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上)（1 / 1）

一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二十九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在日后的很长很长的十天里，“7月7日”尚不被国人那么看中。它很可能像喜峰口、山海关、冷口、古北口失守的日子一样，躺在厚厚的史料里，充当这些战斗的时间见证人。因为日本人进攻上述地域时，中国军队也曾进行过殊死的抵抗。喜峰口恶战，中国西北军组织大刀队与日军肉搏十余日，直杀得日月无光。关东军进迫山海关时，蒋介石一纸手令，张学良几十万大军撤回了关内。中国屈辱的历史又多出了三年多。是的，蒋介石不发发抗日令。耻辱的日子仍将持续。

因此，到了7月14日，周恩来等在庐山并没因卢沟桥战事再提新的条件。即便这样，蒋介石还是再次食言了，准备完全取消中共对自己军队的指挥权！这一天夜里，日本驻屯军青田少佐与中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举行会谈，日方要求宋哲元亲自向日军道歉，立即撤兵并取缔抗日分子；宋哲元竟答应了！还是在这一天，国民党召开各界着名人士座谈，会议与会人员发表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的宣言。

7月17日，蒋介石权衡良久，在庐山发表后来变得很着名的谈话。他讲：“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尔后，话锋一转，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这天下午，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举行一轮会谈。谈到日薄西山。伴着夕阳暮霭，蒋介石又回到“只设政治机关”负责联络的出发点，且指名政治主任不要军人，只能由周恩来或林伯渠出任，三个师的参谋长仍由南京派员担任。

周恩来等苦争无效，只好回南京静观时局变化。中共中央此时态度更为坚决，他们相信时局已不容蒋再讨价还价了，加上后面再无妥协之余地，因此电告周恩来等回延安。显然，他们认为自己已做到仁至义尽了。此前，毛、朱电告蒋介石，再次表示愿在委员长的领导下为国效命。7月9日，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通电，请命他们“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他们决定拖延下去。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他的决心还没有下呀！这时候，他尚寄和平希望于西方各大国。7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走访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探询苏联调停中日关系的可能。苏外长答曰：“如与其它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真是无懈可击的外交辞令。

7月21日，蒋介石电令北方军开始后撤。

7月23日，蒋介石得知秦德纯和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达成日本人提出的指鹿为马的七项协定后，即电宋哲元：来电所报告之条件如已签字，中央愿予批复，表示共同负责。蒋介石真的愿意再多受一次侮辱吗？他的苦衷究竟隐藏在哪里？

7月25日，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差不多都讲得要掉眼泪了，美国人仍不为所动。请看罗斯福总统是怎么说的：“满洲国已成立六年，将来必不免有的国家承认。”

7月26日，蒋介石再约德国大使陶德曼和法国大使齐雅会晤。陶德曼一屁股坐在日本的塌塌米上。齐雅给蒋先生讲了一个已经显得古老的故事：十四十五世纪之交，英国企图征服法国，最后败退英伦三岛。这则寓言表明日本也必败。蒋先生问法国有何高见，齐雅答非所问：“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蒋介石去向法国讨计策，实具讽刺性。六十年前，它在普法战争中，在投降书上签过字，几年后，它再次向德国投降。这一天，南宛机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中国战死一师长、一副军长。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暂时对“和平”绝望了。第二天，他电催中共按庐山所谈。在十日内改编完毕，以候南京发表三个师番号，及各师、旅、团长与政训主任名单，建议康泽为副主任。28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不要康泽，报邓小平任副主任。7月31日，南京下达了三个师的番号。

8月2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朱德等人去南京面议救国大计。两天后，他在会场上只看见了白崇僖、刘湘、龙云、阎锡山这些老对手，没见到朱毛，心中未免有点落寞。骂过朱毛狡诈后，还是正式发表了红军改编后各师旅团的番号，并电告中共中央：“限期贵部能于8日迟至10日出动，本月25日集中大同完毕工作；正副总指挥及宣言仍须得抗日实现时发表；政训主任及师旅团长均已照单发表，惟参谋长仍由中央选派。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中共终于成功地保留了对自己军队的总的指挥权。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出现在国民政府军政部高级将领谈话会的会场。他们的亮相，标志着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公开了。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我们把目光暂时从取得和谈胜利的共产党领袖身上移开，看一眼于8月21日刚刚被推定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蒋介石吧。中日淞沪会战刚刚拉开了帐幕，他正吃惊于中国将士的勇猛呢！面对将士们的出色表现，他是不是对自己的犹豫软弱生出哪怕只有一缕的愧意呢?

作为后来被一个苏联人称作“中国的拿破仑”，被他的对手称作“独裁者”，被文学家描绘成“军人政客”的蒋介石，为什么面对日本人所施于的耻辱。能无动于衷呢？在l937年的7月和8月初，他为什么依然表现出了难以让后人理解的犹豫和访惶呢？他那不可思议的心里，翻动的究竞是些什么东西？

在我们的笔触伸向这一神秘的地域前，还是先看一看一些数字吧。数字是枯燥的，但是也是无法回避的。

日本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披露，七七事变时，日本国现役兵力计有三十八万人，陆军近二十五万人，分编十七个常备师团；海军有一百九十余万吨排水量的军舰，空军有两干七百余架飞机。当时日陆军的配置是：国内置十一个师团；中国东北地区置四个师团；朝鲜半岛置两个师团；中国驻屯军和台湾各有两个联队。

据何应钦《中国八年抗战之经过》披露，七七事变时．中国军队有陆军一百七十余万，编为一百八十二个步兵师，四十六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又六个独立旅，四个炮兵旅和二十个独立团；海军约有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空军有各种飞机约六百架。

对不久前发生的“英阿战争”和“海湾战争”稍有记忆的人，大概不会从以上数字中得出中强日弱的结论。对鸦片战争稍有研究的人，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英国只派来了载炮七十四门的战舰两艘，后来又加派了一艘载炮七十四门的伯兰汉号，剩下的八艘军舰除布朗底号载炮四十四门外。其它各舰载炮都在二十门以下，派来的运兵舰上有两个英国联队，一个孟加拉联队等四千余步兵。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容我们细说了。但是，即使到了告别冷兵器时代已经久远的现代，武器也不是导致战争结果的唯一因素。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提醒的常识。我们暂时还不想用八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的内战和十三年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来反驳“武器决定论”。

我们再看看另外的东西吧。

日本着名文学家龟田一郎在他的着作中这样写道：“(当时)日本人以为中国不可能独立的，中国人是败亡民族，是无抵抗而卑屈着活下去的民族，这种想法直继续到中日事变。”后来当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的今井武夫中将这样的回忆道：“中日战争开始时，有很多日本人认为，只要天皇下了诏书动员．表示断然出兵的决心，随着卖动员令‘号外’小贩的摇铃声，中国即屈服了。”

我们应该重提一下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原因：他从围观杀头的一张张麻木的面孔中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东西。才扔下手术刀，用笔呼吁重铸民族魂。湖南岳阳的战争见证人回忆说：“那时候，一个日本伤兵进村，能吓跪一村中国人。”

真是触目惊心的两个“一”！

能以他们的怯懦和胆小责怪吗？他们曾祖父辈以降，天朝子民的自大和自尊还能从什么事件上找到？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伟功”吗？《南京条约》、《辛丑条约》的“光荣”吗？一个事实不容回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失掉了对外的大部自信，这片土地上每日里都在成批生产“窝里斗”的行家里手。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状，蒋介石先生有着要比我们多得多的感性认识。作为内战专家中的专家，他的征服欲还从来没有越过台湾海峡呢！和日本人开战。并且最后战胜之。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梦呀！八十多年了，曾作过这种尝试的人，没有一个胸前挂过成功的花环。算了吧，这种冒险睹注押得太大。

丧权辱国？这已是祖宗留下的遗产。我还在穿开档裤的时候，那些条约啦什么的，堆起来已有一尺多高，后来又添了什么《辛丑条约》，什么二十一条。我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弄出了一个基本统一的局面。容易吗？日本人？现今英美苏都怵它三分。我们打能够打赢？就靠我手下这帮人能打赢？

斯诺曾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他的伙伴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描述：“他们是典型的‘被游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现代教育把他们从旧社会里拉出来，他们是些不安分不合时宜的人，以军事或政党组织者和职业政客作为他们终身事业。自然，他们又全是年轻的。许多人以适合于革命时代的暴力专家来开始他们的生涯。”斯诺说的伙伴，当然还不包括他的这一群合作者：阎锡山、刘湘、韩复□……这些合作者尚在“山大王”和“土皇帝”的美梦里还没醒来呢！

还有既得的权力！既然他不在丧权辱国历史首页上，他便可在“维持”中享用权力所能带来的一切：金钱、美女。尽管残缺却仍被唤作的江山。

近代中国的衰落，已经渗透到了民族心理这一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了。

文化的衰微才导致命的伤害。古老的可以自傲文化到了必须注入新的内容才能激发起它的活力的时候了。于是，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一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并在这场运动中产生了共产党。

共产党注意到了被蒋介石和他的同人忽略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从人民中间，他们发现了爱国主义的巨大源泉，听到了尽快结束“肤即国家”这种文化传统的呼声。他们所倡导的并在部分地区实行过的土地改革政策，以素朴的、现实的魅力唤发起了亿万农民中潜在的积极因素。

共产党和国民党面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眼光，导致了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途完全不同的认识。一年前，毛泽东在保安的一间窑洞里，已经从缜密的思考中得出了日本必败的结论。历史的进程让我们看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盛与衰，正是以对中国抗战前途的不同认识作为各自的出发点的。

二

蒋介石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会不会使借刀杀人之计对付红军呢？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毛泽东所得结论基于国民党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案。在这个史称“黄白案”的方案里，八路军三个师被分成了两块。8月1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电复周恩来和叶剑英：“‘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的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同一天致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这种担忧加重了：“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的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间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所以“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然不会在意去南京与蒋介石共商大计这一纯属形式的问题了。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浪漫主义天性只在少年和老年时期才体现在他的身体力行的实践中。青年和中年时期这种不可抑制的浪漫主义情调，通过他的诗词宣泄掉了。他常常以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的面孔为一个个时期打下鲜明的个性印记。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共产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这种远见卓识，当时并无多少人心服口服，只有等到汪精卫叛变，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未停止过的与日本进行的数十次“和平”谈判实事被披露出些许时，更多的中国人才回过头来重视了毛泽东的这次发言。毛泽东在会上为红军确定如下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战争的领导权。随后，他又为红军确立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他又进一步地解释道：独立自主是在统─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订，打不赢就走。最后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而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他的这次发言，很容易引起以是与非作为标准的种种误读。既然整个民族都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你却提出了保存实力。日本人的大部队都在开向中国富庶的平原和大都市，你却在倡导什么山地游击战争。你们既然已经准备发表宣言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为什么还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甚至还准备争取战争的领导权？

如果我们跳不出是与非的约束，我们永远也无法看清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永远也无法体味出伟大的政治家和具备熟练操作技术政客间常常只差毫厘的区别。把日寇驱逐出去后，中国应该迈进怎样一个社会呢？毛泽东看中的是这场战争的得与失。

据有关史料透露．在洛川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的作战原则，与会人员曾发生激烈的争论。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里？留下这么寥寥几笔：“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致意见，对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讨论。”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完全说服他的同志，获得的恐怕也有一些孤家寡人的落寞感。只有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支持了他。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日后的百团大战和延安整风时因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而遭受的非难甚至围攻。六年后，周恩来在检查自己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认为：“(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

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这才是洛川会议对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发生争论且没取得一致意见的症结。让毛泽东感到苦恼的是，他无法将这个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他们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如果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舍身取义”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只好“保留意见”。

这里应该插入一个并不太长的故事。l94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张自忠将军的灵枢运至重庆，自蒋介石以下。重庆军民数十万前去迎接。从此，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北京等城市多了一条“张自忠路”。这种哀荣为现代中国所罕见。穿越于抗战时期那些厚厚的史料时，我们常常要面对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谙熟用兵方略的张自忠，为什么总是不惜犯兵家之大忌，将他的集团军指挥所放在师团级指挥所才应该在的危险的前线？第二，在长城抗日期间。曾表现出杰出军事家风范的张自忠为什么在临沂和随枣都率部进行过自杀性质的冲锋？第三，随枣战役后期，他分明有机会脱离险境，却选择了死亡？答案已随英雄的灵魂飞去了天国．我们只能在他的历史和他的同事下属对他的言语的转述中。寻觅这个答案。1937年7月下旬．末哲元率二十九军南撤时。令张自忠任北平市市长．与日方周旋。9月1日，张自忠只身一人从北平逃出。这一段经历。使他沾染上了汉奸的嫌疑。屡经艰难的努力，他才重新掌握了部队，成了第五十九军军长。从此以后，他重复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只有战死，才能把我洗刷清白！”张自忠不是死于学识的不足，不是死于暴烈的不计后果的个性，不是死于复仇的欲望。他死于一种文化，一种重节操、重仁义的传统。

所以，毛泽东只能把证明自己正确的希望寄于以后发生的个个事件上。在冯家村的会场上，他只能把话说到一个分寸之后缄默不语。库图佐夫建议放弃莫斯科，致使这样一个美丽的首都毁于拿破仑的一把大火，然而在俄国的不管哪个时期的史书上，这件事都被看作1812年卫国战争的一个转换点。1938年6月，为延滞日军行动，蒋介石下令炸开了花园口。史书的评价对大陆中国人早已是常识，就连蒋介石本人，十几年后也不得不为自己推卸责任。

文化才是不可逾越的自由的屏障。

历史马上为毛泽东的深邃提供了证明。蒋介石的政权意识却没因战争而淡漠。8月30日，遭中共中央拒绝当陕甘宁边区政府长官的康泽通知中共：边区政府已决定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发表宣言则须在部队全部出动集中后。是日夜，刚刚从洛川赶回延安的毛泽东电复叶剑英：拒绝康泽所提丁维汾为边区主任，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因两党合作的事实还没确认。中共中央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却仍留一个师不动，以在谈判最后阶段占据主动。中共中央提出要求：蒋立即同意发表中共宣言，承认中共合法；边区首脑一定要林正张副，不要国民党派任何人；南京派来的高参和政训处副主任，全部予以拒绝，不允许进入营门一步。

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作出让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八十一天前中共中央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

……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中国共产党人即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所举诸点。……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意无可动摇。”三日后，八路军最后一个师开赴前线。

至此，九个多月艰苦谈判终于结出了果实。

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喜形于色，他在9月25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这样写道：“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人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

蒋、毛两人都没放松戒备。好戏还在后头呢！也是9月25日，林彪和115师在平型关一举成名，抢了全国抗战歼灭战胜利的头功。

“第一”的这个彩球抛向谁，谁就稳居这段历史的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