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节：开始“和平运动”(1)（1 / 1）

六 开始“和平运动”

低调俱乐部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

侵吞华北，征服中国是日本由来已久的对华政策基调，卢沟桥事变不过是日军为实现预定计划，为武装侵华制造借口。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20余里处，是北平通向外界的唯一交通咽喉，卢沟桥的得失与否，不仅关系到北平、天津的安危，也直接关系到华北的安危，中华民族的安危。

七七事变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强烈反响，全国人民一致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行径，坚决支持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蓬勃掀起。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地将领也纷纷致电中央，要求对日抗战。

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挽中华民族于危亡，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体现了全国各界民众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那么，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周佛海表现如何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周佛海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正准备前往庐山，出席由国民党中央召集的各党派的领导人和教育、学术、金融、经济界名流谈话会。

周佛海是指定为出席庐山谈话的人员之一。7月10日，他在镇江召集教育厅师范各科教学进度表编订委员会会议并训话，接着向教育厅各科下达在他赴庐山期间应办理的各项事务之后，离镇返南京。7月12日晚，他随参加庐山谈话的众人，如青年党的曾琦、上海暨南大学的校长何炳松、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赵棣华、杭州《东南日报》主笔胡健中、立法委员杨公达等，由下关同船前往九江，于13日中午抵达庐山。

庐山谈话会于16日上午在庐山图书馆举行，首先由汪精卫就政治问题，如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问题作一“引论”。接着参加谈话会的张君劢、曾琦等相继发言，阐述对宪政问题的意见。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演，阐述中国政府对日本一贯的方针和立场。鉴于华北局势的严重，蒋介石即于20日下午离庐山返南京。周佛海也未等谈话会全部结束，亦于22日下山，下午飞抵南京。

国民党内部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处置，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对立的抵抗与妥协两种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申述了中国政府酷爱和平，“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的外交政策。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蒋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中国不求战，只是应战，但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强了对华北的军事部署。23日下令限期完成石家庄附近工事；令孙连仲部限期完成沧州至保定的工事。并且命令宋哲元加紧备战，从速部署，决心大战。《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一期作战经过》（以下简称《作战经过》）。第62、67、75页。

7月26日，当日军侵占廊坊，继续向南苑轰炸进攻时，蒋介石便明确指出：“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一期作战经过》（以下简称《作战经过》）。第62、67、75页。

28日，日军对北平近郊发动总攻击，是日晚，宋哲元偕北平市长秦德纯离北平赴保定，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命令二十九军各部向永定河南岸退却。29日，北平实际已沦于敌手。

29日，蒋介石就平津局势的骤然变化，发表谈话时，关于今后的对日方针称：政府绝不能“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一期作战经过》（以下简称《作战经过》）。第62、67、75页。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的谈话和采取的措施，作了充分肯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24页。

2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支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要求，并要求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贯彻所宣布的抗日方针。

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以及少数社会名流，都对抗战毫无信心。他们力主与日本妥协：对于普遍高涨的抗战要求，则是非常恐惧和仇视的。周佛海便是失败论的代表人物。他力主妥协，反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他说：

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件勃发时，适值庐山举行庐山谈话会，集合各党各派朝野人士会议。此时，中日两军冲突的消息，传到了这谈话会席上，我那时深感“这事情是不好的，并且是非常麻烦的问题。这就是说，各党各派的朝野人士，是虽都集合在这里，但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 《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他看来，假使不是庐山谈话会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对日全面战争。

他诬蔑共产党以及桂系之所以主张抗战，不过是唱高调，是借此作为“倒蒋唯一手段。”周佛海说：当时，“朝野上下的调子，没有不高唱入云的。但是调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以外，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但是，“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见《周佛海日记》第1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