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节：梁漱溟(57)（1 / 1）

（原载民盟主办的《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

附录三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

梁漱溟

一、西洋文化的长处在人对物

现在来比较中西文化之长短如何?我们可以答复一句：西洋长处在于“人对物”，而中国长处则在“人对人”。

何以言之?必须先说明人类文明原包含“人对物”和“人对人”两大部分。所谓物，即指大自然之一切。不但山川草木鸟兽皆在宇宙内，就是人的身体也在内。人的生活一时不得离开自然界，自然界可以养活我们，但我们如果不能控制它、利用它，它也能成为我们的灾害。但如何能控制它、利用它呢，那就要从明白它、了解它入手，此即科学之事。近代西洋最伟大的成功即在科学技术之进步，为古人之所无，亦为他方人之所无。所以说西洋长处在“人对物”。

自五四运动以来，揭“科学”与“民主”为两大口号，近代西洋所长，在此二者。然而民主却不属“人对物”之事。……它是“人对人”之事。我说西洋长处在“人对物”，似乎未说尽。其实不然，详见下文。

二、中国人究竟缺乏什么

民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看到之一种精神。此种精神的根本点是：我承认我，同时也承认旁人。反之若“有己无人”，便是反民主。

中国人缺乏民主精神么?不见得。中国古训讲“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承认旁人之精神，何等明白?还有中国最讲礼让，其一种尊重旁人之精神，充分可见。然而“民主”何以现在竟为一新鲜之物呢?我的回答是：中国人虽不缺乏民主精神，但他自古缺乏集团生活。关于这一点，在我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里言之甚详，这里只说几句。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显然可见有下列四大短处：

第一是缺乏法制精神：亦即事事不按照法律办，执法精神不够。外国人则比较守法。这就是因为外国人平素过集团生活，凡事在团体内，非此不可。但在家庭之中，则一切情形，就要两样。

第二缺乏纪律习惯：所谓纪律习惯，是在人多时，能够有条理，有次序，并不因人多而紊乱，这就要靠平素养成的纪律习惯。

第三缺乏组织能力：晏阳初先生曾对我说，有一个美国人向他说：“一个中国人是聪明的，两个中国人就蠢笨了。”这是说明中国人最缺乏组织与合作。组织是大家合作起来，每个人都不卑不亢，很耐烦的商量办事。商量之后有所决定，而且痛快的执行，这是为中国人所最不易见的。

第四缺乏公共观念：梁任公先生《新民说》一书中说：“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中国人过去太重私德，父慈子孝，都不外乎是私德，但如何为公共服务，就不讲求。

此四大短处，全从一根本事实演来，此根本事实为何?那即是家族生活偏重（正面），集团生活缺乏（负面），此一事实在中国自古迄今一贯到底，直至新中国成立未曾改变。

所以若问：中国人究竟缺乏什么?我答：“缺乏集团生活。”

三、西洋人团体生活之发展及转变

西洋人之团体生活，远者且不去说它。我们从中古社会说起，那便是团体生活最严重最坚强之时代。第一表现在宗教上，教会之于教徒，好比今日国家之于国民，宗教彼此间对抗相争，较之今日国际间还要激烈。政治上则有大大小小无数封建单位，并且政治与宗教牵混纠缠，更增加了团体间之对抗相争。经济上则一农村就是一团体，自给自足。工商各业，各有其行会，亦都是坚强之团体，内则统制，外则对抗。还有工商业集中在都市，每一都市，也是一团体，特别像所谓：“自由都市”者，直等于一小国家。凡此种种，皆为中国所无。

“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孟德斯鸠语。因斗争而有团体，因团体而有斗争。斗争与团体之相联，此即西洋人自古迄今底生活。反之，中国人都生活于散漫和平之中，愈和平，愈散漫；愈散漫，愈和平。在对抗相争之两团体，便各自养成其人之公共观念、法制精神、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反之，在家族生活特重之中国人则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