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节：梁漱溟(81)（1 / 1）

这里只举几个小例以见一般：我们所住的商务酒店就布满了特工人员。我们出门访人必然作随从，我们在家会客必然作记录。有一天我就在商务酒店吃早点，恰巧遇着孙福熙君。他原曾为中国旅行社编辑旅行杂志，而商务酒店原是中国旅行社开办的，所以他长期住在里面。餐厅中偶然相值，欢然道故，说几句话，原是极寻常的事。事后孙君告诉我说，特务马上就盘诘他：你与梁某什么关系?你和他谈什么话?孙君赶紧表明彼此无多关系，“不过从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候，梁先生是先生，我是学生而已。”——试问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何人敢来亲近我们呢?

在进行调查时，军政机关既不予以便利，却反而有意陷我们于困难之中。是如此了，何以又说调查起来亦很容易呢?这有两层：第一层，就是俗常说“一手难以掩尽天下耳目”的话了。广大的社会究竟不乏有心人。所以自动来供给我们材料，作种种帮助者还是不少。第一是地方人士，第二是许多青年学生。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与第四，那便是我们盟内同志和美国领事馆的朋友。两大暗杀案，民盟原是“尸主”，我们自己人哪有不留心的呢?尤其像被当作目标而幸未遭难的楚图南先生，被搜查而未及捕进牢中的赵沨先生，和其他诸同人，自身遭遇就是很好的材料。美国朋友虽是局外人，但他们极同情我们的；同时在职务上他们对他国家要作情报。除了现在昆明的罗领事、麦领事而外，美大使馆还特别电调前驻昆明很久的斯领事，从北平专来调查本案。我们到昆明时，斯氏虽离去，罗、麦两位却请我们两度到他馆中便饭长谈，彼此交换调查材料。——试问在这种情形之下，岂是任何一方所能遮掩得了的吗?还有第二层理由留待后面“调查本案后的论断”中去说。以下只将我们招待新闻记者，访问当局，旁听审判，以及我们与当局函件往复等事，叙一叙。

我们原意先访问当局，后招待记者，以示慎重；但结果还是先招待了记者。那天到场的记者相当多（多过我们所发请帖二倍），谈话相当长，秩序亦很好。记者们笔录甚勤，据说其中作了一份三千多字的笔录，当晚交呈顾总司令阅看。我们大致就本案发生后政府如何表示，友邦如何关切，我们向政府如何交涉，及此来所取方式，今后的要求与期待等项分别说明。其中重要处是从我们的立场态度，说到我们要求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一层。访问当局（顾、卢、霍等）时，我们对他们谈的亦着重此层。其大意约略是这样的：

李闻案，无待申论是政治性暗杀案，国内国际都这样承认的。今被害者是在野的民主同盟方面，则在朝的国民党方面便头一个犯嫌疑。虽如此，我们民主同盟却依然还承认它法律上的地位。即承认政府是政府，接受它的警察及司法机关所行使的职权。但我们希望国民党亦承认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即承认我们在政治上是它的反对派。反对派遭遇这事情，它自己脱不掉嫌疑。此时它如果是光明正大的，应自动地邀我们一同来调查这案情，一同来审判，乃至将来一同宣布其结果。这样，自然国内国外都会相信它，佩服它。纵然结果发见是它中下级之所为，而于当局者的光明固丝毫无损。因此我们提议一同调查，移京审判，实为爱惜政府之意。最要还在组织特别法庭，给各方以参加机会。要知具有政治关系的案件，普通法庭是办不了的。记得重庆较场口事件在法院公审时，法官就当众说这种案子是以政治为背景的，普通法庭没法审判。而抗战前救国会七君子的案子，人虽出来，案并未清，更未曾宣告无罪。说起来至今还是不合法的。所以为了允洽舆情，作有效之处理，组织特别法庭实有必要。否则，以处嫌疑地位的国民党，还要运用它手中的大权，一手包办，则更加重嫌疑，威信尽失。那将不单是国民党的损失，而实在是国家的损失了。

我们这一要求，或说是一期待，自然由民盟中央在南京直接向政府提出。所以对顾、卢各位，不过告知他，不要轻于处理。在第一次访问时，他们亦不作何表示，只说案情在侦查中，还不完全。到十三日顾、卢请我们吃晚饭，陪座有冷欣、张镇等。饭罢，顾邀我至别室小谈，说李案凶犯未获，闻案后日可开审，请参加观审。我问：是后来从曲靖获之人吗?顾答：不是。是两个外省人。我又问：凶犯供他为何行凶呢?顾笑云：且待问他们自己罢。我立刻就明白必是八月五日重庆看见的晚报上那个说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