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节：梁漱溟(67)（1 / 1）

1939年2月初，梁老师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到豫、鲁、晋、皖、冀以及苏北等八大省市部分敌后游击区巡视，于10月上旬返抵成都。在八个多月中，他到过50多个县市，食宿过的村、镇将近200个，经历多次惊险奔波，备尝饥渴风雨之苦，多数是在黑夜赶路，辛苦可想而知。对这次巡视各战地，梁老师说：“总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

为了促进国共团结抗日，梁老师奔走于重庆、成都之间，联系一些知名人士，先后发起并参与创建“中国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并亲自到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光明日报》前身）。1941年9月18日在创刊的《光明报》上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梁老师参与组建民盟，创办《光明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1941年3月下旬，梁老师决定到香港办报，在离渝前夕，到曾家岩看望了周恩来同志，就民主政团同盟工作和办报方针问题作了尽夕商谈。1974年，我妻阎秉华（民盟中央离休干部）曾到萨空了同志住处看望空了同志，闲聊中，空了同志谈到他与梁老师在香港办报事，说他1941年在重庆编一个杂志，大约在夏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约他到曾家岩与周恩来同志谈话。此前，他还没有单独见过周恩来同志，见面后，才知是派他前往香港协助梁先生办报，并说，梁先生办报，经费困难，交给他五千元，让他转交梁先生。他到了香港，鉴于梁先生当时正为办报，受到国民党诬蔑，于是转了个弯，借口是南洋华侨捐助，把钱交给梁先生。梁老师说，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范长江等同志对他办报亦予以很大关怀和帮助，《光明报》的报名，还是范长江同志提出的。国民党方面，除了造谣诬蔑外，竟派孙科到香港阻挠报纸出刊，勾结香港当局，对梁老师百般刁难、威胁、迫害，《光明报》出刊后，借审查大开“天窗”，大段大段内容被删除。梁老师置之不顾，在《光明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口诛笔伐，直至日寇入侵香港，《光明报》被迫停刊。1942年，梁老师住在桂林，国民党刘百闵从重庆来到桂林，对梁老师说：“蒋先生（介石）对梁先生很恼怒。”梁老师一笑置之。

1946年初，梁老师作为民盟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积极参加了旧政协会议，为争取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5月，梁老师担任了民盟秘书长职务。在云南的闻一多、李公朴两位民盟领导人被暗杀后，梁老师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等待第三颗子弹!”在白色恐怖面前，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民盟总部委托，与周新民同志一起飞赴昆明，与云南民盟支部相配合，对李、闻惨案进行调查。他们深入下层，走访各方，最后根据调查材料，梁老师亲自写出《李闻案调查报告书》，指出：杀害李、闻两位烈士的凶手和主使者就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并讲：“我们今天所要作的，绝不在枪毙几个大小特务，为李、闻二先生抵命，乃在证实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政治上的罪恶，而取消特务机关。”

这年10月底，梁老师鉴于国共和谈面临失败，和平无望，便离开上海、南京回到重庆北碚，从事写作、办学。梁老师一向认为，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旧中国。他为了帮助人们认识旧中国，于1949年写成并出版了《中国文化要义》一书。

1949年，北京解放后，梁老师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让我设法转交，信中主要说明他“三年内对国是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他在这年发表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出“我就要求作一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