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1 / 1）

文峰镇南门老街四牌楼临街一户人家的大门上，贴着一张还带着湿漉漉糨糊的“勒令”，“勒令”上粗黑的大字和红色的杠杠特别醒目。“勒令”上写着：黑帮分子邬鸣，限你自今天起，只准老老实实呆在你的狗窝里，不准擅自离开，随时接受我兵团革命造反战士的揭发批判，否则后果自负！！！落款是“吉县文化馆革命造反兵团”，时间是1966年5月21日。

吴才顺的家就租住在这里。这是一栋典型的一厅两房式民宅，是当地民间最通用的样式。吴家只租用了半边，他们在房间中间隔了一道木板，这样就一间变成了两间，邬鸣夫妇住临街面这间，吴才顺和他妹妹住在后面这间。邬鸣夫妇的卧室里，竹质书架倒在了地上，各种书籍狼籍一地；一只竹壳热水瓶已经打翻，银白色的瓶胆碎片撒得满地都是，只剩下一只空壳静静地躺在地上；那些被撕成一条条一块块的字画，乱七八糟丢得到处都是。靠窗子放着一张五斗办公桌，办公桌的抽屉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一张乡下的老式柜床被掀了个底朝天，四只床脚对着天花板，似乎在诉说着满腹的委屈。邬鸣坐在一只破旧的藤椅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的老街一言不发。他的妻子，一个比他少两、三岁的乡下女人，正在一边抽泣一边拾掇着那些零零碎碎的衣物和书籍。

吴才顺像一截木头立在门边，呆呆地注视着这个刚刚遭到造反派洗劫的家。

比他小两岁的妹妹晓梅依偎在哥哥身边，蜷缩着幼小的身体，不停地啜泣着（她在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抄家，邬鸣早就有这种预感，但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此刻，他的思绪已经飞向远方，飞到了自己可爱的家乡富滩人民公社。那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是家乡这块红土地养育了他，在这里，留下了他人生一串串珍珠般的记忆。孩提时代，他念了几年私塾，从接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天开始，他就对读书识字有了特别的钟爱。但是，怎奈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父亲后来供不起他念书，邬鸣（他的真实名字叫吴明）十二岁就辍了学，跟父母到田里劳作，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小吴明没有因此放弃读书识字的强烈愿望，只要有空就跑到学堂去，站在门口旁听，虚心请教先生。老先生见这孩子很有灵气，读书挺刻苦认真，悟性也高，遂动了恻隐之心，非但不嫌弃，反而免费赐教，时常用一些吉县古代名人刻苦学习自学成才的故事激励他，使他从小就知道了吉县有杨万里、文天祥、欧阳修、罗洪先、解缙、邹元标这些先贤。先贤们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这个年少志高的乡下伢崽。随着时间的推移，吴明没有辜负老先生的期望，辛苦耕作之余，不但识字越来越多，而且还练就一手刚遒有力地毛笔字，写得一手脍炙人口的好文章，1953年筹建县文化馆的时候，当时的筹备组长后来的老馆长，听人说富滩乡有一位酷爱文学，练得一手好字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乡村才子，便专程从县城赶到富滩登门拜访。吴明不俗的谈吐，刚遒雄浑的毛笔字，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笔，给老馆长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果然被老馆长独具只眼予以看中，破格录取到吉县文化馆工作。走上工作岗位的吴明如鱼得水，馆领导安排他做群众文化，他很快进入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了熟悉情况，他翻阅了大量的史志资料，博览了吉县历代名人轶事，在阅读中他的眼界大开，吉县这个仁山钟秀，字水毓灵，文人辈出，杰士代起的“文章节义之邦”，在吴明心中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还是在孩提时代从老先生那里知道的那些名宦宿臣、文豪墨客，一个个的形象在他脑子里愈来愈鲜明起来，他们为国为民立下的不朽功勋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深深地打动着他，激发了他从事民间文学，挖掘吉县先贤们彪炳史册、流芳百世业绩的热情。他决心走遍吉县的山山水水，去收集整理流传民间的名人轶事和传闻，用自己的笔写出来，以启迪后人，传承万代。在黄桥塘村，他拜谒了气势恢弘的杨万里墓，拜读了《杨文节公诗文全集》木刻板，据说，这套木刻板还是清朝乾隆五十九年由塘杨氏后裔刊刻保存下来的，是国家二级文物；在阜田的石莲洞前，他被罗洪先淡泊明志，严谨的治学的精神所折服，更为他不辞辛苦地走遍祖国万水千山，最终成功绘制第一张全国地图所敬仰；在水南的火烧桥村，老表们向他讲述了明朝状元刘俨遵母训用自己的俸禄修建“火烧桥”的感人故事——，他像一只辛勤的蜜蜂，不辞辛苦地奔波在故乡这块红色的土地上，采呀，采呀，恨不能把吉县自隋大业末期建县以来的名人轶事一古脑儿全记了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呕心沥血撰写的民间故事开始面世，起初是一些“豆腐块”，后来故事越来越生动，引人入胜。从县报，区报到省报，他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有一天，他的作品在中央《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省内外众多的民间文学类杂志上，内容也越来越脍炙人口。一篇《解缙传奇》的故事，一出《解缙闹殿》的采茶戏，更是使他名声大振，闻名遐迩。

老馆长为了解除邬鸣的后顾之忧，把他爱人也从农村聘请到馆里做了炊事员。吴才顺就是这样跟母亲和妹妹一道住进了这间租房里的。

正当邬鸣的民间文学创作进入鼎盛时期，事业如入中天的时候，**的熊熊烈火烧到了这座古老的县城。

**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曾经想过，自己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穷苦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自己也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自己关爱有加，不但让自己参加了工作，培养自己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也关怀备至，安排了妻子的工作，使自己全家团圆。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自己要加倍地努力工作，以报答党的关怀。他怀着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中去。他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的有关文件，深刻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政治学习会上敞开思想谈认识谈体会，表示要旗帜鲜明地听党的话，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使自己在这次运动中经受考验，更加坚定对党的热爱和对事业的追求。他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未来得及付诸实施，就被批判“三家村”的汹涌浪潮冲得七零八落。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大毒草”的炮制者，成了为古人死人歌功颂德的黑帮分子，成了县文化馆乃至吉县文艺界的众矢之的！昔日那些引以为荣的民间文学作品、采茶戏剧本，竟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大字报上说，他是吉县文艺界一面黑旗！

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老馆长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急先锋！

他是黑典型、黑干将！

他是资产阶级式的文人墨客！——

总之，他昔日头上的那些光环，全都成了一顶顶十分沉重的高帽子，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在受到一次次批判，揪斗，戴高帽子游街之后，他开始对这场革命思考起来。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不太对头，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他就立即警告自己，切莫从个人的得失去片面地、过早地下结论！不要使自己成为阻挡时代潮流的绊脚石！

吉县**运动跟全国一样发展迅猛，吉县文化艺术界和教育界等上层建筑领域的一批知名度较高的人士几乎全都被揪了出来，受到批判和抄家，有的甚至惨遭迫害。著名书画家、吉县文联副主席讷辉汉竟被逼得用菜刀割颈自刎，好在发现及时，才算保住了性命；吉县中学党外民主人士副校长陈济士在开批斗会时被中学生们毒打，还坐了“喷气式飞机”；吉县文化馆的老馆长也在一次批斗会中被造反派踢断肋骨——

这些传闻和亲眼目睹的事实使邬鸣震惊，他预感到厄运也正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刚才这场抄家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他告诫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越是在逆境中愈要坚定信心，要坚信自己的清白，要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决不会平白无故地冤枉一个好人，什么问题最终都可以说得清的。因此，对生活要充满信心，对未来也要充满信心，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不能忘记自己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

想到这里，他紧绷着的脸渐渐放松开来，尽量给孩子们一种轻松的感觉。他边招呼才顺帮助妈妈收拾东西，别木讷讷地站在那儿，边把晓梅拉进怀里，轻轻拭去挂在她脸蛋上的泪珠，微笑着说：“好孩子，别哭啦，爸爸不是好好的么？”

街道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刚才抄家的那几个人又返回来了。

“黑帮分子邬鸣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刚刚接到司令部的紧急通知，我革命造反兵团全体战士在阅览室召开揭发批判黑帮分子刘某某（老馆长）大会，勒令你马上到会陪斗！”

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凶神恶煞般地大声宣布完毕后，从身边一个长得又矮又胖的人手里接过一顶白纸糊成的高帽子，不由分说恶狠狠地扣在了邬鸣的头上，高帽子上“黑帮分子邬鸣”几个字的墨汁还未干，不断地从字上往下流着，形成一条条细细的墨线，把字弄得有点面目全非。“邬鸣”两个字上还交叉画了两条粗粗的红杠。接着，又上来两个人，一人抓住邬鸣一只手反剪了过去，顺势把他从藤椅上拖起来就往外推。

女炊事员杀猪般地嚎啕起来：“他到底犯了什么法啊，你们凭什么抓他哟，呜呜，呜呜——，天呐，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吴才顺和晓梅也跟着哭喊起来：“爸爸，爸爸——”

街上立时聚来了许多人。没有人上前去拦阻（大凡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人们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那些投过来的眼光里，多是怜悯，也有一些愤慨，还有一些显得十分惶恐——

“孩子娘，不要咯样，又不是去上杀场！你不要吓到孩子们，要坚强些，带好崽女噢——”邬鸣转过头来安慰妻子。

在一片严厉的呵斥声中，邬鸣被推推搡搡地带走了。

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弯弯曲曲的老街上。几位上了点年纪的大娘大妈走过来劝慰才顺妈，她们一边劝，一边摇头、叹息，用手帕擦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