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才家事（1 / 1）

每一种文化都孕育了才华横溢的名门望族，如德国的巴赫家族、瑞士的伯努利家族、英国的达尔文家族和赫胥黎家族、印度的泰戈尔家族、俄国的托尔斯泰家族。然而，即使这些家族中杰出人物不少，家族中广受认可的天才也只有一位：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查尔斯·达尔文、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列夫·托尔斯泰。

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Artists）中指出，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著名艺术家的父辈都缺乏创作细胞——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提香的父亲分别是法律公证员、钱庄掌柜、议员——天才头脑并非传家宝，不能世代相传。在《遗传的天才》中，高尔顿通过论证才华（talent）似乎能部分遗传，且在英国法官身上尤为明显，无意间说明了天才（genius）无法遗传。天才名册上，每个伟大的姓氏只会出现一次：莎士比亚、贝尼尼、牛顿、贝多芬、法拉第、拜伦、高斯、塞尚、爱因斯坦。天才的子嗣似乎无法成为天才。

然而，一个创造力超群的家族中，可能出现多个天才。达尔文家族人人皆知——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是医学家、生物学家、作家，外祖父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瓷器大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家族也是如此——父方的斯蒂芬家族中，学者、作家不胜枚举，其中属她的父亲、《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创始主编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最负盛名；母方则有摄影师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了解泰戈尔家族的人则较少——诗人泰戈尔是孟加拉宗教领袖代温德拉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之子，是印度首位工业企业家德瓦尔伽纳特·泰戈尔（Dwarkanath Tagore）之孙。

因此，尽管遗传与非凡的创造力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但两者的关联程度仍未有定论。同样，环境因素、家长的熏陶或是冷落都可能与天才的成长挂钩。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天才早年丧亲。1978年，心理学家J. M. 艾森斯塔特调查了699位著名历史人物，发现10岁前丧父或丧母的人占25%， 15岁前的占34.5%， 20岁前的占45%， 26岁前的占52%，超过半数。10岁前丧父或丧母的包括：J. S. 巴赫、罗伯特·玻义耳（Robert Boyle）、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但丁、达尔文、安东尼·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米开朗琪罗、

牛顿、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托尔斯泰、理查德·瓦格纳、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20岁前丧父或丧母的包括：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贝多芬、玛丽·居里、汉弗里·戴维（Humphry Davy）、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维克多·雨果、奥古斯特·凯库勒（August Kekul敧）、泰戈尔、马克·吐温、弗吉尼亚·伍尔夫。当然，由于无法结合同时期总人口的死亡率来观察上述数据，我们难以断定丧亲和天才的关系。近些年，此类预期寿命估算成为可能后，研究也仅基于20世纪早期的数据。例如，1953年，安妮·罗伊针对美国杰出科学家开展调查，结果表明，15岁前丧母或父母双亡的比例为26%，是总人口比例（8%）的三倍左右，其相对频率与少年犯或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大致相同。

面对这些数据，人们不禁疑惑：同样是经历丧亲之痛，为什么有些儿童变得更加坚强，另一些则变得软弱畏缩，甚至走向毁灭？1895年，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在痛苦中撒手人寰，21岁丧父的温斯顿·丘吉尔曾这样说：

孤独的小树一旦开始成长，定能枝繁叶茂；永失父亲关怀的男孩，只要避开青年时期的危险，就往往能具备独立、创新的思想，得以疗愈早年的怆痛。

1895年，母亲的早逝导致弗吉尼亚·伍尔夫第一次精神崩溃，此后她与父亲关系恶化，父女二人痛苦不堪。1904年，父亲辞世，伍尔夫再度精神崩溃。在决定伍尔夫思想性格的这几年里，她成为职业作家，而不是陷入绝望、才思枯竭，或者更糟。是什么让她从丧亲之痛中恢复过来，哪怕这恢复只持续了一段时间？

毋庸置疑，个中缘由十分复杂，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原因，与丧亲时的心智水平、客观境遇有关。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母亲去世时他只有8岁，还不懂事；居里夫人丧母时与达尔文年纪相仿，但根据她的自传，母亲的死让她堕入抑郁的深渊。早年丧亲必定会引发一系列矛盾的情感，或焦虑或愤怒，一方面是自我保护和对安全感的渴望，另一方面是自我标榜和对关爱的向往。但是，为什么有时早年的丧亲之痛反而会激发创造力，甚至铸就天才呢？

心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社会剥夺了至亲的生命，创造性成就、青年犯罪与自杀都是对社会表达不满的回应。个体通过创造性成就，批判或抨击现存的社会信条和社会风俗，从而开辟出一条独立自主、标新立异的道路，拒绝遵守社会的规章制度。另一种解释则认为，至亲与世长辞，惨遭遗弃的孩子不禁感到孤独、悲伤、愧疚，找不到自我价值，创造性成就为他们提供了发泄情感的窗口，挽救他们于自我毁灭的崖边。还有一种解释是，创造性成就能带来鲜花和掌声，也能带来威望与权力，得势的丧亲者能对身边的人进行操纵和支配，从而感到命运在握，自我保护得以实现，不必遭受更多的打击。

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师卡伦·霍妮（Karen Horney）提出，早年丧亲的可能反应有三种基本目的：一是为了接近人群，个体从周围汲取关爱和赞同，受到敬佩和保护，友善的小达尔文就是如此；二是为了疏远人群，个体脱离社会，力求独立、自足、完美，刀枪不入、百毒不侵，正如爱因斯坦用“放肆无礼”形容年轻的自己；三是为了对抗人群，个体渴求权力、威望和支配地位，恶意利用他人，易怒的牛顿无疑就是这样，或许达·芬奇也是。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开展了一项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基于20世纪90年代对近百位创造者（其中12人是诺贝尔奖得主）进行的采访，他总结道：

让-保罗·萨特有一句格言：“父亲能赠予儿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英年早逝。”尽管创造者成人后往往能从早年丧亲的阴影里走出来，但萨特的话仍有夸大的成分。气氛温馨、催人奋进的家庭案例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不能断言苦难或矛盾才是释放创造渴望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创造者度过的童年生活，不是无忧无虑、顺风顺水，就是极度困苦、荆棘满布，空缺的反而是绝大部分中间地带。

然而，其他调查则显示，逆境中成长的卓越创造者占绝大多数。1962年，心理学家戈泽尔夫妇（Victor and Mildred Goertzel）发表了一项名为“名人摇篮”（Cradles of Eminence）的研究，调查400位杰出历史人物后发现，来自破碎家庭、曾遭父母冷落的占到75%，有生理缺陷的超过四分之一。不久后，戈泽尔夫妇又调查了20世纪的300位杰出人物，发现家庭背景极差的比例更高，占85%，其中小说家和剧作家比例最高（89%），科学家比例最低（56%）。同样，相比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家境贫寒、肢体残疾的文学奖获得者更多。R. 奥赫赛（R. Ochse）在研究天才的决定因素时写道：“从数据出发，推测创造者的童年时期总是贫困、痛苦的，似乎并不过分。”

丧父丧母、遭遇冷落、家教严苛，亲人反目、饥寒交迫、备受凌虐，被过度保护、孤独寂寞、患得患失，丑陋、畸形、残疾，许多人面对的难关还不止一道。

心思细腻的小说家记载童年轶事时，免不了要添油加醋，但这些作品往往更加令人确信逆境成就天才。查尔斯·狄更斯的童年弥漫着愁云惨雾。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8岁丧母，12岁时丧父，父母皆死于肺结核，他回忆道：

如果我不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完成了作业，我没事可做，只能呆坐着望向病房，那可恶的寂静穿过紧闭的房门，冷冷地笼罩在我伤痕累累的心上。我想我会发疯的，以一种徒劳的、幼稚的方式。我常哭着入睡，睡得很沉。

安东·契诃夫的童年记忆令人痛心，虽然那对他的创作事业十分有利。他的父亲出生于农奴家庭，后来开了杂货店，生意惨淡。契诃夫写道：“独裁和谎言毁了我的童年，回想起来，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我记得，我才5岁时父亲就开始管教我，说得难听点就是打我。他用鞭子抽我，扇我耳光，打我的头。每天早上一醒来，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会挨打吗？”父亲禁止我玩游戏，也不准嬉闹喧哗。

人们容易得出这样的观点：矛盾丛生的逆境也好，亲情满溢的顺境也好，总之天才是在极端的童年环境里培养出来的，超群的创造力必然出自异常饱满的情感。然而，只有一部分天才的家庭环境证实了这一结论，事实比想象的更加复杂。

一边是极端的逆境——达·芬奇在襁褓中就惨遭遗弃，父母几乎完全无视他的存在。父亲只为达·芬奇做过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就是把年轻的他介绍进了艺术家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的工作室。另一边是极端的顺境——莫扎特从出生到二十出头，每分每秒都享受着父亲、母亲和姐姐的百般呵护。他接受父亲全天候的指导与培养，天性从未受到压制，演奏水平不断提升。然而，米哈里·契克森米哈在研究中提到，爱因斯坦的直系亲属既没有无视他，也没有鼓励他，因此他度过了平凡的童年。少年爱因斯坦十分热爱数学和理论物理学，对此，父母和近亲并未恶意反对，也没有热情支持，支持他的只有家族之外的朋友。举例来说，爱因斯坦的父亲是商人兼工程师，他从未收到过爱因斯坦写的关于物理的信件。

仅将天才分为“顺境中成长”和“逆境中成长”两类不够严谨，顺与逆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一种矛盾，天才的创造力似乎就诞生于其间。

4.画像：莫扎特一家，约翰·尼波姆克·德拉·克罗齐，1780—1781年。从左至右为：玛利亚·安娜·莫扎特（南妮尔）、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利奥波德·莫扎特；椭圆画像为莫扎特已故的母亲安娜·玛利亚

简单来讲，小达·芬奇的确无福享受父母的关爱与教导，正因如此，他比常人更加自由，能够独自探索芬奇镇和佛罗伦萨，在艺术和科学的世界里遨游。在父亲严密的监管下，莫扎特长大后成为优秀的音乐演奏师，但他确实难以自主自立；二十多岁时，他挣脱了父亲的管束，才真正圆了作曲家的梦。爱因斯坦的家庭关系并不亲密，父母为他挑选的学校、父母认可的传统社会价值观他都不屑一顾，而正是这种叛逆精神赋予了他底气和自信，帮助他实现了物理界的革命性转变，从而颠覆了人类对光、空间和时间的理解。

支持是一种社会行为，从支持的角度重新审视家庭、友人和天才之间的关系时，新的问题出现了：激发非凡创造力的，是社交还是独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回忆录中写道：交谈充实心灵，但独处才是天才的学校——显然大多数天才都表示赞同。即使他人的建议对激发灵感再有用，最棒的主意也总是在独处时闪现。剑桥三一学院的教堂里，伫立着牛顿的塑像，威廉·华兹华斯（Willam Wordsworth）在《序曲》（Prelude）中歌颂道：“大理石幻化成一个灵魂，永远孤独地航行在陌生的思想海洋。”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虽深知发明必须考虑社会需求和适销性，仍这样说道：“思考最好在独处时。”皮埃尔·居里年轻时，在日记（由玛丽·居里公布）中写道：

每当思绪之轮开始缓慢转动，我都会尝试加速，想变成一台回转仪或是一个陀螺，只要达到足够快的速度，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我都能聚精会神地思考。但这时，最平凡琐碎的事物，包括一个词语、一个故事、一张报纸、一次拜访，都会打断我，推迟甚至无限期延长这一时刻的到来。

瓦格纳说：“孤立状态和彻底的孤独是我唯一的安慰，也是我的救赎。”拜伦指出：“社交对任何思想成果都是有害的。”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诗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因梦而生，他责怪“一个从波尔洛克（Porlock）来出差的人”妨碍了他的创作。奈保尔（V. S. Naipaul）认为：“文章来自作者最隐秘的深处，连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这深处在哪里。因此，创作充满魅力。”

天才成人后偏爱独处的例子很多，而奥赫赛的研究表明，他们童年时也是如此。他写道：“关于创造者的文献中，有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社交隔离与孤独。”

许多创造者曾被其他孩子孤立，原因有很多：家教严厉、身体欠佳、经常搬迁、天生内向，或没有兄弟姐妹。无论是因为什么，他们童年时总是独自活动。

以康拉德为例，他是独子，身为爱国者的父亲在他4岁时被放逐到气候恶劣的俄罗斯北部，他和母亲被迫离开了祖国波兰，随后他的父母接连去世。就算是非常热爱在公众面前表演的小莫扎特，也有独处的时候。父亲利奥波德记道：1765年，9岁的莫扎特随家人出游，姐姐南妮尔因发烧卧床不起，命悬一线，父母在一旁焦急地照看她，而小莫扎特却在隔壁房间弹奏音乐，自娱自乐。

因此，尽管许多机构（特别是商业企业）提倡集思广益，崇尚“头脑风暴”，天才却往往不爱团队合作。在任何群体中，天才都显得格格不入。无须多说，最伟大的诗歌、小说、画作、音乐，甚至是电影，几乎都是一个人的功劳，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几乎都颁发给独立的个人。显然，这一点在科学界并不成立。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需要合作的，最近几十年尤其如是。科学界有许多著名的合作伙伴：玛丽·居里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威廉·布拉格与其子劳伦斯·布拉格——首先使用X射线分析晶体结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麦克尔·文屈斯与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破译米诺斯人使用的线性文字B。但是，大多数受人景仰的科学家都单独发表最重要的成果，如伽利略、牛顿、法拉第、达尔文、爱因斯坦等。

最后，考虑家庭和天才的关系时，也应当考虑伴侣和子女的角色。天才的配偶和子孙纵使出类拔萃、贡献颇多，在后世却总显得微不足道，甚至默默无闻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百科全书和参考书仅用寥寥数语便能概括他们的生平事迹。达尔文传记的作者詹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写道：“达尔文锲而不舍地追求完美，他忠诚的妻子爱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像一个耐心的幽灵，始终站在他身后。”她是《物种起源》等作品不可或缺的编辑，帮助丈夫梳理不通顺的语句，并与他探讨其中的观点；达尔文的儿子们也在科学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天才的配偶和子孙也许注定籍籍无名，他们要是尝试在同一领域取得成就，就愈加不得志，比如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玛丽克（Mileva Maric）和莫扎特的同名次子。爱因斯坦的长子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则有意避开理论物理学，成为一名液压工程师。无论甘愿与否，他们总是会被拿来和天才做比较。

然而，例外无处不在。玛丽·居里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都因嫁给了创造力超群的杰出人物而备受激励。居里夫人公开承认，与皮埃尔·居里合力前行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她的潜能，二人共同发现放射性元素镭，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居里夫人的长女与女婿也一起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相比之下，作家兼记者莱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对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在她著名的日记中，我们得知莱纳德评论并编辑她的作品时，细致入微，真诚客观。1913年，二人结婚后仅一年，伍尔夫在创作第一本小说时尝试自杀，莱纳德挽救了她的生命。194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投河自尽。在最后一封信中，她告诉莱纳德：

我想对你说，我这一辈子的幸福都是你给的，我来不及还。你对我那么有耐心，简直无微不至，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说的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有谁能拯救我，那只有你。一切都已离我而去，只有善良的你坚定地留在我身边，我不能继续浪费你的生命了。我想，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个人。

因此，家庭教养和家庭环境对天才的成长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温馨的顺境与残酷的逆境都能诞生天才。但是，除了各个年龄段的天才都偏爱独处以外，这些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