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开始“和平运动”(8)（1 / 1）

从周佛海登上波茨坦号船起，至抵达上海时止的船行途中，汪与周佛海等人就西安事变最近国内国际政情及中国今后出路，以及有关国内政治、党务、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了极其广泛的交谈。汪精卫对国内外政局之观点及各项主张，与周佛海极为近似或一致，臭味相投，因之，关系更加密切。周佛海后来谈及此事讨说，想不到此次奉命迎汪，他与汪精卫之间，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主张完全一致。首先在对日关系上，两人一致主张中国与日本只应为友，不应为敌。“冤仇宜解不宜结”，力主与日本妥协防止抗战发生；第二在国共关系上，反对停止内战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两个问题，虽然有区别，但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国共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团结御侮，共抗强敌；反对抗战，必然反对国共合作。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继续重弹“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反对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汪精卫曾说：“我当时只能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他诬蔑共产党是“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推动中日战争。”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载《中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

汪精卫本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于8月15日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而这两个会议是以汪精卫为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也是极力阻止对日抗战。他说：“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载《中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

正因为他们的主张一致，周佛海便与汪精卫沆瀣一气，并以汪精卫为领袖，利用其地位，进行阻止和破坏抗战的种种活动。

前述周佛海等人所拟定的须与日本开始外交的步骤及方式等计划，都是通过汪精卫转给蒋介石的。此后，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在方式上，周佛海主张由德国和意大利出面斡旋，如此，“日或可接受也”。《周佛海日记》第44页。

日本对中国的武装入侵，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战事爆发后，曾有人主张对日本宣战和绝交，国民党当局曾就此进行讨论。时任宣传部长的邵力子曾提出，如果对日宣战，英美等国会借此拒绝给予中国任何援助，对我不利，故不能宣战，但主张绝交，则不能反对。周佛海则诬蔑由中国提出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则我处挑衅地位”。《周佛海日记》第45页。

10月13日，国防参议会开会讨论对将要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对策问题时，有人提出应与日本绝交。汪精卫听到这种主张后，暴跳如雷，“谓绝交自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同情我之形势亦必大变。”并诬蔑“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策，虽谓汉奸，可也。”周佛海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很同意汪的发言。他说：“此语与余意正合。” 《周佛海日记》第47页。

10月下旬，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接见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锋报》驻上海特派记者谈话时表示，纵令上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可，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继续抗战，如政府仅因华北或上海之不守，即考虑屈服，则政治统一即不可能。

23日，周佛海在阅读了宋的上述谈话后，深表不满，竟称：“宋之谈话幼稚之点颇多，如此妄论，误国不浅也。” 《周佛海日记》第51页。

上海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日本不断增兵上海，终致上海沦陷。

上海失守后，日军继续西侵，南京不保。面对如此形势，15日晚，南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迁都，以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步移武汉，第二步移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