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梁漱溟(39)（1 / 1）

八月十七日，首次应邀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先生自认为这是先生参与上层（中央一级）政治活动的开始。

八月十七日夜间，南京政府在中山陵园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先生在会上发言，主张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以从事民众动员工作，并建议改革教育制度，经过一番周折，蒋介石曾嘱托先生、晏阳初、黄炎培、江问渔四人起草具体计划，计划末后由先生负责草成交去，没有结果。一面因上海失守，京沪沿线动摇，当局无心及此；另一面因陈立夫出长大本营第六部，主管民众组织之事，根本不肯让党外人插手。

先生说：“我的心愿在这一面既不得遂，三八年一月一日即由武汉飞西安转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我的努力与反省》。］

为推进军民团结抗敌，自八月至十月初，多往来于济南、济宁、邹平之间。先生讲：“八月二日下午四时韩氏由京回抵济南省府，余以五时往访，而济南日本领事有野等三人已先在，闻系电话招来者。事后据日本报纸所传，韩对有野等声明三事：一、外间传说中央任彼为右翼总指挥非事实；二、外间传说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军事亦不确；三、日侨未离济南者照旧保护。又布告市民应镇定，禁造谣，传谕商店开门营业。其态度显然一变。

[ 书客网 ShuKe.Com ]“十月，日寇侵入山东境，韩氏虽亲在前线指挥其部队抵抗，然其退志殆亦决于此时矣。十三日，日寇下平原达禹城，省府深夜开会，决定大部分（约十之八九）公务员迁退宁阳。十四日晨余闻讯急访韩，惊问何故欲退。韩答，彼个人决不走，省府亦尚未搬家，唯大部分公务员，此时无用，不如离去。余谓，如此必致全市恐慌，市民都走，后方动摇，影响前线士气，最好不动，或将无用公务员给资遣散，亦不必退驻宁阳。韩不纳。午间，许德珩、程希孟两君访余，促余再向韩劝阻，余即再访韩言之，终不纳。……韩既急切欲退，自不发动民众抗战，亦不复顾惜地方而只想将地方枪枝、壮丁、财款带走。人心怨嗟离叛，惶惶不可终日。”

“二十六日余及同人梁仲华、王绍常、陈亚三诸君，并余处长心清、何厅长思源，集于何家，共商所以建议于韩氏者，曾草订下列几条：一般的原则，亟应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乃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其中有：一、应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分为两事；二、关于征训壮丁，补充兵役，应有计划行之，在这一条中曾明确提出‘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等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枝，不得任意收用’等建议。

“二十七日晚，仲华先生以韩氏邀谈，曾粗陈大意，不见听。

“二十九日余携上项条陈，同韩登千佛山细谈，计自午前十时谈到午后三时，始终说不入。

“三十日李宗仁（司令长官）自徐州来电，邀余赴徐州，即晚离济南。此一席谈遂为余与韩氏最末一次的谈话。……以余推论韩氏态度由紧张而松弛，由光明而暧昧，实以当时各方情势启发其一种取巧心理所致。

“十二月三日余应李公宗仁之召到徐州，曾详言于李公，并请制止韩氏之撤退。九日到武汉，曾于国防参议会上作一次报告。二十一日谒蒋公于湖北省府官邸，并陈韩急切欲退之状，蒋公笑云：‘我全已知道。’”

十二月九日，抵武汉，出席国防参议会。

西安事变后，在国防最高会议内设立参议会，吸收社会上有名人物参加，商量抗日的事情。救国会沈钧儒等出来了，还有北大胡适、天津南开大学张伯苓、职教社的黄炎培和河北定县的晏阳初等。

先生讲：“我与周总理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参议会上。……我参加国防参议会后，到武汉与董老见面，对他说我想去延安。一方面与董说，一方面与蒋介石说，我要去延安看看。蒋表示同意，董老电告延安，延安表示欢迎。”［《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