想：这下好了，到什么地方去，有一件衣服了。

鲁直晚上下班回来，看着她穿了一件花旗袍，问在哪里买的，她说：“我自己做的！”

“啊唷！这么快，做了一件旗袍。”

“这种衣服，很容易做，它是统的，扣子都不消钉。”

“你站起来，让我看看你的手艺！”

她有些腼腆地站起来，把两只胳膊抬起来，笔直地伸着，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

鲁直偏着脑壳，前后左右看了一下，说：“还可以，只是腰做得太肥了点！”

他说的时候，用手在腰那里砍了一下的样子。

她说：“我不喜欢细腰。”

“穿衣服，尤其是旗袍，当然要有曲线了，那是曲线美嘛！你这个人！”

她天天等着喊要工作了。等了两天，鲁直说：“我们准备办一个出版社的，正在筹备，还没有弄好，只是我有一个同事的，他托我找一个干粗活的女用人，我想你一个青年人，是不愿意去干那些事情的吧？”

她想：干粗活，那大概是一些打扫、洗衣、跑腿之类了，那我完全干得了。

她忙说：“我愿意，用自己的劳力换饭吃，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不愿意坐着不干事，那样心里就要发毛了。”

鲁直听她讲，很高兴，他说：“对的，那很好，你明天就可以去。”

第二天，鲁直领着她，走了一阵，快到中山公园那里了，鲁直说：“快到了，你看，前面那栋三层楼的洋房就是！”

那门口用花铁门拦着，可以看见里面的花草树木。

走到门口，鲁直按了一下电铃，里面出来一个五十来岁，梳着巴巴头，腰上系一个白围裙的婆子，她两只手湿漉漉地来开门。

她看到鲁直，忙喊：“鲁先生请进！”

鲁直赶快介绍说：“这是沫妈！”

建明点个头，喊一声：“沫妈！”

沫妈是这家做饭菜的女工，因为鲁直常来这里做客，所以他们很熟。

沫妈领着他们进到里面，又把铁门拴了。

他们进了客厅，那里都铺的地毯，摆的单、双人沙发，厅中间摆着个紫檀木桌子，还有太师椅子，中西结合。

客厅的前面，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书房。那间小书房，全部是玻璃的落地门窗，有转椅，有长沙发。书架是壁柜式的。

那里放着一些五花八门的书。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国古典名作》《金瓶梅》，有《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还有美国杂志《性与**》……这家的主人姓黄，他是上海的接收大员之一，人都唤他“黄专员”。

听说这栋房子也是接收来的。

鲁直和她到客厅之后，那黄专员在室内洗漱，他听到沫妈和鲁直讲话的声音，他就在里面喊鲁先生，要他在厅里坐，吃茶，说他马上就出来。

这时沫妈端来两杯茶，放在茶几上。

他们坐在沙发上，等了一刻刻，黄专员从里面出来了。

他是刚刚梳洗完毕，显得容光焕发，一个五十来岁的大麻子脸，头发有些花白，狮子鼻，耳朵肥厚又大，是属于那种有福气的人的耳朵鼻子。双下巴，下垂的肉堆掩盖了男性的喉结。

他穿一身羊毛衫裤，脚上拖着一双黑色绣花拖鞋，摇摇摆摆地走出卧室来。那肚子真像女人的十月怀胎。

那卧室是和这个厅连在一起的，只是有一个很大的圆拱门，用两块朱红色丝绒挡起来，像舞台上的幕布一样，从顶垂到地。

鲁直看见黄专员出来，赶紧打招呼，从沙发中站起来。黄专员摆一下手，示意鲁直请坐。

鲁直说太太曾托他找一个用人，现在带来了，不知她是否中意？

黄专员淡淡地看了她一眼，也没说什么。

他只把脑壳往卧室里偏了偏说：“她昨晚又打通宵，现在正在纳福。”

他说完，就唤沫妈来。

黄专员对沫妈说：“这是鲁先生介绍来的用人，你带她下去做事就成了，等会儿太太起来了，你再告诉她，说是鲁先生介绍来的。”

沫妈答应着，带她来到厨房。沫妈说：“这里的事情，要说多也累不死人，要说少，一天到晚莫想闲的。”

沫妈问她可吃早饭了？她说吃了。

沫妈说：“这屋子蛮大的，我带你认识一下，用人住三楼，上去看看。”

她们上得三楼，一间大房间，两边的靠墙都有铺位，上下层，三尺来宽的样子。沫妈说：“你随便困哪边都可以，这些都是床，这房子是用人困觉的地方。”

她们又下楼来回到厨房里。沫妈拿了一只大篾篮子说：“走吧！我们等下有许多事情要做。”

她们来到菜市，那是一个好大的菜市，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蔬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沫妈一边买菜，一边介绍主人吃菜的爱好，她说：“太太就爱吃这种鳜鱼、仔鸡、芫荽菜。老爷喜欢肘子、麻辣豆腐、生菜、海虾。”

她们围着菜市打了一个圈子，菜篮子都快买满了，沉甸甸的，提都提不动了，她想：这许多菜，平日沫妈一个人，真够她提的。

她们从菜市回来，沫妈说：“现在刚刚好，锅里的水热了，赶快洗衣服，等下太太起来了，要去收拾卧室。”

一大脚盆衣服，堆在澡堂里，她想：这屋里不知多少人？怎么这么些衣服要洗？

她不去考虑，只想快点洗，她就抓进来一件，在擦板上使劲地擦。沫妈看着她说：“你这样的洗法要洗一天了，太慢。”她说罢，自己就示范，把衣服抓过来，使劲擦肥皂，唏呼唏呼擦一阵，丢在一边。又唏呼唏呼擦一阵，丢在一边，一下子擦了三四件，她说：“擦过肥皂，用热水去烫，烫一刻钟，再去揉擦，再用清水冲就可以了。”

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沫妈又招呼她说：“等下太太要起床了，在她没起来之前，提一壶热水，放在卧室的自来水洗脸池那里，免得太太起床时叫喊。”

太太洗过脸，化好妆，走出卧室时，沫妈带她去见太太了。太太坐在厅里的沙发上。沫妈走过去说：“这是鲁先生介绍来的用人，黄先生说了，可以试用，看太太的意思。”

黄太太看了她几眼，没有作声，沫妈赶紧说：“力气还有的。”

黄太太笑起来，问：“哪里人？姓什么？”

“湖南人，李建明！”

沫妈插嘴说：“哎呀！太太的同乡了。”

黄太太没有作声。

后来说：“做做试试看好吗？”

黄太太叫徐小凤，二十四岁，是黄专员的第三妾。

徐小凤个子矮小，皮肤长得白嫩过人，圆脸，眼睛看人有一副媚态，人说，生就一副专讨男人喜欢的姨太太相。

早晨五点，沫妈用脚把她捅醒（因她没有被子同沫妈搭铺）。第一件事，下楼去洗刷厕所、拖走廊，接着刷地毯，抹家具，清洗摆设和喝茶的用具，再上街买菜、洗衣服、收拾卧室……帮太太到厂里支款，上银行存款，上街买家用的草纸、肥皂、刷把之类……太太打麻将时要熬夜，太太去舞厅跳舞去了，也要熬夜，等候她回来开门，侍候她回来洗澡……沫妈说，这屋里的事累不死人，但也莫想有空闲的。

熬夜的事，沫妈差不多包了。

打麻将时，要宵夜，煮咖啡，煮面，或者上街端馄饨。那些事，都是沫妈的，那些水酒钱，也是沫妈的。因此，沫妈常常一个晚上都不挨床边的，她只在沙发上打个盹，第二天又是整天地干活儿。

南国出版社成立的时候，鲁直先生要她去那里帮着跑跑腿。

跑腿，这又是她心安理得的差使了，她觉得这种工作还实在，干得了，每天都有事情做，累不累，她从来不计较的。

鲁直给了她一大叠请柬，要她去送，她翻着那些请柬，看着那些名字：田汉、许广平、傅雷、郭沫若、郑振铎、欧阳予倩……她心里一阵激动，她要去见到这些大作家？！心里有一种荣幸感。

平日里她也看过一两本这些作家的书，只是心里敬佩他们。现在要去见到这些写书的本人，心里不由得起波，再欢喜不过了。

鲁直说：“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熟悉这些作家的住处，跑一跑，跑熟了，以后有什么事，也就方便了。”

她去的第一家，是大陆新村，许广平家。

许广平已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穿一件银灰色影格花的料子旗袍，那件旗袍，大概是30年代，或者更早些年代的了。宽大的袖子，料子也是那个时代才有的。

她看着有人来，赶忙从厨下出来接着，用一双温暖的手捧着她一双冰冷的手，拉她进屋来，连连地说：“快进屋暖和暖和！”

她进了屋，把请柬交把她，她看了那个请柬，连声的“啊！啊！好！好！”

她拉她坐在一把椅子上，赶紧给她倒一杯茶，又去里面房子端出瓜子和糖来，“吃点吧！”

她那么慈祥，谦厚，一颗爱人类的慈祥的心。还有她那端庄慈祥的面孔。

里面房子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坐在一张大书桌前，在那里用功读书，那大概就是她唯一的爱子海婴了。他只在静静地读书，他妈妈的一切活动，家里来了人，似乎都与他无关似的。

房子并不大，整个房子堆满了书，除了书只有几件古老的破旧家具。

她感觉到，这里的一切，都浸透着一个中国文学家清贫的正气。

她又去了数家，但都没能见到本人，只有作家的家属或者用人代收了请柬。

当汽车把这些作家接来出版社时，他们都在桌上一块绿色的缎子上签了名。

田汉，戴一副近视眼镜，穿着古老的黑色羊皮袍子，头上一顶猴儿毡帽，个子不高，瘦，手上夹一根纸烟，坐在沙发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一个极普通的中国人。但她忽然想起那雄壮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啊！那就是他写的词，当年鼓舞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战歌！

这时她眼睛里的田汉，似乎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郭沫若，他也是穿着一件灰色的袍子，不过外面又穿了一件外套，一顶很厚实的翻皮帽子，手上拿着一根拐棍。他一进来，屋子里似乎一下子更显得有生气。他话多，讲话像在朗诵诗，他那极富感情的话语，是冲口而出的，他的夫人也来了，一个很富态的中年人。

傅雷签了名，就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从不主动地讲什么话，别人提到他，他只淡淡地笑一下，或者嗯嗯两声，他总是默默的，他一生的心血，在沉默中输出，那些大部头的书，一部又一部，一本又一本……自从跑腿以来，她常在鲁直家吃饭、睡觉。有一天鲁直从外面回来，看见建明她们，他着急地说：“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你们三人一块去吧，告诉所有在上海的作家，明天晚上全上海市要清查户口！”

她说：“还有别的事吗？”

“只告诉这一件事，别的话都不要讲！”

那天晚上，她和淑芳、淑芬同时出发，上了电车，又上公共汽车，奔忙了三个小时。

“全通知到了吗？”

“当然！这种事还能有不通知的！”

鲁直笑了。

南国出版社的第一本书出来了，《幸福》，通红的封面，是傅雷翻译的。

她从印刷厂拿出清样，送到傅雷家，是傅雷的夫人接过去，书出来了，也是傅雷的夫人接过去。

傅雷整天坐在那张书桌前，伏在桌子上写呀，翻译呀，他似乎一天到晚也不动的，总是那么忙碌，那么辛苦，那么累，人是那么清瘦。眼睛是那么近视。

建明跑腿跑得正起劲的时候，收到了洪先生的一封信，信是从东北阜新寄过来的。洪先生说他正准备到“那边”去，如果她也想一起去的话，就赶快动身，他会在阜新等她，信里还画了一个详细的路线图。

她的心又激动起来了，到“那边”去，这是她做梦都在想的呀，现在终于有了机会了！

她兴奋地把这事告诉了鲁直，他听了半天没有作声，然后说：“为什么一定要过去呢，在这里也一样是革命嘛。出版社的工作也很重要，我们还想办一个杂志，需要你做的事情很多呢。”

但她总觉得那些事靠不住，半途而废的多，她又想起以前“兄弟书店”的事，更坚定了“要过去”的信心，能有机会过去了，哪能不过去呢？过去了才保险，过去了才是真正的革命，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打仗、跑腿，她觉得自己干什么都行。

她说：“我还是想过去。”

追求

她天天顶着大北风，跑外滩，急着打听船票的消息。

可那个售票的窗口，每天都是关得紧紧的，似乎很久都没有开过了，那上面灰尘都堆起好厚。

她心里急死了，坐卧不安。

洪先生又来了一封信，催她赶快去，说去晚了，他们要是走了，那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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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呀！怎么办？船每天都有开出黄浦江的，但就是不卖票，真是急死人。

她人都急瘦了，愁眉不展的。

淑芬看到她那种样子，忽然想到楼下孙大叔，他是一个跑生意的，天天东跑西跑，总在外面跑，他一定知道那些车呀船呀的事情的吧？何不赶快去问问他。

建明拉着淑芬，咚咚咚一路跑下楼去,到了孙大叔家里。

孙大叔刚吃过晚饭，躺在一张躺椅上，喝着茶、吸着烟。看到楼上的淑芬小姐带着一个朋友来，连忙客气地站起来问：“吃过了？”

淑芬说：“吃过了！”

“我想找您打听一件事！”淑芬说。

“什么事呀！”

“我的朋友，想去东北她表哥那里读书，但买不到船票,不知要到哪里去买？”

孙大叔用牙签剔了一会儿牙齿，漫不经心地说：“票，你到哪里去买呀？根本不卖！但明天就有一条招商局的船，去秦皇岛，是铁道部运铁道兵去东北的。听说那里八路凶得很，铁路破坏厉害。你要去,就大胆上去,夹在家属队里，就去了。”他看着建明说。

“啊！”建明啊了一声，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拉着淑芬就上楼，赶快把好消息告诉鲁直。

鲁直沉着脸，还是那几句老话：“其实我们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你一定要去阜新，那里正在‘拉锯’，很是危险！”

“不怕的！总还有人在那里走路吧？”

她和芬、芳两姊妹，要了一辆出租，直开到外滩，车停在招商局的大海船旁边。

她们下来一看，船头船尾都排开了长蛇阵，船头是一些铁道兵，背着毯子、十字镐，有的也背着卡宾枪。一个个呆呆滞滞地看着黄浦江的水，看着那无边无际的远方，忧心忡忡。

船尾，是一队家属，老弱妇女、孩子们，她想：那该是家属队了。她赶紧奔过去，匆匆地和芬、芳告了别，站到了队里。

前面一个妇女，怀里抱一个岁把的孩子，背着一个大包袱，她一双小脚，站在那里，显得很是吃力。她赶过前面去,接过她的大包袱，帮她背上说：“大嫂！我行李少，帮你背这包袱吧。”

她们站在一起了，她想：我再不是一个单人了，找着一个同伴，心里似乎有几分安定。

她问大嫂是去哪里的？

她说：“俺去北平，找俺孩子他爸。”

啊！她是去千里寻夫君的。

她说：“我们一起吧，我可以帮你的忙！”

那大嫂谢她，她们一起上了船，被分在船的最底层，那里全是家属。

她把自己的行李解开，摊开铺位，又帮大嫂打开包袱，取出毯子和小棉被，她们铺在一起。

大嫂很高兴，把孩子安放在被子里坐了，自己也坐下来休息。

她又看见一些人，用把缸子到上面去端来了开水，她也拿两个把缸子，走到上面去,找到开水炉子那里，打来两把缸子开水，一缸交给大嫂，一缸自己喝了。

一个穿海军军官服装的人，大概是船长吧，由一个军官陪着，站在舱口，伸着头往下舱看了几眼，用手向下舱里招一下，高声地问：“你们这里都是铁道兵团的家属吧？”

那军官答应一声：“全是的！”

于是那船长，戴着他雪白的手套，穿着笔挺的海军制服，皮鞋咯咯咯的，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了，他到上舱去了，竟没有下来一下看看他们。那么干净地来了，又干净地走掉了。

她心想：谢天谢地，大概这就算查过了吧？

停了一刻的工夫，听见船头怒吼了一声，船要开了，先把一个信。

接着那些机器发脾气一样，空咚空咚地响起来，铁链子哗啦哗啦的声音。

船，慢慢地离开了黄浦江。

船到了东海，奔至黄海，进入渤海，一路汹涌澎湃，翻腾摇摆，好不威势。

她第一次感到海船的派头，海船的威力，它与凶猛的海涛针锋相对地搏斗，不顾一切地向前直撞。

船上的家属大多数都呕吐、昏迷，身旁这位大嫂更甚。她不能动弹，也不能吃饭，喝一口水马上又吐掉了。从离开黄浦江，她就一直昏睡着。她的孩子，全靠建明来帮她照看了。

她帮孩子洗脸，喂他吃饭，招呼他拉屎拉尿，她比一个保姆更精心。

两天两晚之后，船到了秦皇岛，她们一起上岸。

大嫂去北平，她往东北，她们分手了。

大嫂紧紧地抓住她的手不放，一定要她去馆子里吃一餐饺子，她还说：“俺不碰上你，俺孩子小命都没了。”

“你好好一个人走吧，去找孩子的爸吧！出门人碰到困难，总要帮忙的。”她挣脱大嫂的手，她们匆匆地分别了。

秦皇岛火车站，验了她的身份证，买了一张去锦州的火车票。

火车到得锦州，已是晚上了，下车就打听去阜新的火车票。车站的人说：“没有阜新的车，因前面铁路遭到破坏。”

她心想：这大概就是鲁直说的“拉锯”地区了，危险地区。

买不到票,找一个旅馆住下，明天再说吧。

早上起来，她就提着行李到了车站，一打听，买票还是没有门。

她心里发起急来了。

她在车站东转西转，东看西看，看见一列货车。她就找到一个车站上的人问：“那车是到哪里的呀！怎么停着不走。”

“那列车是去阜新的，因为前面铁路破坏了，停在这里等。”

她心想：那是一列军火车，在这里不会久停。她想着那列车，心跳得不成，想什么法子呢？她看了一下周围，似乎没有人注意她，她就麻着胆子，溜到那列车厢边，赶紧把行李往车厢里丢进去,接着自己也赶紧爬进车厢了。到得车厢一看，那是一车厢子弹，子弹用方方正正的木箱子装着，都紧紧地排在车厢里，但里面并不挤，有好多宽松的余地。

她把行李放下来，自己蹲着，蹲了几十分钟腿子发麻，难以忍受，她想：这要等多久呢？不能这样蹲着了，应该想法坐好。她把行李整整好，就在车厢里靠坐着，这样，就不怕了，随它等好久都使得了。

等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咔咔咔的重皮鞋走过来的声音，那声音由远至近，过来了，她吓得缩作一团，大气也不敢出，心跳得好厉害，心想：不好了，要出事了。那是检查的人来了，怎么办？等了一会儿，又听见铁棍子打在车厢上的声音，啪啪啪地打了一阵，又喊叫了一阵：“车厢里有人吗？有人赶快下来！”

她缩在车厢里，吓得打颤颤，她心里想：要上来检查就糟糕了，她真想求菩萨保佑，千万莫上来检查。她就那么蜷缩着，听着车厢外面的动静。

那些宪兵老爷，都是咋唬得凶，其实比猪还懒。这军火车上，大白天的，有什么油水可捞？他们哪里会一个个车厢去检查？

他们只用铁棍，在每一节车厢上，一路打过去，咋唬一下。然后就咔咔咔地扬长而去。

她听着那声音走远了，其他的声音也消失了。又等了一顿饭的工夫，火车头开始出大气了，听着吱吱吱地响，接着就听见空咚空咚的启动声，接着是大叫了一声，就开始上路了。

她虽然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放心了，她用手抹了额上的汗水，她又把行李整整好，更舒服地坐好。

她想：只要到了阜新，目的就算达到，管它什么“拉锯不拉锯”的。

车一直开到阜新车站才停，但它停在站外，不知什么原因。那车厢离地面蛮高的。她往下看一会儿，把行李丢下去,自己就往下跳。

从车上跳下来，陷进去一个大窟窿，人并没有跌伤，因为那么深的雪，帮了她的忙。

她一跳下来，就急着想跑，赶快逃离开车站，怕人发现她。但哪能跑得动，那些该死的大雪，脚陷进去,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抽得出来，走都走不动，一尺多厚的大雪，只能一步一步地移动，真是急死人了。

但也幸好，因为是寒流太冷，人都躲在屋子里烤火，没有人出来看她。走了不远，她感到从雪地里刮来的风，像小刀子一样在脸上割，痛得受不了，她就索性停下来，打开布袋子，从里面取出洗澡巾，把脑壳包起，耳朵、鼻子、脸，全包严实了，只露着两只眼睛看着走路。

手冻得生痛，她这时记起在上海时，不该把绒手套丢了，因为在上海晴天都要脱棉衣了。真没想到这种地方，这种冷法，这样的大雪，这种恶风，它像在割开人的皮肉，剐你的鼻头那么痛，真是没见过。

在上海时，别人曾告诉她东北很冷，说东北战场上，那些当兵的南方人，把鼻子、耳朵都冻掉了，说在战场上，光鼻子、耳朵都捡得几箩筐的，她当时想那是夸大，而且那是严冬，没想到现在三月底了，还有这么冷，这种冷简直使人受不了。

她走了几步，那双力士鞋,单袜子，完全不管用了，好像她的脚，是泡在冰水里，痛得那个钻心，简直无法走路了，她又停下来，从袋子里寻出两双旧袜子，全部拿出来套在脚上，再走，走出了车站，问县立中学在哪里，还有多远？一个拉马车的人上来说：“远着哪！坐我的车去。”

她脚痛得要命，想坐车去也行，那车要一元钱，她就上了马车，只听叮呤咚隆，没得五分钟就到了。她想：受了骗了。其实，那城从南到北，也不过半里路，火车站吵架，县立中学里都听得清楚。

到达县中，一个年轻的传达说：“洪先生到县政府有事去了，打个电话要他回来！”

那传达打量她好半天说：“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她点一下头。心想：他怎么知道？

因为他帮洪先生发过信，汇过款到上海，说上海有个朋友要来，所以他猜准是上海的朋友来了。

那传达挂过电话后说：“马上就来的，你到曾老师屋子里去烤火。”

他把她介绍给那位曾老师。

曾老师，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人长得眉清目秀，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很有一点老师的风度。听说是洪先生的朋友，从上海来的，她很客气，邀她吃花生，又给她倒开水，让座，并说：“这几天洪先生可急了，听说你已从上海动了身，但这几天车又不通，他可不放心了。”

她想：这里的人都知道我要来，略有些脸红。

曾老师说：“这两天寒流，下大雪，你冻坏了吧？”她又嗯了一声。

房子里的大火，把炉子烤得通红，烟筒里发出呜呜的响声，那房子里暖烘烘，很是舒服。

洪先生从县政府奔回来，嘴巴里冒着好大的白气，高兴得说不出话，看到她，嘴巴半天都没收拢，他真像做梦，这人来得好及时，来得好巧，她像插了翅膀，从空中飞来的。

他说：“收到你的信后，我算着你这一两天要来，但火车一下不通了，我正在着急，你怎么来了？”

“我爬军火车来的！”

他听说是爬军火车来的，“哎呀”一声，连说：“不错，不错！”

她看洪先生夸奖她，她腼腆中又带一点骄傲。

他俩只是那么呆呆地互相望着，心里也不知多么高兴，像互相在欣赏什么似的。

话也不知该从哪里起头，到哪里结尾，东一搭、西一搭没完没了地啰嗦下去,把曾老师晾在一边。

曾老师看着他们那一副痴样子，在一边抿着嘴巴笑嘻嘻地说：“这下你放心了，不然天天念叨，快到厨房去要加个菜吧！”

曾老师这一说，提醒了一样，洪顿时脸红了，赶紧从口袋里摸出钥匙来，去开自己的房门。

洪先生房子里，也是一个大火炉，只是那火暗一些。一进门，他就把火通了一下，又加了煤，那炉子唱歌似的，燃得好欢，烟筒呜呜地响。那火使人感到温暖、快乐。

洪这时才想起她冷，说：“你冷得受不了吧？”

她只“嗯”了一声。

到了这里，心就踏实了，像找到了亲人似的，那么亲切、愉快、舒服，心里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一时又觉得想不起来了似的，她只感到那么满足。

他们这次的见面，完全不同于在省城的那一次。那时洪先生并不了解她，虽然互相心里是喜欢的，但不敢更进一步地亲近，只有当她从报馆逃走了，国安谈起她的遭遇、她的身世，洪先生才把他思想上的那些障碍抛掉的，他当时说：“她要不走，我会爱她的。”人走了，说也没有用处了。

真是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又走到一起了，而且是由于革命的关系，她想：这莫非又是“前世姻缘”。这姻缘完全是由于革命啊！她想着想着，幸福地叹息了一声。

洪先生说：“我们上街吃去吧！这里加菜难得麻烦！”

她一切都服从他，她已来到了他的身边，他说上街就上街，她没有半点不愿意的。

在街上走着，她只感到那双脚冷得受不了，但她硬顶着，不好意思说。

到了一家饭馆，洪先生看着她问：“你想吃什么？”

“随便！”

“水饺怎么样？喜欢吗？”

“喜欢！”

她想水饺还要问，这时肚子已经饿得叫了几回了，石头子都能吞两碗下肚了。

洪先生跟堂倌说：“来四十个水饺！”

水饺端来了，她拿起筷子，不声不响的两口一个，一下子吃下二十几个，洪先生看着她那狼吞虎咽的样子，问她：“你很饿了吧？”

她嘴里含着饺子，只点点头，等饺子进去了她才说：“我还是昨晚上在锦州旅馆里吃了一客饭的，快二十个小时了，只急着赶路，肚子也忘记饿了，这时才觉得好饿。”

洪先生看她那么爽快的样子，也微笑了。

吃完饺子，在回来的路上，洪先生见她走路一拐一拐的，说：“你的脚冻坏了吧？”

这一问，她才点了一下头。

回到学校，洪先生从箱子里，翻出一双自己的毛线袜子给她穿。可她的力士鞋,穿不进那厚实的毛线袜子。

洪先生又邀她上街，到一家百货店，买了一双东北的大头皮鞋，回来再穿上毛线袜子，才算解决了严寒的问题。

洪先生告诉她，他是专门留下来等她的，因为地方官绅，已经开始怀疑他和梅村将军了，而且天津和沈阳的报纸，还披露了消息，说梅村将军投匪了。谣言造得好凶，特务已在监视他们了。

梅村将军和南方派来的同志，带着部队，已经到凌源去了。

洪先生说：“我们明天就去凌源，目前处境既危险又紧急。”

他们俩坐在火炉边。洪先生打开了话匣子，谈他怎么通过封锁线，去到解放区找八路军东北民主联军十七旅接头的经过，又谈到发生误会差一点被打死的情景。

他说：八路军不相信我，因为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撤销了，无法转来组织关系，全凭一张嘴巴讲，情况复杂，是叫人难以相信。本来我通过封锁线找到了八路军十七旅的司令员和政委，见了面，把起义的事和他们谈妥了，约定好在×月×日×时在×地起义。以假打为掩护，把我们接过去。

但事情进行的时候，他们变了卦，假打变成了真打，部队接上了火，我们只好命令撤退。在撤退时，八路的一挺机枪，叭叭叭地对着我打，冰天雪地，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当时真想把心掏出来给他们看啊，不过那是没有用的，因为情况太复杂了，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是难以相信我。

他们打了一阵撤走了，我们挨了一顿打赶快回来，真是冤枉得很。

后来，我向南方组织写了一封信，要求搞关系来，或者派人来，不然就前功尽弃了。后来才派来两个同志，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她听着他讲，听得入了神，从心底里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敬，她觉得这是一个最值得爱的人了。她又想起国安曾经说过洪先生是最好的好人的话了，那个好，大概就是指的革命的意思吧！

她和他坐在这火炉边，她心潮起伏，想着这次从上海来到洪先生身边，又将要同他一道参加革命，一同去到解放区，很快就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她心里充满了喜悦。

他一边烤火，一边又说，梅村将军说我三十岁了，应该成家立业了，他说要帮我介绍一个东北女子，我当时拒绝了他，并把你要从上海来的事告诉了他，他说：“你有对象，那好，来了就结婚。”

洪先生说完这句话，看着她的脸。

她反问了他一句：“梅村将军的意思，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啊！”

这句反问，使他心里更有了底，洪先生说：“你来了，我当然希望结婚！”

他说完又看着她，她没有说什么，他们想到一起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的希望是结婚，当然也是她的希望了。

她想：在上海时心中就有预感，洪先生是爱自己的，果然是这样，她感到幸福和甜蜜。

她一下子感到好热，脸红了，心跳了，陶醉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幻想中……夜深了，一天的疲劳，虽然被到了目的地的喜悦心情驱散了，但喜悦之后，兴奋之后，也更加感到疲劳，她接连地打了几个哈欠，她站起来，要到曾老师那里去睡觉了。

她站起时，他也站起来了，他把自己的温暖的大手伸过来，拉着她的手，往自己身边拉，那手多么有力、坚定，它像一股热流冲向她，她反过来，拥抱了他，他们互相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的，拥抱，亲吻。

他们都感到幸福、激动，那些藏在心底里很久的爱，用不着说什么甜蜜的话语来表示，他们互相体会得到的。

那是一种力量，在吸引对方，那种爱也是因为对革命的向往，是志同道合。

她这时又想起在抗日青年先锋队读的一篇小说《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那也是讲的一个女人，冲破封建枷锁，与她的革命情侣一同参加革命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雪停止了，风也停止了，太阳在白云中间露出了笑脸，天空和大地，都是白皑皑的。

她和洪先生都把自己的行李搬上了马车，他们挤坐在一起。车轮碾着大地坚硬的冰凌，咯吱咯吱作响，马车一路叮呤咚隆地向前直奔，使他们陶醉……他们之间是那样真诚、自然、融洽，亲昵得似乎这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了，没有一点虚伪和做作。

洪先生说：“唉！恨我们认识太晚，使你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在省城你要不逃走，我们多好呀！”

她平常对于别人的同情是有反感的，但这是他说的，她没有作声，不过她还是说了一句：“没有那些苦，我们也不会走到一起的，更不会有今天了！”

他似乎也同意她的看法，觉得对。

到了车站，洪先生说不能直接坐车去凌源，说怕有特务暗算，先去沈阳，从沈阳再转凌源，那样安全些。

她完全服从他的安排，她从到他身边第一个时辰起，她似乎把一切都交给他了，她信赖他、崇敬他、爱他。

到了沈阳，他们下车，各背了一个行李，绕着车站走了一圈，找到一个很蹩脚的旅馆，住下来了，他说：“先在这里住一天再走吧！”

这一天，他们到沈阳街上去溜达，他一出得门，嘴巴不歇气，满腔热忱地讲开了革命道理，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讲到社会主义革命，讲到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实现。

她听着他讲，听得入了迷，那沈阳街上的花花世界，她什么也没有看见。

后来，他们专寻那些小街小巷走，为了清静。一边走，一边讲，他继续讲下去，她也继续听下去，他越讲越兴奋，她越听越入迷，就那么走呀，讲呀，她完全被迷住了，什么也不关心。

走过一条三岔路口，那里有两辆大车，装着又大又红的苹果，那卖苹果的小贩，放开喉咙在喊：“嗨！大苹果，大苹果，又甜又脆的香苹果！嗨！买来！买来！”

这一吆喝，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大的苹果，更不知是什么滋味了，她就说：“买两个苹果吃吧！”

洪先生要她去挑选，她就选了两个顶大的通红的。她拿在手里很是高兴，用小手巾擦一下，就咔嚓咔嚓咬来吃。她觉得这苹果比她想象的差远了，这东西只好看，吃起来不如南方的桃子、李子甜脆，更比不上橘子柚子了。

他们吃着、品味着，说有点像那半生不熟的红薯味。

从此，他们对苹果的印象不好了，都说：“只是外表好看，并不好吃。”他们哪里懂得这种苹果叫“糠苹果”，只有外地人才会上当去买。

他们回到旅馆休息时，他还向她讲理论。他说：“你参加革命要懂得理论，才能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不但要解放自己，还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为妇女解放奋斗的战士！”

洪先生理论书读得多，他讲起理论来，是那么自然，头头是道。

在她的一生中，第一次听到这种理论。在她单纯的内心世界里，为洪先生塑起了一个崇高的偶像，那偶像又高尚，又辉煌。

他们到凌源的路上，整整走了三天，这三天，好比一次旅行结婚。

在沈阳那个繁华的大城市，他们住了一个蹩脚的旅馆，那房子里有一个土炕，一扇便门，实在只算得一个客栈了，不过总算还有一点规矩。

他们到凌源车站的那一晚，条件就更糟了，那里只有一个客栈，客栈里已挤得莫想插足了。只好住在客栈门前的一个木棚子里，那棚子里的地上，堆着一些高粱和谷子的秤秤，店老板就安排人们在这堆秆秆上休息。

好大一堆人，大家挤着，挤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谁也管不了那许多，好像有这么个棚子，还有那些高粱和谷子的杆杆垫着睡觉，已经很不错了，比起露天来，舒服多了。

她和洪先生，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有一个窝棚，在人世间，他们也感到甜蜜和幸福。

投奔

韩梅村将军与国民党东北战区司令官杜聿明是黄埔军校同学，又是他多年的老部下。

抗战胜利之后，杜聿明将军看着这个过去的老同学、老部下，还过得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带着太太拖着一大群孩子，清贫得不得了。

杜聿明想帮他一把，就委派他担任了东北阜新市市长，兼任保安司令、接收大员。

梅村将军初到阜新，只见满目凄凉。东北人民被日寇统治了十四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青年人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知道，还自认为是满洲国的“良民”。

他决心在阜新这块地方为民造福。

他把接收来的伪满政府财产，连同一部自己乘坐小车都卖掉，换成现金，又在社会上召集进步人士，在阜新办起了中学、小学、幼儿园和救济院。

他看到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无能，只知道发国难财，欺压人民，他又感到国家前途十分渺茫。

他偷偷读了一些马列的书，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他开始秘密寻找共产党，迫切希望投奔共产党。

他把自己的心事透露给一个湖南华容老乡，叫杨明清，是阜新市政府的主任秘书。杨明清想起了一位洪先生，他在湖南第一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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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的同学，说洪先生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杨明清写了一封信给洪先生，将梅村将军的详情告知，希望洪先生能帮他们与共产党联系。

1946年秋，洪先生受当时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周礼的委派，奔赴东北阜新，开始与梅村将军共同策划起义 ……梅村将军，一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由于多年的戎马生活，脸上已有了一些皱纹。人长得高高瘦瘦，眉清目秀，身穿一套普通的布军服，要不是穿着军服，根本不像个军人，更不像个将军了，倒像是个和善可亲的读书人。

他的办公室，设在一栋普通的民房里。一间房子并不大，里面烧着一个烤火的炉子。靠窗户的地方，摆一张三屉条桌，一把靠背椅子。旁边一个骨牌凳子，再也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了。

洪先生领着她进了这间房子，介绍她认识梅村将军。

梅村将军马上站起来，满面笑容地伸出手来握手，并让出自己坐着的靠背椅子来，请她坐，又邀洪先生坐了那张骨牌凳子，他自己站着说话。他说：“好呀！你是从上海来的，上海人民对‘国大代’有什么反应？”

他问了这句话，看着她的反应。

她脸红了一阵，似乎一下答不上来，因为平日从没注意过这件事。但她在心里琢磨着“国大代”。在上海时，有一天鲁直先生不去上班，说那天上午是听报告，说国大代的事情，鲁直说：“又臭又长，王母娘的裹脚，懒得去听！”

于是她想：“国大代”不相干！人民有什么反应？我也是人民呀，“国大代”有什么相干？这一想：她觉得有了，就说：“人民不关心‘国大代’，因为那是与他们不相干的事！”

梅村将军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是的！是的！不相干！对！”

“金潮呢？”

“金潮！”她被问得又答不上来，但她终究从上海来的，她在黄专员家做女佣时，他的三姨太太徐小凤，不是总夹着皮包去抢购金条吗？他们在做逃往美国的准备，还托鲁直先生帮他找了言先生教英语。

这一想,她心里又有了。

她说：“国民党嘴巴里讲三个月、六个月，要消灭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心里怕得要死，尤其是那些高级官员和那些官商们，都做着往国外逃的准备，所以抢购金条，金潮就是这些人搞的！”

梅村将军听罢又笑了起来。

他们从阜新来的第三天，梅村将军跟洪先生说：要他们举行婚礼。

洪先生把这个话告诉了建明。

建明说：“不搞那套仪式吧！结婚就结婚是了，还要别人来承认我们吗？”

洪先生很高兴，他说：“我正在为难呢！因为举行婚礼，就要请客，那些团长、营长、连长都得要请。目前正在与十七旅活动起义的事，怕别人怀疑，你又是从上海来的。”

她也笑起来，觉得读书读得多的人，总不能脱俗罢？

他又说：“我们这样决定了，要有人问起这件事，我们都说在上海的时候已结过婚了。”

他们住在司令部里，那是一栋大公馆，共住三家。梅村将军住里面两间和堂屋，他们和南方组织派来的另一对夫妇，住前面两个耳房里。

梅村将军的夫人，一位三十二岁的夫人，已经有了六个儿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三岁，第七个孩子又快要降生了。

她每天穿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头上一块方纱巾，包着那些头发，免得做事的时候又要顾及头发。脸色像有些苍白，她常擦一点胭脂，想显出点红润来。

他们家没有请保姆，只有警卫员帮助家里买菜。那位夫人，每天做八个人的饭菜，还要洗衣服，搞卫生。

他们家每天都吃合菜，红高粱米饭，没有半点特殊的。

那菜，每餐都是豆腐、粉丝、大白菜、土豆，再放少量的肉，煮成一锅。

那不满三岁的老六，看着菜锅子上了桌，凭着自己的力气，踩着凳子爬上桌，扑在桌子上，侧着头，对准那只锅子东看西看，看准了一块肉，用他的小手去拈了，放在自己嘴里，有滋有味地嚼。

老三告状了：“妈！妈！老六又在上桌拈菜锅里的肉吃。”妈妈在厨下，挺着个大肚子来了。啪的一巴掌打在老六头上，也不多唠叨。

她每天学着炒土豆。南方人喜欢炒，不喜欢炖着吃。那土豆淀粉多，每餐炒土豆，都要粘锅，有时粘着一大块锅巴，铲都铲不脱，有时还烧煳了。她觉着不好意思把那些烧煳的锅巴给别人吃，自己就吃了。经常的一个人嘎嘣嘎嘣地吃。她很高兴，她看看自己的胳膊比原来粗了，身体的各个部位也都有些长进。

她说：“红高粱米比大米营养，土豆也是很营养的，把人都吃胖了。”

南方组织派来的老周，他二十三岁，一口湖南宁乡话，看起来满面书生气，其实是一个坚强的战士。

他来了之后，承担解放区和白区接通关系的任务，由他通过封锁线，到解放区要求十七旅派部队来接梅部起义。时间非常紧迫，不容拖延。

老周通过封锁线时，化装一个东北农民，又是小商贩的样子，穿一套东北农民的烂棉裤，腿子上扎着绑带，一双东北大头鞋子，胡子留起来。一双手拢在袖筒里，腋下还夹一根打狗棍子。样子是蛮像的了。但是一开口讲话，可就漏馅了，叽里呱啦的，别人一句也听不懂。在封锁线上，被解放区的人抓住，以为是日本特务，但他带了梅村将军司令部发的特别通行证。

他终于找着十七旅的政委和司令员了，要求他们赶快派部队去接梅部起义，说情况很危急了。

梅村将军虽是东北战区司令杜将军的黄埔同学，是老同事老搭档，但现在的东北战场，已是火烧眉尖的时候，而且沈阳、天津都有报载梅村将军准备投奔共匪的消息，那消息虽不太确实，在白区已引起轰动了。

十七旅的头头们，决定派作战科长戴平同志前往梅村将军的司令部。戴平来了，住在洪先生的炕上，洪先生详尽地向戴平介绍了梅村将军起义的思想基础，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以及他的作风为人和他的家庭。

戴平三十来岁，中等个子，一副精明干练富有作战经验的样子。戴平来之后，建明负责料理他的生活，送茶送水、洗衣服等，她觉着来了一个比亲人还要亲的人。

戴平穿着洪先生的一套黄色咔叽布中山服，在梅村将军的司令部进进出出。他在此停留了一个多星期。

后来又派来一个侦察班，一共四人，一起挤在洪先生的炕上睡，他们是来察看环境与军事力量的。侦察班是些老八路了吧？都有一副侦察人员的眼睛。

好容易挨到4月30号，这天和往常一样，街上还是原来的样子，农民担着大白菜、大葱、土豆进城来卖。那几副枣糕摊子，也跟平常日子一样，热热闹闹，枣糕是金黄的小米糕掺进一颗颗大红枣子做的，发出一阵阵香味，热气腾腾。那些卖菜的农民，早上买一角钱枣糕，端在手里，一口一口地啃着，有滋有味地看着，享受着。至于什么时候八路会来，他们没有听到消息，也不担惊受怕。

那些本不景气的百货、南货、布店里，没有什么货物，冷冷清清，死气沉沉，那些小小老板们，缩头缩脑、无精打采，只是每天开门，又关上门，今天也没有两样。

这一天，司令部的大门口，筑起了“防御工事”，带来了一点“战争”的气氛。

这时，司令部隔壁那个便衣大队的特务们也在紧张地出出进进。他们贼头鼠脑，唧唧哝哝，鬼鬼祟祟，戴着墨镜，观察着来往的行人，尖着两只耳朵，想探听一点风声，他们是国民党嫡系派来监视梅村将军的。

八路离城只有三十华里了。三十华里，够近的了，只要想来，那些飞毛腿，两个小时就到了。

特务们一方面在观察可疑的人，另一方面，也做好了逃的准备。

梅村将军早早地起来，他简单地用过早餐，一个人留在房子里。

桌子上摊开了军事地图，他坐在桌子边仔细地察看那些地图。

梅村将军在房子里来回地踱着，他在想什么呢？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将军，他打仗，他带兵，似乎从没有这次这样激动的。

大概九点多钟吧，他邀洪先生说：“我们两人出城去看看地形，检查一下通信联络处。”

他们两人各骑一部单车，悠悠闲闲地飘然而去。

他们把“防御工事”又做了一番调整，把铁路沿线的部队，调得更集中了。

吃过晚饭，天渐渐黑下来了，梅村将军心情非常激动，但他镇静着自己，准备指挥好这场战斗。

洪先生也坐在桌子旁边，沉着脸，很严肃又很紧张的样子。

梅村将军在房子里来回地踱着。

两个人都不作声，好像是一个母亲在期待着婴儿的诞生。

时间终于过去了。

晚上九点整。

“叭”的一声，枪响了，两对眼睛同时闪出了喜悦的光辉，他们俩对笑了，同时说出一句话“打响了！”

这是约定的信号枪声，说明八路军的十七旅就要进城了。

梅村将军用一只激动得发抖的手，抓起桌子上的电话机，大声地喊：“喂！西门的（因为约定八路军从西门进）！撤回来！撤回来！……”

梅村将军站在桌子边电话机旁，电话响个不停：“喂！喂！我是县党部！梅村将军吗？八路！八路！进城了！怎么办？请支援！……”

梅村将军说：“我们也被包围了！没有一点办法啊……”

“喂！喂！要司令部！要梅村将军的司令部！……八路进城了……怎么办？……怎么办？”

“喂！我是公安局！……”

“喂！喂！……我是银行……”

“喂！……喂……我是救济总署……”

梅村将军千篇一律地回答他们：“毫无办法，我们完了！……被包围了……”

梅村将军不再和他们啰嗦，他集中精力把几个碉堡里的兵力，全部调到司令部的防卫工事里。

八路冲进城后，直线向司令部扑来，防卫工事里的弟兄们都做好了“保卫”司令部的准备。紧急关头，洪先生拿着一支手枪，从梅村将军身边冲出去，大声喊：“司令的命令！不准开枪！谁开枪就枪毙谁！”

没有开枪，那些步枪、卡宾枪，全部架在“防御工事”的沙袋上，没有枪声，枪没有开啊！

八路涌进了司令部，人浪淹没了一切。

八路的十七旅司令员来了，他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一张饱经战火和风霜的紫铜色的脸，两只闪闪发光的大眼睛，他穿一套灰布军装，扎着绑腿、布鞋、布袜子，腰上扎一根皮带，大步地奔进司令部。

进门就大喊：“梅村将军在哪里？”

梅村将军从房子里冲出去，他们紧紧地抱住。他们拥抱了有五分钟，才互相松开对方，互相对看着。

认识吗？不认识！

但他们像两个失散了多年的亲兄弟，找着了。

眼泪，同时流出来。激动的泪！喜悦的泪！

流吧！流吧！在这种时刻，他们是不会吝惜这珍贵的东西的。

将军的部下，一个个全愣着。怪事了，司令什么时候通了八路的？他们那样亲密，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将军走到院子里，面向着自己的弟兄们，他的神态有些疲惫，那些蒙在鼓里的人们，一个个都用疑惑的眼睛看着他。

他说：“我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早已深恶痛绝，他们腐败无能，坚持与人民为敌。现在，我已回到人民的行列，希望全体官兵，同我一道，走向光明！我宣布！我们这是‘五一’起义！”

八路军同志马上鼓掌，表示欢迎，并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啊！多么好听的声音，她第一次听到，心脏马上紧了一下，眼泪滚出来。

东方已经发白。

街上所有的铺门，还是紧闭着。人大概是醒来了的，或许根本都没有睡的吧？只是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听着动静罢了。

一辆美国卡车，上面写着“救济总署”，开到了司令部门前，上面装了一些蛋黄粉、花布、鱼肝油和“东北流通卷”。驾驶员是一个八路战士。

她和洪先生爬上去了，几个南方组织派来的同志爬上去了。

梅村将军护着他临产的夫人坐在驾驶室。人货混装着，向解放区开去。

到达一个碉堡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有个将军的忠诚部下，从碉堡里射出了子弹，他带领一连人，埋伏在这里，想“搭救”将军，想劫回卡车，阻挡八路。

这个倒忙帮得好险，差一点要了司令的命，一颗没长眼睛的子弹，穿透了司令的军帽。车停了，人都从车上下来，进入战壕，步行过去。将军搀着他的夫人，在战壕里，一步一步地艰难走着。

八路的两挺机枪，对着那碉堡，哒哒哒连珠炮似的放呀放，放了一阵子，喊他们投降。

车子继续往前开，终于进入解放区了！

这一天，天空没有一丝丝的云彩，太阳高高兴兴地升起来了。

一片沙窝子土壤，看不到一根青草，看不见一丝绿荫，只有许多穷困的农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今天，都是面带笑容，熙熙攘攘的，向一个方向走动着，走动着。

她想：那些人干什么去呢？

王爷府的门前，一大块空坪，以前是喇嘛们跳大神的地方。今天，那里搭了一个临时舞台。扯起一长条大红布横幅，写着“庆祝国际五一劳动节”。

这个节很新鲜，她第一次晓得。

那里挤满了人，有一些穿灰布军装的男女，在那里忙乎着。

台上，中间挂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彩色画像。那么大，那么光辉，那么慈祥，那么亲切。她是第一次看见这些救命恩人的画像。她心里在默念：毛主席啊，毛主席。眼泪又流出来，心脏在紧缩着。视线模糊了，她太兴奋了。

她像在做梦，日夜想念的解放区，终于见到了。

那些老少男人们，都带了烟杆烟袋，一个劲地吧嗒吧嗒，吸着烟，耐心地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