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节：开始“和平运动”(3)（1 / 1）

罗君强是湖南人，中共叛徒。周佛海与罗君强于1926年在上海相识。1927年周佛海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时，罗君强任政治部科员，由此，罗君强一直为周佛海的部属及亲信。周佛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部处长时，罗君强为该处主任秘书。此后曾历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第二厅第四科上校科长、重庆行营上校秘书、少将副厅长。1936年起，任南京行政院简任秘书。

周佛海时住南京西流湾8号私宅。这所房屋于1932年4月动工，同年11月竣工，周佛海于12月搬入。由于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建筑，为了防备中日战争再起时能躲避轰炸，因此，周佛海特地修建了地下室。这在当时的建筑物中是不多见的。房舍周围三面池塘环绕，池堤满栽垂柳，屋旁还有一片竹林，翠竹垂杨，映着春水绿波，环境异常优美。因此，周佛海的这所住宅，便成了上述人员常来聚集的地方。特别是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则干脆住在此处，其余人员有的每天必来，有的也不时来此。于此，西流湾8号便成了“低调俱乐部”的办公处，汪记卖国投敌运动的发源地。

他们首先进行的活动，便是千方百计阻止蒋介石抗战，并努力传播他们与日本妥协，实现“和平”的主张。

7月31日上午，周佛海往访陶希圣，密谈华北战局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须立即开始对日外交活动。是日上午，蒋介石将宴请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学术界名流胡适、陶希圣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周佛海便决定借此机会，托胡适与陶希圣向蒋进言，提出“和平”意见，周佛海认为：由胡适、陶希圣以贵宾地位向蒋进言，比他以部属地位说话，要方便得多。

午宴时，陶希圣与胡适照计而行。但是，由于主要是蒋介石不停地发表抗日主张，“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6个月”，胡适、陶希圣等人，则极难说话。因此，午宴进行中未能表述意见，只是在宴会结束，胡适在告辞时才向蒋介石表述：“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胡适日记（选录）》，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辑。

高宗武1932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蒋与汪精卫都对高宗武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就让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到亚洲司司长。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间就华北与伪满洲国进行通车通邮谈判时，就是由高宗武与日本之间进行的。高所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也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高宗武是与日本进行妥协外交的能手。

蒋介石在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后，当即表示：说他了解高宗武，“是要找他谈话”。据胡适说，后来高宗武来看他时，告诉说当日蒋已找他去谈过了。《胡适日记（选录）》，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辑。

午宴进行时，周佛海一直在等待谈话结果，直到下午2时30分，陶希圣才回到西流湾8号，向周佛海报告了谈话经过。并向周建议在目前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周佛海听到胡适不仅提出了建议，而且蒋也表示要找高宗武谈话的消息，感到与日本进行交涉有了希望，因此颇感欣慰。并且非常同意陶希圣的意见，“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周佛海日记》（上）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其后，周佛海又去策动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去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适可而止，尽量妥协，谈判解决，绝对不要扩大事态。1940年11月，周佛海去日本时，对日本《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回忆当时阻止抗战的活动时，曾有如下之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