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梁漱溟(25)（1 / 1）

在“我们今后的新趋向”一段中，先生讲：“所谓从民族自觉而有的新趋向，其大异于前者，乃在向世界未来文化之开辟以趋，而超脱乎一民族生命保存问题。此何以故?以吾民族之不能争强斗胜于眼前世界，早从过去历史上天然决定了；而同时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亦为历史所决定，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以吾民族精神早超过一般生物之自己保存性，而进于人类所有之宝爱此民族精神，而不以宝爱民族生命者易之……中国人其果知耻而至死不易吾精神也，则是其所以生者方劲然以在，何忧前途无活命?中国人其果审于世界文化转变之机已届，正有待吾人之开其先路，而毅然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则民族前途之恢张，固又于此日之志气卜之矣。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先生说：“如我向者之所测，世界未来文化正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我匪独信之也，抑又深识其所以然之故，而窃有见乎其达于实现之途术——是即我所谓村治或乡治是已。”“西洋文化之撞进门来，虽加我重创，乃适以启我超出绝境之机；其为惠于吾族者大矣!凡今日一切问题皆若不得解决者，正以见问题之深且大，意义不寻常，而亟勉吾人之为更大努力，以开此人类文化之新局也。”

在第九段——附志，是摘录汪精卫的《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盖汪讲的是法美式与苏俄式两种模型的心理之瓦解，并谓：“整个模型必须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不能求之外国。”先生当时认可此言。

发表致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就胡适之在《新月》杂志第二卷第十号，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从而反对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悬空捏造革命对象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先生讲他对胡适之的这些理论不能无疑，因而在这封公开信中问胡适之：“怎能置帝国主义与军阀于不问?”先生在这封信中，曾提及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七人联名发表《好政府主义的时局宣言》中说：“回忆民国十一年直奉战争后，我与守常（李大钊先生字）同访蔡（孑民）先生，意欲就此倡起裁兵运动。其后约期在蔡家聚会，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义的时局宣言》十七人签名发表。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走哪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目的地。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不行，亦颇肯想这问题。类如我民国七年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极荷蔡先生的同情与注意；类如我在北大独与守常相好，亦为蔡先生所知。然我则没有和守常走一条路的决心与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现在旧日朋友多为这问题洒血牺牲而去（守常而外，还有守常介绍给我的高仁山、安体诚先生）；留得我们后死者，担负这问题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先生怀念故人李守常先生的深情溢于字里行间。

七月，先生发表《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在《村治月刊》一卷三期连载。

先生讲：“中国怎样才能好?要改换一种政治制度才能好。”“然此新政治制度又何所指呢?大约在大家心目中所有的便是欧洲近代那种政治制度。”“欧洲人在近世纪开出来这一种新政治制度……即所谓民治（Democracy），以我的了解，则此种制度实有使我们不能不迷信的两点：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合理；一点是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巧妙。”先生在阐明上述两点后说：“这种制度如此合理，如此巧妙，真使我不能不迷信他，在清季则期望着开国会，在民元则期望着有政党内阁；民二（一九一三）以后则痛心约法的破坏，主张护法；并期望联省自治，无非是在梦想这种制度的成功而已。直到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才渐渐觉悟。——这觉悟当然由十几年的变乱所给的启发不少。以我推求所得，其不能成功而反以召乱者，大概可分三层去说。三层之中：从头一层看，可以明白他所以未得成功；从第二层看，可以知道他一时无法成功；从第三层看，便晓得他永远不能成功。”先生在所讲的头一层说：“二十年来所以未得成功之故。……在这种制度里面是要权操自多数人的，所以又称多数政治。……但在中国的政治革新，却是出于少数知识分子所作的摹仿运动；在大多数人全然无此要求的。”“第二层原因，就是物质条件不合。”第三层即永不成功“在精神不合”，先生指出：“此制度所需于社会众人之心理习惯，必依之而后得建立运行者，乃非吾民族所有；而吾民族固有精神实高越于其所需要之上。”并指出：“欧洲近代政治，实是专为拥护欲望，满足欲望，而其他在所不计或无其他更高要求的。我名之曰‘物欲本位的政治’。从来的中国国家断断乎做不到此，要亦未甘如此，不屑如此。”“则我之不能学他，亦既可明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