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国的建立（1 / 1）

大卫·斯托克顿(David Stockton)

未来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于公元前63年9月生于罗马。其父盖乌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两年后出任大法官，本有望成为执政官，但升职的希望随着公元前58年他的死亡而破灭。维利特莱(Velitrae)的屋大维家族颇为富裕，但在当时只是骑士等级，屋大维之妻阿提娅(Atia)的父系也充其量属于较低级的元老阶层。因此，后来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就不足为奇了：是太阳神阿波罗与阿提娅生下了这位命定的世界统治者。对于一个将要策划与巩固意大利各“非政治”阶层胜利的人，这个男孩的“中产阶级”家世却非常合适。而且阿提娅之母是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恺撒本人无子，他唯一的女儿尤利娅(Julia)死于公元前54年，也未留下子嗣。恺撒早就注意到这位外甥孙的少年老成，公元前44年恺撒死后，他的遗嘱被公开，年轻的屋大维被指定为恺撒的养子，使尤利乌斯·恺撒这一高贵望族姓氏得以延续。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1](Marcus Antonius)看不起这个挑战者，认为他“只是个孩子，他所有的本钱就是名字”。但安东尼乌斯只说对了一半，屋大维之所以取得后来的成就，“恺撒”这一名字的魔力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虽然只是个18岁的新手，但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到正席卷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阴谋与战争旋涡之中。

到了公元前30年，刚刚30出头的屋大维已消灭了最后、也是最强大的对手，如同之前他的养父一样，他“像巨人一样”控制着世界。不过这个新的巨人并非泥足巨人。恺撒在西班牙取得最终胜利后返回罗马，之后只过了6个月就遭杀害，倒在其伟大对手庞培的雕像之下。刺杀恺撒者们自诩为“解放者”，他们是由前庞培派分子、“共和派”人士以及独裁者(指恺撒)本人的重要追随者组成的大杂烩，他们之所以能够团结起来，是因为对恺撒公然的专制权威有着共同的恐惧或者憎恶。然而，与恺撒截然相反，这位“新恺撒”[2]在阿克兴(Actium)取得最后胜利后却统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76岁寿终正寝时，他遗留给罗马和意大利以及整个帝国的不是内战与纷扰，而是稳定持久的政治体制，我们称之为“元首制”。

后三头

“如果恺撒这样的天才尽其所能都找不到出路，目前谁还能找到呢？”恺撒的老朋友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 Matius)的暗淡悲观论调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在获得解救之前，罗马世界有超过13年时间陷于分裂且前景不明，到处是劫掠与屠杀，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随时有解体的危险，这一时期，法制废弛，正义也不过是“强者的利益”。

如西塞罗当时所见，刺杀恺撒者曾真心希望随着恺撒的死亡，国家将会恢复“常态”。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很快就控制了意大利的局势。西塞罗自作聪明，试图利用屋大维对抗安东尼，以此使恺撒派分裂并互相残杀，结果却适得其反。到了公元前43年秋，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及其高卢军团达成理智的共识：他们要么同舟共济，要么各自覆灭。由此产生的“后三头”是合法的三人独裁统治，为期5年。罗马的新主人需要保障安全并支付战争费用，于是发布了自苏拉以来的首次公敌宣告，死亡令名单中约有300名元老与2000名骑士，西塞罗是首批人头落地者之一。安东尼和屋大维率军去进攻反抗他们权威的唯一势力，留下雷必达镇守意大利。公元前42年10月，“共和派”末代领袖布鲁图斯(Brutus)与卡西乌斯(Cassius)在马其顿的腓力比(Philippi)败亡。

安东尼去收拾东部局势，同时屋大维则着手处理棘手任务，即在意大利为三巨头的大约10万退伍老兵寻找安置土地。维吉尔(Virgil)的第一首《牧歌》(Eclogues)使我们能一窥那些被剥夺土地者的悲苦境地，他们丧失一切所有，身无分文地踏上艰辛的流放之路。安东尼之妻弗尔维娅(Fulvia)与安东尼的弟弟卢基乌斯(Lucius)(公元前41年的执政官)想利用屋大维的不得人心反对屋大维，但他们被迅速赶出罗马，在佩鲁贾(Perugia)因饥饿最终投降。安东尼返回意大利，一场新的内战迫在眉睫，但众军团厌倦了相互攻杀，梅塞纳斯(Maecenas)与阿西尼乌斯·波里奥(Asinius Pollio)的外交斡旋修补了二人间的裂痕，公元前40年，双方签订所谓“布伦迪辛(Brundisium)条约”。雷必达几乎被忽略，仅分得阿非利加(Africa)，安东尼则在返回东部前娶了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Octavia)。维吉尔的第四首《牧歌》所反映的可能就是此次统治者之间的和解所激发的欣慰情绪以及对和平安定的普遍向往，诗歌展示了一幅似乎即将降临的新黄金时代图景。

但希望很快破灭。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Sextus)赢得了地中海中部与西部的制海权，罗马害怕谷物运输线受到威胁，只得让步，承认他对科西嘉(Corsica)、撒丁岛(Sardinia)、西西里(Sicily)与希腊的总督统治权。然而一旦马尔库斯·阿格里巴[3](Marcus Agrippa)帮助屋大维平定了高卢，塞克斯图斯的好运就到头了。阿格里巴从无到有组建并训练出一支舰队，安东尼与屋大维间的另一场公开冲突被勉强化解之后，屋大维与阿格里巴联合阿非利加的雷必达重新夺回西西里，于公元前36年9月在西西里西北部的瑙洛库斯(Naulochus)附近海面彻底击败了塞克斯图斯及其庞大海军。此前一年三巨头的任期得以追加，又延长了5年。但三巨头现在很快减少为两巨头。雷必达倚仗自己在西西里的22个军团向屋大维挑衅，要求获得更大的战利品份额，但雷必达的军队不愿再为雷必达效力，遂倒向屋大维。雷必达得以保全性命，但被剥夺了三巨头权力。于是，一切业已就绪，帝国西部主人与东部主人之间的最后决战即将到来。

从公元前41年起安东尼就事务缠身，他首先率军北上马其顿防御外敌入侵；而在这之后，帕提亚(Parthia)又不断对小亚细亚和黎凡特[4](Levant)造成威胁——这些地方的罗马臣属已被安东尼的沉重财政索取弄得民穷财尽。于是，安东尼变得越来越依赖埃及的财富以及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37年，安东尼把怀有身孕的屋大维娅送回意大利，随即公开承认自己与克利奥帕特拉的一对双胞胎孩子，而克利奥帕特拉此时也梦想着重建托勒密王朝(Ptolemaic)先祖的伟大帝国。公元前34年秋，安东尼采取挑衅姿态，宣布克利奥帕特拉之子恺撒里昂(Caesarion)为尤利乌斯·恺撒的合法子嗣，恺撒里昂与克利奥帕特拉号称“众王之王”与“众王之女王”，东部大部分地区被恺撒里昂及其母亲，以及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的两个孩子瓜分。

这给了屋大维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安东尼被丑化为一个背弃伟大罗马传统的叛徒，一个埃及女妖的鹰犬。三巨头执政之职于公元前33年到期后没有再延期，安东尼保留三巨头的头衔并要求拥有其权力，但屋大维回绝了三巨头的头衔与权力，低调地把自己装扮成举世呼唤的正义斗士，代表着有秩序的西部。安东尼因“占有了东部财富”而在舰船、人力与金钱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他的杰出将领文提狄乌斯·巴苏斯(Ventidius Bassus)于公元前39年驱逐了帕提亚人，迫使他们退回幼发拉底河对岸；公元前34年安东尼轻而易举将亚美尼亚置为罗马行省。然而身为“异族**妇”的丈夫兼斗士，安东尼不能入侵意大利，于是他打算引诱屋大维进入希腊西北部，然后一举将其击溃。但阿格里巴洞悉并挫败了安东尼的图谋，公元前31年9月，安东尼在阿克兴附近海面被击败，他离弃自己的大部队，跟克利奥帕特拉一起逃回埃及，群龙无首的安东尼主力部队只得投降。公元前30年夏，屋大维进军埃及，战争进入尾声。安东尼误以为克利奥帕特拉已死，自杀后死于克利奥帕特拉怀中；克利奥帕特拉被关押。为避免在罗马凯旋式上被示众的羞辱，她宁可最终丧命于非洲角蝰(其实是眼镜蛇)的神圣毒牙。持续了20年的内战终于结束，但“新的恺撒”能否找到出路，避免老恺撒重蹈的覆辙，当时尚不明朗。

奥古斯都的政制

阿克兴战役之后3年或更长时间里，屋大维的统治本质上是基于其个性，并无规则可言。他没有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只是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进行必要整顿，为自己的首次政制安排做准备。公元前28/27年，他宣布交出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正式恢复元老院与人民的政府。后来，奥古斯都授意在自己位于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的陵墓外竖立石碑，其上铭刻着自传性文字《功业纪》(Res Gestae)，以便市民们能够阅读和膜拜伟大领袖为罗马公众所完成的业绩。在《功业纪》中他谈到此事：

在我的第六个和第七个执政官任职期间(公元前28/27年），在我根绝了内战，并在一致赞许之下一度掌握绝对统治权之时，我把“共和国”（res publica）从我本人监护之下（ex mea potestate）转交于慎重的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之手。因为这一功绩，我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

奥古斯都时代由此开始，奥古斯都式元首制的典型特征亦由此确定。元首，即罗马共和国的“首席公民”，将没有任何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威权，没有恺撒于公元前44年通过投票获得的终身独裁权以及类似权力。元老从元老院和人民之手接受了高卢、西班牙、叙利亚与埃及的管理之责，全国的大部分军团驻扎在这些省份，他本人虽不在当地，但可以通过连续选择听命于自己的代理人加以统治。在罗马，元首的公开权威来自他本人重复担任的两执政官之一的职位，此外，还有元首的巨大个人财富及其庇护权、影响力、威望与外交政治手腕也能够弥补缺憾，提高政府运转效率。元首的密友，其中最重要者为阿格里巴与梅塞纳斯，也分担管理国家与制定政策等任务。

4年后的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险些死于一场重病，病愈后他辞去了执政官之职，后来，他还分别于公元前5年和公元前2年两度出任执政官，但皆未任满一年任期。在任执政官期间，他被投票授予终身享有保民官权力，并且元老院还特别宣布，元首身为诸“皇家”行省总督，所拥有的“统治权”(imperium)高于任何“非皇家”或“公共”行省总督的权力。这些变动以及变动之后隐藏的动机饱受争议，促成它们的因素可能既有早先实际管理安排的经验，又有某些隐约可察却难以捉摸的考量，还混杂着贵族统治团体以及元首重要支持者的意愿。有的人认为，公元前23年的调整是奥古斯都精心策划的一次战术撤退，公元前19年取得的新进展弥补了此次撤退的损失，这一年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终身享有执政官权力，而元首的行省每隔10年或5年的固定期限都会通过投票表决授予元首这一权力。其他人则认为，公元前19年的授予只是表面的装点，并未增加元首的实际权力。从长远看，这些观点分歧皆无关紧要。从公元前28/27年起直到死亡，不管身份是执政官还是“前执政官”，奥古斯都一直拥有执政官统治权。公元前23年之后，他的统治权不仅显著高于所有其他前行政官员，而且在罗马之内，他的权力皆能有效行使；就在这一年，奥古斯都又接受了终身保民官权力，该权力范围非常广泛，可以对行政管理和他人的立法活动酌情行使否决权，还可救助受害与受伤公民，在部落大会(Tribal Assembly)上提出立法动议，等等。除这些保民官权力外，在召集元老院会议与确定议程方面，奥古斯都还享有执政官的优先权。奥古斯都的权力还不止于此，后来他又主持监察工作，修订元老名单，指定代理专员，并监督首都几个新部门的工作。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罗马城内还是在罗马之外，奥古斯都卓越而广泛的权力皆有目共睹。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之于终身“执政官权力”，也可以换个角度，认为这是通过零碎渐进的立法授予奥古斯都在各特定领域的“统治权”，从而逐步积累，建立起为众人所接受的(帝制)惯例。

毫无疑问，身为“首席公民”(ciuilis princeps)的奥古斯都明白保存并尊重共和国外表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可以说这是狡诈与口是心非的证据，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策略与手腕。“恢复共和国”这样的话，从字面上理解无论如何都是在误导。如果一定要为之辩护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考虑到大部分意大利与帝国居民的忠心与利益已蒙受了巨大损害，或者说这是出于奥古斯都个人的野心。建立公开的专制乃是对500年(共和国)历史的公然侮辱，也会在社会心理与切实的实用价值方面损失巨大。因此，奥古斯都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依他本人最喜欢的座右铭所言，他更喜欢“慢慢来”。在对国家效忠与对政府效忠之间已经出现巨大裂痕时，奥古斯都出于自身本能和意愿，希望能消除这一裂痕。而要完成该任务，光有手腕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大的耐心。

“共和国”的理念意味着合法的政府，其运作与组织原则跟绝对独断的统治，即罗马人所谓的“君主专制”(regnum)相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古斯都的“恢复共和国”并不完全是空话。通过明确自己形式上的权力，他给自己的权力划定了必要界限，他清楚地规定了在哪些领域内自己将遵循先例与传统美德行使直接公开的权力；同时他还宣称在某些领域自己并不谋求行使公开的权力。自然会有新的统治法则，但法则本身早已存在。共和派贵族限制野心过度膨胀的两大手段是共同执政与任期限制，现在出于政府稳定性与政策长期性方面的考虑，奥古斯都需要解除这两大桎梏以提高效率。实际上，除阿格里巴与提比略(Tiberius)之外，奥古斯都没有权力平等的共同执政者，其中提比略是奥古斯都钦定的继承者，后来也确实继承了帝位。而且，奥古斯都的所有正式权力皆保持终身，只是在某些领域，例如行省统治权，需要在形式上定期更新，还有其他隐形权力，比如对选举的影响力和对公共财政的控制权，随着新的法令解释与惯例的发展而逐渐滋长。奥古斯都掌权时相当年轻，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公元前23年时，年龄远低于60岁的元老中，已经没有一个人是在恺撒之前进入元老院的；而到了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那些出生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之前的人必定已超过60岁了。

上述内容无不暗示着奥古斯都的绝对权力，比如他的广大庇护权、他的追随者“党派”、他的巨额财富、他对军队的控制等等，都是维护新秩序稳定的最终保障。如果有反对者能够利用军队反对他，他形式上的特权的保护功能就微乎其微。但在文明社会，进行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更强的武力。我们固然会赞同现代政府的运转需要依靠军队与警察的忠心和服从，因为如果做不到这点，国家必然陷于悲惨境地。我们真正担忧的是，政府只能利用军队与警察统治民众，否则民众就不会容忍政府的存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古斯都的政府处于此种状况，恰恰相反，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除了极少数有野心者把政治“自由”的重要性看得仅次于平等与民主，对于元首政治带来的和平与安定、物质繁荣以及管理效率的提高，大部分意大利与帝国居民是衷心欢迎的。奥古斯都让军队远离政治，但我们也可以合理质疑，如果奥古斯都没有同时尽力去解决社会经济方面现实和潜在的困苦与不满，他的安全以及他的统治能否延续这样长的时间？奥古斯都设计出一套尽管有些含糊，却远比专制统治更可接受的政府系统，实际上，如果舍此系统，国家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奥古斯都的成就正如老普林尼所称的“罗马和平的宏伟庄严”，他结束了漫长难忍的战争与战争恐惧，使得罗马世界获得自由，而且是有法律统治下的自由。这是古典希腊与共和国罗马的理想之一，也是元首制的理想，尽管它日益变得遥不可及，但依然不可磨灭，流传至现代欧洲。因此，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想要迎娶自己侄女时，只能修改法律让所有人都享有如此的婚配权，因为他并不自认为高于法律。修改法律与践踏法律之间区别似乎很小，但如果经过审慎思考，就会明白两者间的深刻差异。

曾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提法，即所谓“两头政治”(dyarchy)，意为政治系统中的权力与行政职责由两派，即元首与元老院分享。目前该观点已遭否定，但在奥古斯都的新秩序背后，“两头政治”确实是被长期接受的原则。公元54年，年青的尼禄(Nero)即位后在对元老院的“就职演说”中宣称，自己的目标在于摒弃前任克劳狄乌斯的集权运作，恢复真正的奥古斯都模式：

他不会成为独揽一切事务与案件的法官，因为此举只会使躲在紧闭房间里密商的少数有权势者发财致富，公诉人与被告却一并被敲诈；他的家庭中不会有谁会被金钱收买或者打算使用诡计；他的私生活与他的公共生活将会完全分开。元老院将会保持其传统特权，意大利及公共行省的司法将由执政官负责，执政官审理案情则应该有元老院旁听；而他这位皇帝，会自己控制军队。(Tacitus, Annals 13.4)

在尼禄之前，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提比略对元老院承担的任务已有清晰的说明：

尊敬的元老们!我现在说的话，我在其他场合曾反复说过：既然你们自愿把如此巨大的权力托付给元首，则一位善良健全的元首应该是元老院的仆人，而且往往是全体公民的仆人，甚至可以说是每个人的仆人。我真心实意说这番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把你们看作善良公正的仁慈之主。(Suetonius, Tiberius 29)

这方面态度上的变化很值得注意，据记载，奥古斯都与提比略二人皆严词禁止别人称呼自己为“主人”(dominus)；而我们可以从小普林尼写给皇帝的书信中看出，到了图拉真(Trajan)统治时期，“主人”一词至少已成为对元首的惯常称呼。

然而，表象与现实之间毕竟有着深刻的差异。奥古斯都的权力形式上是由“元老院与人民”授予的，而于理于法，被授予的权力都可以由授予者收回，但实际上“元老院与人民”不过是奥古斯都顺从的“橡皮图章”，公众的反对意见，即便以最温和的说法，也会被斥为“不明智”。只有从最诡辩的角度说，确实是元老院或人民托付给提比略“如此巨大的权力”，因为提比略的养父(即奥古斯都)已确保除提比略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合适人选。盖乌斯(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还有尼禄，这三人皆完全没有长期且卓著的公职记录，也不像提比略那样在即位前就承担着引以为傲的军国重任。把这三人推上宝座的势力是元老院无法控制的，元老院只得遵命“全票”(en bloc)，服从随着元首内阁日益成长的权力及特权。因此，在尼禄死后权力争斗的混乱时期，元老院十分恭顺地颁布法令，把“元首所有的习惯性特权”授予每一个当权篡位者毫不奇怪。韦帕芗(Vespasian)更乐意把统治时间以前到他在亚历山大里亚被东部军团拥立为“皇帝”(imperator)之前6个月。

皇帝与元老院

元首制时代罗马军事力量的组织与部署；由骑士等级官员、奴隶与皇室被释奴臣仆组成的“皇帝秘书处”及其结构与势力的增长；行省管理和皇帝领地的合并与扩充；罗马公民的权利与机运扩展到意大利之外；所有这些内容都将在第二十二章加以论述。[5]这里需要说明，在所有上述领域，奥古斯都已打下了坚实基础，于是他的继承者得以在此基础上加以建设。但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到奥古斯都死亡时，新的思路与新的预期已经在罗马成长起来了。公元前5年，奥古斯都在时隔近20年后再度出任执政官，他的两个同僚的姓氏，恺撒与苏拉，为这一任期增添了光彩，这以后几乎每年都会有4名执政官，他们两人一组，连续任职，这种方案在此后一直延续。这一年距阿克兴战役已有一代人时间，这一事件标志着“新意大利人”的“到来”以及共和国旧贵族的急剧没落。此时元首在任命最高行政官员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已势所必然，亦被广泛接受。元首必须在前大法官与前执政官中挑选行省总督与军团将领、元老院主持(curator)以及行政长官(prefect)。因此，在这个有限的罗马显贵圈子里，元首的关照可谓至关重要，自然，元首也有义务关照他们。元首无须直接指定公共行政官职，因为无此必要，而且这样做在政治上亦不明智。他只需在合法政制框架内说些应酬之词，元首的公私下属自会通过间接手段把事情办好。只是提比略在位时，元首的手腕欠灵活，亦缺乏合法性。提比略确实于公元15年把选举权移交给元老院以提高效率，这样一来，公民大会仅剩下了仪式性功能。不过此时公民大会在立法方面也已不再承担有效职能，因为现在立法活动实际上是指元老院颁布法令以及皇帝发布敕令、诏书与章程的活动。罗马及其毗邻地区的自由民早已不能真正代表广泛分布于帝国各地的罗马公民，公民大会权力的没落使得以往挥霍无度的选举开销得以缩减，也使得骑士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下降。司法变革同样对骑士阶层荼毒不浅。在奥古斯都去世前，政治上重要案件的审理往往要由元老院组织的高等法院旁听，不再像共和国后期与奥古斯都执政前期那样由混合法院旁听；而到了克劳狄乌斯时期，元首的独立最高司法权则被频繁行使。

在提比略统治的后半阶段，年迈的元首离开罗马前往康帕尼亚(Campania)，然后又去了卡布里岛(Capri)。此后直到去世，提比略一直利用书信与听命于他的代理人实施统治。该现象使得元老院的实际从属地位及其软弱无助暴露无遗。在《编年史》(Annals)前几卷，塔西佗常常强调并谴责元老院成员的奴性与谄媚。他们缺乏后来欧洲贵族那种世袭自足的实力基地，亦无强有力的“选区”支持，自无力抗衡皇帝们的权势和庇护权；他们明白所谓“两头政治”的说法只不过是方便的虚构，因此明智地选择跟皇权合作。那么，对于现实存在的或潜在的误用或滥用皇权现象，人们能否期望存在其他制衡力量？元老院在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因控制高等法院而在司法方面拥有新权力；元老院还负责意大利与公共行省的众多公务；并且国家的最高官职几乎全部被元老包揽——实际上这些职位一向由元老等级垄断；此外，元老们还与重要“友人”(amici principis)联系密切，这些人是元首的密友，有能力向元首进言；作为重要议会机构，元老院有着500年漫长的独立岁月，其存在确保了罗马城邦与罗马帝国的成功。因此，不难想象，即便对元首的批评只能通过“私人宴会和密友聚会”(Tacitu, Annals 3.54)小声传递，元老院一直是反对派希望的焦点。在尼禄统治早年，特拉塞亚·派图斯(Thrasea Paetus)之类的元老智囊们尚存有的独立希望，但最终元老只得对现实妥协，“当精选的决策人在别处达成协议时，他们在元老院中发表连篇累牍的空话；当最后决定权出于个人而非无知大众时，他们却热衷于无尽的高谈阔论与公共集会。”(Tacitus, Dialogus 41)尽管如此，皇帝还是主要依靠元老院管理国家，因为除非皇权建立在元老们的赞成或默许之上，没有哪个皇帝能真正感到安全。元老院从未丧失自身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对于那些被认为滥用其最高权力的皇帝，元老院是敌视的。塔西佗在《阿格利可拉传》中所表达的确实是作者本人的哲学见解：

即便在暴君统治之下，也存在伟人。而且责任心与谨慎的美德，再加上充沛精力与奋发有为，可以造就伟业，其无上的光辉丝毫不逊色于那些殉道者的业绩。而殉道者所选择的危险道路与壮烈死亡却对共和国没有益处。(Agricola 42)

元老院的疲软可能远超过奥古斯都的期望。奥古斯都曾不止一次试图缩减元老院规模，使其能真正有效运作，但最后因阻力太大而作罢。奥古斯都可能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意识不能跟上层社会的普遍观念有太大隔阂，否则会十分危险。在共和国后期，政治领袖们依靠朋友组成的非正式“内阁”来讨论重大问题，诸如政策的制定与实用性评估，这一时期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经验，它们是被整合进奥古斯都统治机制而并非自动完成的。公元前4年之前，奥古斯都有时会组建一个委员会(consilium semenstre)以协助元首准备元老院事务，委员会成员任期半年，包括两名在职执政官以及其他行政官员各一名，以及抽签选出的15名其他元老。成员的随机性及其相对非正式性使该委员会本可成为很有用的互动机制，但在奥古斯都生命的最后岁月，委员会的性质与组成出现了显著变化，公元26年，提比略离开罗马隐退后，委员会也就此告终。当然，奥古斯都早就有一个友人与支持者组成的亲密“圈子”，其成员多为元老，但也包括一些骑士，比如梅塞纳斯与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Sallustius Crispus)。奥古斯都非常看重他们的意见与经验，事实上，他们的建议是奥古斯都不可或缺的，因为“无人是真正的孤岛”。跟他们在一起，奥古斯都能够自如地讨论最敏感和最重要的事务，听取各种意见，这个制度化色彩较弱的团体在奥古斯都继承人统治时仍继续存在。在意大利以外，提比略乐于把大部分决定权和行动权长期授予代理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波培乌斯·萨宾努斯(Poppaeus Sabinus)。公元11年他被留在巴尔干地区行使总督职能，直到公元35年去世，他的职务一直没有发生变动。不过，提比略属于例外，而且波培乌斯也确实间或回意大利休假并接受咨询。

皇帝与众神

当年跟屋大维与安东尼并列三巨头之一的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在隐退之后任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直至公元前12年去世。之后奥古斯都当选继任大祭司长，这一职务从此成为皇帝特权的组成部分。奥古斯都的当选表明元首深得民心，大祭司长的正式职位是“国家宗教之首领”，这跟奥古斯都复兴传统宗教与传统道德的计划非常合拍。实际上“奥古斯都”这一称号中的“受命于神”的意味已经多少使元首的形象高于凡人，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又被正式授予“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荣衔。官方神化活动还要等到元首谢世之后，但屋大维在早年已自诩为“神之子”(divi filius)，即神圣的尤利乌斯·恺撒之子。按照维吉尔笔下提梯鲁斯(Tityrus)的说法，“他将永远为神，我会时常从自己的羊群中挑选一只细嫩的羔羊奉献给他的祭坛”。贺拉斯则称：“由于把不列颠与波斯并入帝国，奥古斯都必将成为我们尘世的神。”对奥古斯都守护神(genius或numen)的崇拜在很多西部城市中建立起来，多数行省中修建起奉献给“罗马与奥古斯都”的圣殿，人们宣誓也往往以奥古斯都之名。在罗马，壮观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以简洁而极端庄严的手法描绘了“皇室家庭”。这处遗迹经过现代人的修缮复原，颇值得一看。尽管如此，有一条底线是不可逾越的，在意大利和西部，奥古斯都在生前从未被正式明确地神化。其他地方则有所不同，在埃及，他等同于昔日的法老，被视为神圣。帕夫拉哥尼亚(Paphlagonia)的甘格拉(Gangra)铭文(ILS 8781)保存下一段誓言，其内容为绝对无条件地忠于奥古斯都及其后裔。这段誓言是公元前3年这一地区所有居民，包括当地罗马公民，“在奥古斯都圣殿中的奥古斯都祭坛上”立下的誓言。其中，奥古斯都的名字与“所有神与女神”并列作为担保人，一旦违背誓言，就会遭受可怕的惩罚。

奥古斯都的(神化皇帝)政策大体上被尤利亚-克劳狄王朝(Julio- Claudian)的继承者所承袭，不过提比略、盖乌斯与尼禄死后皆未被神化。提比略似乎确实有些怀疑论者气质，对这类事情没有好感；但有一座奉献给在世神祇克劳狄乌斯的圣殿早就在新行省不列颠的卡姆罗杜努姆(Camulodunum)拔地而起。而在罗马出现一座奉献给在世皇帝的圣殿则要等到韦帕芗即位之后了。克劳狄乌斯之前的盖乌斯因为曾大肆宣扬个人神化而恶名昭彰。不过，韦帕芗已在常识层面接受了对皇帝的神化，在即将寿终正寝时，他和蔼地对周围人说：“老天!恐怕我要成神了!”韦帕芗说得没错，依照惯例，他跟那些没有留下重大劣迹供官方谴责的皇帝一样，死后顺利封“神”(divus)。

奥古斯都煞费苦心想要复兴诸神——特别是罗马与意大利诸神祇，想要恢复他们在公众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众多衰败倾颓的神殿神龛得到重建，许多传统宗教仪式与宗教庆典得到恢复或重新兴起。奥古斯都力图恢复公众对神谕的信心、对祖国的职责感，以及对连续永恒及秩序的安全感。大量证据表明，这方面的努力同样意在建立起对元首及其家族的力量与威严的崇拜。新建的神庙，如神圣的尤利乌斯圣殿、复仇者马尔斯神庙、尤利亚家族之先祖维纳斯神庙，以及奥古斯都本人的保护神阿波罗的神庙等装点于首都各处，奥古斯都位于帕拉丁山上的家中就有一处神庙与祭坛奉献给维斯塔(Vesta)，即掌管整个国家圣灶之女神。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从希腊回到罗马之后，又建造了一座祭坛奉献给返乡幸运之神(Fortune the Home-Bringer)。人们经常为奥古斯都的健康向诸神奉上誓言，每年的新年，还有奥古斯都的生日及其取得成就的纪念日，都会成为庄严的公共祈祷日，祈祷祝福的对象为元首及家人。奥古斯都个人的家族守护神为“拉尔”(Lar)，于是罗马城中的公共拉尔神叉路(Lares compitales)旁边都会有崇拜拉尔神的“教区神堂”。高级祭司团活动的盛况及其庄严气氛经过重新编排，更加规范神圣，奥古斯都本人亦是高级祭司团成员，这一切在底层社会创造并巩固了对元首的崇拜之情。此类活动的光辉顶峰是公元前17年的“百年节”(Secular Games)庆典，同时也是新秩序建立的10年纪念庆典，这是对罗马往昔及当前之伟大的大规模公共感恩活动。

国内政策

与上述宗教复兴活动同步展开的是对昔日认真与克制等高尚品德进行恢复的努力。这些品德存在于罗马人的虔诚记忆与神话之中，铸就了往日旧共和国的伟大。撒路斯特(Sallust)就曾严词谴责，把共和国的衰亡归咎于罗马人可悲的堕落。撒路斯特并非唯一有如此看法的人，但他的看法也过于天真。在他看来，共和国在最后一代人时间里虽表面辉煌闪耀，根基却已经遭到各种严重问题的侵蚀，结果使得罗马人本来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急剧滑坡。尽管不能否认其行为有一定虚伪欺骗成分，奥古斯都还是以简朴的生活方式成功树立起公共楷模形象，他在帕拉丁山上的住房非常普通，屋内装饰的节俭程度使后来的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大为惊讶；与个人简朴居室相对应的是奥古斯都为了美化罗马修建的华丽公共建筑(第419页及以次)。此外，奥古斯都的衣着与桌子亦可谓典范，他的桌子大概是先祖在维利特莱用过的遗物，令人联想到罗马城市贵族深厚悠久的传统。奥古斯都敦促通过新的立法严惩通奸行为，作为耳目和帮凶的人与犯罪者同罪。他恩威并济，对独生者课以罚款并奖励生育，鼓励人们结婚生育以充实意大利的人口。他还采取措施限制私人的奢华排场，对公开表演的许可检查也较以往严格。现在执政官已不再是昔日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挑选那些名声已融入历史与传说的显贵家族成员装点这一荣誉职务，但对于自己直接控制的行省，奥古斯都非常审慎，指定富有能力且忠诚可靠的近亲或“新人”出任总督。在公开场合下，元老等级与骑士等级的尊严与排场有了积极提升。更古老更受尊敬的行会组织受到鼓励，罗马城本身被组织成14个“区”，区再分为“小行政区”(uici)，每个小行政区都有自己的地方官员(uicomagistri)。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进入元老院并担任各级政府、民政与军事职务，同时市政管理机构也日益趋同，这些现象皆使人们意识到意大利的统一，强化了由此产生的乐观情绪。奥古斯都在市政建设方面有很多新举措：新建筑与交通管理，新的公共工程委员会，新创立的首都警察部队与消防队伍，保证大城市近百万居民用水的供水委员会，负责疏浚河道与维护河堤的台伯河水利委员会，等等。奥古斯都还确保了谷物供应的正确组织与有效监督，这是一个稳定高效的政府所能提供的最显著福利。那个时代的诗歌以及公共建筑、雕像和铭文中反映出很多上述进步与新生的精神与成就。西塞罗曾哀叹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人对反抗暴政漠不关心，把自己生活的和平安定看得高于一切。很自然，塔西佗也在其著作中(Annals 1.2)记载了奥古斯都如何处心积虑以舒适安宁的生活引诱所有人，使他们觉得眼前现实的繁荣与安定远好于昔日共和国的危险与动**；行省的状况同样如此，争夺罗马统治权的争斗与总督的贪婪早已彻底摧毁了对共和国制的信心，行省居民更急切地欢迎新秩序的现实福利。

继承人问题

奥古斯都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新秩序具有连续性，不管动机是出于利他还是出于对自己成就的自豪感，又或者是凭本能遵循罗马贵族的王朝法则。总之，历史事实表明奥古斯都特别关注这一问题。正式的世袭继承原则是不可能的，但让选定的继位者作为实际上的“副元首”或“假定继承人”跟自己共事，通过选票使其获得必要官职与提名以及权力与尊严，则并不困难。奥古斯都最早的储君人选可能是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路斯(M. Claudius Marcellus)，他是奥古斯都姐姐屋大维娅的独子，生于公元前42年。公元前25年，马尔凯路斯娶了奥古斯都唯一的孩子，即女儿尤利娅；公元前24年，马尔凯路斯在仕途上飞黄腾达，超过同岁的奥古斯都继子提比略。奥古斯都对外甥兼女婿的明显青睐很可能招致了某些激烈反对，最重要的反对者是元首不可或缺的朋友兼将领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巴。但公元前23年马尔凯路斯的早逝使得该问题得以解决。现在，能力卓著的阿格里巴成为众望所归的储君人选，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病重时把带有自己私章的戒指交给阿格里巴，两年后，阿格里巴与马尔凯路斯的遗孀尤利娅结婚，两人共育有三男两女。三个儿子是：盖乌斯·恺撒、卢基乌斯·恺撒与阿格里巴·波斯图姆斯(Agrippa Postumus)；两个女儿是：尤利娅与阿格里披娜(Agrippina)。同年，奥古斯都把帝国东半部分的控制权完全托付给阿格里巴，阿格里巴随后前往高卢，然后去西班牙最终镇压了当地的坎塔布里人(Cantabri)。公元前18年阿格里巴被授予5年的保民官权力，该权力于公元前13年又延长5年。可以说，此时阿格里巴的“统治权”已经与奥古斯都本人的一样“伟大”(maius)；或者可以说，在帝国任何部分，只要公共职责需要，阿格里巴的“统治权”至少“等效于”(aequum)所有其他行省总督。

公元前12年阿格里巴的死亡颇出人意料，当时他才50岁，人们期望他能比大体同龄的奥古斯都多活一些年月，因为阿格里巴身体健康，奥古斯都则身形有些单薄。阿格里巴与尤利娅的两个儿子盖乌斯与卢基乌斯后来被他们的外祖父(即奥古斯都)收为养子，两个孩子分别出生于公元前20年与公元前17年，当时还只是孩童。奥古斯都的眼光又转向时年30岁的继子提比略，要求他跟妻子，即阿格里巴早年婚姻所生的女儿维普萨尼娅(Vipsania)离婚，然后娶再度守寡的尤利娅。但提比略与尤利娅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因为尤利娅既任性又专横，两人本来生育了一个男孩，可惜夭折了。最使提比略感到屈辱的是，让他做储君显然只是权宜之计，盖乌斯·恺撒与卢基乌斯·恺撒成年后会自取代他的地位。提比略于是离开公共生活隐退到罗德斯岛。这一冒险举动可能是出于自尊心，也可能是出于深思熟虑，不过提比略可能指望自己的强势母亲李维娅(Livia)，奥古斯都之妻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严重伤害。厄运继续降临到执着的奥古斯都头上，卢基乌斯于公元2年死于今天的马赛；盖乌斯于公元1年19岁时任执政官，后被派往东部执行重要任务，为引导他顺利完成承担最高责任的第一步，奥古斯都安排了经验丰富的顾问陪同他一道，但盖乌斯身染重疾，于公元4年2月返回罗马途中死于吕西亚(Lycia)。此前两年，提比略已返回意大利，但尚未出任公职。现在，奥古斯都的储君人选只得又转向提比略，因为奥古斯都已年过65岁了，不可能再有其他人选了。于是，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被授予为期10年的保民官权力以及等同于元首本人的“统治权”，这些权力的期限于公元13年皆得到延长。

这一时期尤利娅荒**无度，私生活的丑闻不断，或许是因为她是极有价值的目标，跟她结婚就可获得其幼子储君的监护权。奥古斯都终于对女儿失去耐心，于公元前2年将她流放到小岛潘达特里亚(Pandateria)，5年后，尤利娅获准返回意大利，但只能待在意大利半岛足尖部位的勒基乌姆(Rhegium)直到她死去。她去世时提比略刚即位数月。尤利娅的母亲，奥古斯都的首任妻子斯克里波尼娅(Scribonia)则自愿陪伴女儿在流放中度过余生。不过奥古斯都仍然没有放弃在自家血脉中延续皇位的努力。提比略已有子嗣，他的第一次婚姻生育了一子德鲁苏斯(Drusus)，此时已16岁，但奥古斯都还是要求提比略收养18岁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日耳曼尼库斯是提比略已故弟弟德鲁苏斯的长子，其母小安东尼娅(Antonia Minor)为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之女，此外，日耳曼尼库斯还娶了尤利娅的女儿，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阿格里披娜，因此，日耳曼尼库斯的子女也即奥古斯都的曾孙和曾孙女。

提比略

提比略于公元14年继承元首之职，但具体即位时间的模糊不清显然使得古代史家困惑不已。这部分是因为当时状况的独特性，元首的继承未有历史先例，也不可能采用“国王驾崩了!新王万岁!”之类的历史悠久的君主继承仪式。而且提比略跟其后继任的元首们不同，他早就分享了养父的最高权力，公元4年他就成为奥古斯都“统治权与保民官权力之伙伴”。依照法律，这些特权是他个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别人的委任，奥古斯都死后他的权力也不会失效。自然理论上讲，“元老院与人民”可以撤销他的权利，但这完全受制于提比略本人所拥有的否决权。

继承提比略的元首盖乌斯即位时完全没有公职，因此如狄奥(Dio)(59. 3)所言，“奥古斯都花了很长时间通过投票表决，零星渐进地积累了很多特权，部分被提比略完全拒绝接受。现在所有这些特权都必须在一天之中一步到位通过投票授予他(盖乌斯)”。之后的克劳狄乌斯、尼禄以及公元68—69年的四帝无不如此。后世史家们对于提比略即位没有经过这道授权手续深感困惑，他们只能胡乱猜测，称即位的延迟是因为虑及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军团的不满，或者是因为担心日耳曼尼库斯可能会有所行动。实际上，这些顾虑就算是真的，也只会促使提比略当机立断，而不会令他犹豫不决。除上述因素之外，“即位辩论”(Tacitus, Annals 1.11-13)亦可谓严重的处置失当，本来提比略只须在元老院表态说自己已做好准备承担元首之责即可，但他话语笨拙，只知拐弯抹角地复述，还征询别人意见，结果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再说“不同意”，但也没多少人说“同意”。

提比略早在20岁出头时就在军事与内政方面表现出色，他任职的地方有东部、日耳曼与巴尔干地区，公职生涯只有在隐退那几年才中断。提比略在年逾55岁时开始执掌政府，此时他的能力与资历皆已无人可比。但他的性格严厉而内向，加之私生活中一连串悲哀经历的负面影响，精神有些抑郁不安。最重要的是，奥古斯都拯救了因内战而支离破碎的世界，使之恢复了和平与安定，而提比略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自信与声望，同时他也缺乏奥古斯都那样高明纯熟的手腕。奥古斯都能够在临终床榻上以和蔼机智的口吻说：“是否大家都满意我的演出？”而提比略(则与之相反)，人们永远无法确知他的内心想法。由此产生一种流行的看法，即提比略是一个虚伪之人、一个伪装高手。这类看法因其歪曲事实的编造或讽刺而显得滑稽可笑，最典型者见塔西佗的《编年史》。事实上，若论伪装，真正的根源并不在提比略个人，而在于他所继承的、由幻象大师奥古斯都创造的一整套政制系统，因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手法笨拙，该系统的伪装才被揭露。人们批评该系统的欺骗性，但后来放弃了探寻该系统的致命缺陷，因为他们看出实际上不存在其他替代系统，于是系统的问题便被简单归咎于皇帝个人的失败。可一旦皇帝寿终正寝，那些颂扬先帝的谄媚之词会立即被用于吹捧新主子。虽然口气有些勉强，塔西佗还是承认提比略统治的早年政绩颇佳，但提比略跟奥古斯都一样，总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结果被丧亲之痛弄得心力交瘁，到公元23年时，养子日耳曼尼库斯与亲子德鲁苏斯已先后离世，留下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且已近暮年的提比略。于是提比略日益依靠禁卫军长官卢基乌斯·埃利乌斯·谢雅努斯(L. Aelius Sejanus)，当提比略于公元26年离开罗马隐退之后，这种依赖关系更是变本加厉。谢雅努斯抓住时机，罗织含糊但致命的谋反(maiestas)罪状排除异己。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阿格里披娜身世显赫，她是死去的盖乌斯·恺撒与卢基乌斯·恺撒的妹妹，亦是奥古斯都本人的外孙女，而且她意志坚强且颇有野心，她的追随者自然遭到谢雅努斯的集中迫害。阿格里披娜力图保护自己的儿子，并提高他们的地位，结果他们母子数人不是被逐就是入狱。谢雅努斯渴望跟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也即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的遗孀克劳狄娅·利维拉(Claudia Livilla)结婚。他无疑想借此成为德鲁苏斯之子提比略·盖梅鲁斯(Tiberius Gemellus)的监护人，盖梅鲁斯生于公元19年，此时还是孩子，如果他的祖父提比略去世，谢雅努斯就能以摄政监国方式行使统治权。提比略十分警惕，没有应允谢雅努斯的求婚。然而到了公元31年，谢雅努斯已出任执政官，并有希望获得保民官权力——德鲁苏斯在死前一年就曾获得该权力。此时元首已年过七旬而且尚未出现“明显的继承者”，必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谢雅努斯这位首席大臣视为未来帝国的执掌者。但谢雅努斯很快彻底覆灭，尽管他在隐退于遥远海岛的皇帝身边编制了严密的隔绝网，但提比略之弟德鲁苏斯的遗孀安东尼娅还是突破这些阻碍，向提比略发出警告，揭露了很多被隐瞒之事。提比略将谢雅努斯诱骗逮捕，然后处决，紧接着是对谢雅努斯支持者即同伙的血腥清洗，连谢雅努斯的孩子都未放过。

提比略统治的最后岁月晦暗不明，充满了阴谋与欺诈，一个多疑、愤世嫉俗且时隐时现的身影掌控着时局，这是一个隐居在卡布里岛、被占星家包围着的孤独老人。关于他的私生活，流传着各种猥亵传言，涉及各种不知名的变态的性器具。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罗马移开，会发现帝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兴旺发达。除开发生在高卢的一场因罗马金融家的贪婪引发并被迅速平定的叛乱，也可以说，帝国非常安定。帝国的财政亦十分健康，意大利持续繁荣。但毫无疑问，在提比略统治之下，某些严重问题已然浮现。提比略对奥古斯都政制模式的最大破坏是在选定继承人方面。奥古斯都一直执着地寻找可靠与可信赖的继承人，并对他们尽心培养，力图给人们留下王朝延绵不绝的印象，使人们更关注长远未来而不去指责元首的失误。在这方面，提比略根本不愿效仿前任，对培养继承人抱不闻不问的态度。对提比略最严重的指责是，他的无所作为使得盖乌斯在他死后毫无争议地继承了帝位。对于提比略此举的动机，我们能找到多种可能的解释，是出于一种愤世嫉俗式的怨恨；还是出于怀疑论式的不安；抑或是出于犹豫不决与对“宪政”的误解，认为自己身后的元首人选该由元老院负责。

盖乌斯(卡利古拉)

盖乌斯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子，也是奥古斯都与马克·安东尼两人的曾孙，他的绰号“卡利古拉”意为“小军靴”，是个带有善意嘲讽意味的称呼，这是因为他幼时穿着军靴跟随父母住在莱茵地区的军营里。盖乌斯于公元37年即位时还不到25岁，即位后他迅速采取行动除掉了提比略遗嘱中规定的、作为共同继承人的提比略·盖梅鲁斯。谢雅努斯之后继任禁卫军长官的马克罗(Macro)对他的即位本有拥戴之功，但也被他处死了。盖乌斯的短暂统治充满了超现实的戏剧性元素：精神与情绪极不稳定；恶毒而残忍；**；可笑的优柔寡断与任性，例如他发起的入侵不列颠的闹剧；自我神性的狂想，这尤其在犹太人中孕育了动**。这一切不到4年时间就结束了，盖乌斯及其第四任妻子以及年幼的女儿全部在宫廷中被杀。此次杀戮与皇权或皇位继承皆无关系，因此事后短时间内元老院似乎有机会重申自己的权威。“但他们正在商议时，禁卫军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公元41年1月，盖乌斯的叔父，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日耳曼尼库斯成为尤利亚-克劳狄王朝的倒数第二任皇帝。

克劳狄乌斯

现代学者对克劳狄乌斯元首生涯的评价存在严重分歧。某些学者认为，克劳狄乌斯是一位具有清晰决断力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在出任元首之前漫长而默默无闻的岁月里，他潜心研习罗马历史，这使他日后能有效融合传统与革新做出高明的决策。他的体貌与举止毫无出众之处，但在并不讨人喜欢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敏锐而充满创造性的智识。在这些学者看来，是克劳狄乌斯本人意识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元首的被释奴秘书们，帕拉斯(Pallas)、卡里斯图斯(Callistus)、纳尔基苏斯(Narcissus)以及其他人皆为元首政策的恭顺执行者。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克劳狄乌斯是个意志薄弱、心不在焉、反复无常且没有主见的人，他完全不具备任何行使权力的经验，在50岁时突然出人意料地被推上皇座，因此，很快便落入皇室家奴中远比自己机敏且更有经验的策划者之手，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狄奥的经典陈述概括了克劳狄乌斯的处境：“他完全受自己奴隶和妻子的支配。”在这些学者看来，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日益增长的集权色彩并不是因为皇帝深思熟虑的决定，而是因为皇帝本人的软弱无力以及皇帝身边大臣们的野心。要说清楚上述两种观点中包含了多少真相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皆可有效解释表面历史现象，而且似乎皆不能算全错。不过，第二种较负面的观点可能更接近真相，因为这确实也是当时很多罗马人认同的观点。比如尼禄对元老院的即位发言中对克劳狄乌斯的批评，还有塞涅卡(Seneca)的滑稽戏《变瓜记》(Apocolocyntosis)中对克劳狄乌斯的嘲讽。毫无疑问，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获取了极为显赫的地位与公共影响力，这远非前任及继任皇帝的奴仆所能企及的，而且也不存在有效证据能证明克劳狄乌斯“创建”或者仅仅是首先组建了任何帝国官僚部门。此外，克劳狄乌斯的妻子们显然也有着极大影响力。梅萨利娜(Messallina)趁着皇帝丈夫离开罗马时，与当选执政官西利乌斯(Silius)举行公开“婚礼”，如此奸情实在过于怪诞，有悖常理，以致塔西佗在记载该事件时不得不在单个段落中两次向读者保证，自己的记述并非滑稽杜撰，而是真实的历史。奥古斯都曾在私人通信中谈到克劳狄乌斯，作为一位精明的近距离观察者，他在信中只承认这位年轻亲属极少数差强人意的优点，认为克劳狄乌斯总是语无伦次，心不在焉，而且易受别人影响。总之，克劳狄乌斯完全不具备细心慎重的品质，不是担任公职的适当人选。(Suetonius, Claudius, 4)

并不是说克劳狄乌斯的统治是失败的，不管我们持何种观点，克劳狄乌斯的首席顾问都是些精明强干的人，他们是凭借自身的才能与精力在皇室中脱颖而出的。对南部不列颠的入侵与征服就进行得异常成功，堪称是教科书式的完美战役，将领们皆可谓干练，此次征服活动在经济和战略上意义不大，在政治上却是显著可贵的成就。克劳狄乌斯在位期间还采取措施安抚犹太人，弥补盖乌斯的作为对他们的情感伤害。来自蛮族的德鲁伊(Druidism)崇拜则因其潜在危险性而遭严令打压。在皇帝本人的大力支持下，虽然未必总是明智的，外省人被广泛授予公民权。皇帝鼓吹此举重要性的演说非常著名，尽管字句平庸离题，但显示了他的恢宏气度。同时，国家的财政颇有盈余，过去受间接统治的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与色雷斯(Thrace)被置于帝国的直接管辖之下。但克劳狄乌斯在位期间有大批元老和骑士遭到法庭的严酷迫害〔他其中很多人因为跟斯克里波尼亚努斯(Scribonianus)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未遂叛乱有牵连，这场叛乱发生于克劳狄乌斯即位后数月〕。无须否认克劳狄乌斯的善良意图，那只是因为他不那么特别精于盘算的人。他值得称赞的行为还有要求元老们不可唯唯诺诺。不过，塔西佗的记载(Annals 11.23-5)也澄清了一些过度赞誉，比如授予高卢领袖元老等级的决议。实际情况可能是，克劳狄乌斯先在宫中与幕僚们讨论做出决定，然后才带上决议前往元老院。尽管元首在元老院的发言有些语无伦次，驯服的听众们还是依照惯例迅速表态赞成。

尼禄

克劳狄乌斯死于公元54年10月，死因极有可能是被皇后下毒，此时的皇后小阿格里披娜是皇帝的第二任妻子，她同时也是皇帝的侄女。小阿格里披娜早年曾与公元32年执政官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结婚，并育有一子尼禄，于是尼禄成为了元首，此时他差一个月才满17岁。如同之前的盖乌斯一样，尼禄立即除掉了克劳狄乌斯的亲子布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布列塔尼库斯小尼禄4岁，是克劳狄乌斯早年与梅萨利娜结婚所生。这次谋杀的主使也可能是尼禄的母亲，因为某些皇族的妇女比男性更冷酷无情。尼禄在位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似乎一切都很好。为争夺对青少年元首的控制权，尼禄的老教师塞涅卡联合小阿格里披娜过去的宠臣、公元51年起任禁卫军长官的布路斯(Burrus)，最终战胜了尊贵的皇太后。在两人主持下，有一段时间局势稳定，政府运转良好。当然不满的声音依然存在，如前文所言，特拉塞亚·派图斯就固执地哀叹他们无视元老院的权威，也不懂得利用元老院的影响力。严重政治风暴的预兆首次出现于公元59年，尼禄对母亲的不断插手越来越不耐烦，便将她杀害。3年后布路斯死亡，尼禄任命了两位禁卫军长官，其中一位便是著名的提格里努斯(Tigellinus)。此人一直对皇帝施加有害影响，最后又抛弃了皇帝。塞涅卡在这一时期隐退，随后由于波培娅(Poppaea)的预谋挑唆，尼禄放逐了自己妻子、克劳狄乌斯之女屋大维娅，最终将她杀害。尼禄放纵自己的艺术偏好，他身边围绕着腐败贪婪的顾问和谄媚者，其中一些人出身低微，比如西西里的提格里努斯(Sicilian Tigellinus)，还有很多人则是来自希腊及地中海东部沿岸的被释奴。因为罗马人的贪得无厌，不列颠爆发了波狄卡(Boudicca)起义；之后由于罗马在小亚细亚管理混乱而短视，其恶劣影响波及亚美尼亚，引起了一连串外交纠纷与战争，最后罗马实际上放弃了对亚美尼亚的宗主权，只象征性保留了当地的统治授予权，其结果是奥古斯都的“外交解决”格局在东方崩溃。上述众多因素导致了货币的贬值，并迫使尼禄采取权宜之计，罗织罪名掠夺富人财产。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使尼禄有机会侵占市中心大片土地，在废墟上修建极其靡费的“金宫”。于是有谣言称大火是尼禄下令放的，为的是给自己新居所“清理场地”，他还以诗赋与歌曲庆祝这场大火。为了平息谣言，无辜的基督徒们成为替罪羊——当时基督教刚开始在罗马传播，基督教组织有了独立身份，不再被视为犹太教内部的异见派别。

如此背景下，很自然会有不少人冒死犯险，密谋除掉这个完全偏离奥古斯都路线的统治者。公元65年，一场反对尼禄的密谋被揭发，密谋者们计划拥立有人望的贵族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lpurnius Piso)取尼禄而代之，皮索与其他卷入密谋或者受牵连者被处死，受害者还包括塞涅卡及其侄子诗人卢坎(Lucan)。此事引发的猜忌与顾虑导致更多人被害，其中最著名者为“风雅裁判官”盖乌斯·佩特罗尼乌斯(Gaius Petronius)，还有杰出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特拉塞亚·派图斯与巴里亚·索拉努斯(Barea Soranus)。一年后，体现早期罗马军人美德与胜利的模范，杰出的将军科尔布罗(Corbulo)被尼禄强迫自尽，此事令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威胁。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驱使尼禄犯下弥天大罪，动摇了他所依靠的统治阶层与军队统帅的忠心。

四帝之年

尤利乌斯·温德克斯(Julius Vindex)的祖先来自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阿奎塔尼亚(Aquitania)王族，他在路格杜努姆高卢行省(Gallia Lugdunensis)担任指挥官，这里的居民跟西班牙居民一样深受尼禄近来的苛政之苦。于是温德克斯于公元68年3月首举反旗，正在希腊搞“艺术之旅”的尼禄闻讯后匆忙赶回罗马，心情颇不愉快。温德克斯还向其他指挥官寻求支持，但回应者寥寥，只有西班牙的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同意担任此次反叛行动的首领。加尔巴跟尼禄一样，是一个共和国时代贵族家族硕果仅存的后裔，他官职显赫，加入反叛后自号为“元老院与人民之指挥官”。除了加尔巴，阿非利加的克罗狄乌斯·马克尔(Clodius Macer)也宣布不再效忠于尼禄。尽管如此，只要尼禄有能力牢牢控制住军团及其统帅们，他就能轻易消灭温德克斯与加尔巴。在今贝桑松(Besancon)发生了一场离奇的战斗，来自上日耳曼(Upper Germany)的军团统帅们可能并不想为难叛军，但温德克斯未经训练的高卢民兵实在是不堪精锐军团一击，结果反叛势力溃散瓦解，温德克斯自杀。加尔巴听到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时，也打算步温德克斯的后尘。因为所有人都对尼禄丧失了信心，他没有根基的统治很快就崩溃了。维尔吉尼乌斯·卢弗斯(Verginius Rufus)率领军队返回日耳曼，对时局袖手旁观；提格里努斯改变立场，并唆使禁卫军站在自己一边。尼禄在惊慌中逃亡，没等援助到来就自杀身亡，尤利亚-克劳狄王族世系随着尼禄在公元68年6月9日的死亡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