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梁漱溟(65)（1 / 1）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优良传统，孟夫子曾概括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中国古代史上，从屈原、魏征、海瑞、于谦等人身上，均可看到这种气质与精神。

在现代史上，从李大钊、鲁迅、闻一多、马寅初、梁漱溟等人身上也可看到这高贵的品德和为了维护正义，坚持真理，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我认识梁老较早。

1943年前后，我曾多次与《大公报》等一些报纸的记者一道去拜访过梁老。

我拜读过梁老最早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虽然没有真正读懂，但他的为人和治学精神，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46年，梁老担任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又是国民参政会成员，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是当时知名的政治活动家。

这时我在重庆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与梁老接触更多，梁老在1953年被批判后，仍是全国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每次开会，我们虽不在一个组，但我总要到宾馆去看望他。

他十分关心曾在重庆共同工作过的老朋友。

1947年国民党特务逮捕了《民主报》职工，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梁老曾极力营救。

我两次提及这事，十分感激他。

梁老说：“你们都受苦了，我们没有尽到责任!”1946年那一段时期，重庆是陪都。

各民主党派、一些进步的人民团体都比较活跃。

我记得有几个进步的社会团体曾发起组织一个讲座，请一些知名的学者、政治活动家给大家讲讲共同关心的问题。

被邀请来讲学的，有秦邦宪（博古）、章伯钧、梁漱溟等人。

讲课内容包括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前途，中国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实行什么政治制度等等。

我记得梁老先后作了两次讲话。

每次讲话的内容比较广泛。

他用中西对比讲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社会的构成特点，以及今后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等问题。

由于年隔久远，详细内容，有的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他主张建立一种政治体制叫做“综合体政府”。

我记得梁老在阐述这个体制的内容后，曾提到他的这些主张曾在延安向毛主席陈述过。

他说：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论点是脱胎于这个“综合体政府”的。

当时听他讲课的不到20人。

记得参加听课的胡钟达同志（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对梁老的许多论点，提出质疑，特别对梁老讲毛主席“论联合政府”脱胎于他的“综合体政府”的观点，持不同意见。

梁老看了胡钟达一眼后说：“年轻人，你还没有真正理解我的意思，你还不懂。

你要努力学习，等到二三十年以后，你才有能力来评论我的观点。”

我们几个年轻人，听了梁老的话，非常吃惊，认为梁老傲气凌人，倚老卖老，但大家都忍耐下来了，没有再提出质询。

现在，回忆起来，梁老当时确实有一股傲气。

从《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我了解到：梁老建国以后，曾先后被大批判三次，小批判一次。

第一次是1953年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老提请党中央注意农民问题，说工人生活与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引起了一场大批判。

第二次是1965年初，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梁老讲要取得成绩，必须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客观规律，不能盲目行动，否则要碰钉子，要失败。

他说，搞建设，要讲科学，要讲道德。

当时批判他讲的“科学”、“道德”是攻击党、指责党不掌握科学，不讲客观规律，讽刺“三面红旗”；批判他讲的“道德”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代替党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否定阶级斗争。

第三次是他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因批判林彪、江青所导致的。

最后一次是1978年2月，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梁老在讨论“宪法草案”时讲“**”是践踏法治。

批判梁老的人，认为他的论点是全盘否定“**”。

平心而论，导致1953年那一次批判与梁老的傲气，与梁老的倔强自负分不开。

但梁老提出请中央注意重视农业，重视农民生活的建议，原则上还是无可厚非的。

尽管当时梁老拿工人农民生活对比讲“九天九地”之差不正确。

但说他立场反动，心有恶意，甚至有的说他是一位伪君子，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梁老一向孤高自傲，后来却能闭门思过，感到惭愧，悔恨，承认自己不该如此狂妄，顶撞毛主席，铸成大错，产生不好的影响，对于像梁老这样的老知识分子，也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