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节:暗中通敌与出逃(7)(1 / 1)
周佛海的这段话,是和西义显的回忆录:《中日事变和平工作秘史》一书中的记载相吻合的。西义显说:高宗武由汉口飞抵香港后,于4月16日偕董道宁在浅水湾饭店与日本方面的西义显,伊藤芳男及松本重治等人会见时,高宗武单独向西义显等人口述了“蒋介石氏亲口告诉”他的话:“影佐大佐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我已看过。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而影佐敢于这样做,说明其对两国和平外交具有足够的诚意。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蒋介石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的真正意图是:
(一)在对苏关系上的安全保障。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依赖的确保。
这两项意思,原则上予以承认。
第一项更进一步分类如下:
1.东北四省。
2.内蒙。
3.河北、察哈尔。
1及2可以留待他日协商,3则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之确立及行政完整,日本须尊重。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中日和平工作秘史》第59—60页。
尽管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也没有理由和证据来否认它,但是从实际内容看,是与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贯通的。它说明蒋介石既不放弃和平谈判,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又不从其原则立场后退一步。
4月2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打算向参谋本部报告高宗武所提交的中日“和平”方案,但是,由于徐州战役的进行,形势的变化,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西义显说:“我倾尽自己全部热情的报告和劝说,连关键人物影佐祯昭都打动不了,更何况对参谋本部当局,我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他说,他在参谋次长室召开的会议上,拼尽全力的讲演,但出席会议的人都一言不发。《中日和平工作秘史》第93页。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使战局日益扩大之后,引起日本内部一派人士的忧虑,害怕日本陷入长期对华战争的泥淖,因此极力想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使战争适可而止。西义显所进行的对华“和平工作”,代表了这一派人的主张。当然,这两派人之间,在主张上并未根本性的差别,在灭亡和奴役中国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主张一致的。他们的差别仅仅在实现日本侵华亡华的手段与方法上不同而已,一派主张以武力征服,一派主张以政治的手段,使中国屈服于日本,接受日本的各项要求。
由于日本参谋本部对西义显的主张不加理睬,所以他在东京的活动毫无结果。5月17日,即徐州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之际,西义显由日本返回香港,向高宗武报告了毫无结果的东京之行。高宗武便立即致信汉口的周佛海,报告一切。
高宗武的此次香港之行,周佛海曾与之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和详细的安排,因而也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他也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与日方交涉的结果。5月20日,当他接到高宗武的来信获知“所事渺茫”时,说:“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周佛海日记》第102页。
从拥蒋到反蒋
1938年4月至5月,继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与南北夹击的日本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结果,中国军队不守,于5月中旬相继西撤。5月20日,徐州陷于敌手。徐州的陷落,使日军实现了打通津浦铁路这一南北重要交通线的战略目标。接着,日军沿陇海路西犯,其目标是在夺取中原战略要地郑州之后,一方面沿平汉铁路南攻武汉,一方面沿陇海路继续西犯,夺取潼关进攻西安。以此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便迅速结束战事。
但是,徐州会战的失利,并未使中国军队丧失战斗意志,在日军西犯时,仍继续节节抗击敌寇。6月7日,为阻挡强敌,国民党当局掘开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黄水漫漫,水流之处,土地淹没,房倒屋塌,淹死者无数,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但是,黄河之水,也使日军无法前进,不得不放弃攻占郑州的计划,而改以沿长江西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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