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节：梁漱溟(90)（1 / 1）

（五）十五日下午观审完毕，我们马上致函顾总司令，认为疑窦甚多，请不要定案。十六日又去一函，请将当众宣读过，经两犯画过押的审讯记录，抄给我们一份；而官方竟不肯抄给。十九日我会到顾总司令，我问他：十五那天，颇以审讯完毕，但当时不见宣判，这几天来还不见宣判，是不是还要再审呢?顾面有难色，对答不出，只低声说：“我做不得主。”后来迟到二十五日乃行宣判。像这种地方（当下不敢以记录抄给人，延迟多日而后宣判），他们若无情弊，便亦不会这样。

[ 书客网 ShuKe.Com ]（六）汤、李两犯供认行凶不讳之后，便有人对我们讲：这两个人尽管将来判处死刑，亦不会死的，到行刑时，自然另有替死鬼，如同上次“一二·一”案办法一样。我们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亦曾预言且必然如此。果然，二十九日上海《大公报》昆明专电有“二十六日枪决闻案凶犯时，沿途所经，戒备严密，三小时不许行人通过”等语，其不敢与人以共见，是明白的了。

（七）从政府不肯同意我们参加调查工作，不肯给各方面参加审判的机会，乃至行刑时不肯与人以共见，而必要一手包办到底，其心虚胆怯，处处可见，还待多说什么话呢?

五、调查本案后的论断

当我们奉命调查，从南京出发时，我们深感到此行没把握。所以对盟友而谈，对本同盟主席张表方先生写信，都先声明了此意。乃至经过重庆，会见一些朋友后，此感还益深。所以对新闻记者谈话，都表示我们去是不得不去，难望有何成就（见渝、沪各报）。可是我们一到昆明，和盟内朋友初一度的长谈，我心里便有了把握，不再发愁，几日后，我便觉得可以交卷。所以原计划十二三日就走，已托请张秘书订飞机票。后来，因十三日顾总司令邀宴，十五日观审，才延期的。

前后为何这般不同?我们当初自觉没把握，是对下列三问题怕调查不出来：

（一）凶犯到底是谁?

（二）主使人到底是谁?

（三）他们内幕经过怎样的谋划布置?

原是呵，我们一个外来人有什么法子得到这些底细呢?何况政府已显然不予调查的便利，而某些可能有助于我们调查的云南本地朋友，或则离昆，或则不愿回昆。没办法的情形已成，自不免悲观了。后来，忽然心里有了把握，就是恍然大悟，这三个问题原是不必要的。我们有充分材料证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干的，已尽够了。用不着追究其为某人行凶，某人主使——这是无关重要的。将责任归到个人身上，反而放轻了国民党的责任，或其特务机关的责任。那恰是错误了的观念呀!

以下我们就既得材料，试作论断，并阐明此意。

第一，凶手是谁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个机关。从去年十月三日滇局剧变后，一切散兵游勇早经多次缉捕，殆已绝迹。而私人的武器短枪等，亦早施行过检查登记等手续，当时被收者不少；其未经没收者，都登记过，为官厅所许可合法保有的了。再就是吉普车辆，亦全在官方统制之中。试问歹徒活动，凶器来源，既这样不易，而两案发生时，出动的人员枪枝车辆却那样多，还向谁身上推呢?读者再看“李闻案发生的背景”，“李闻两先生被刺前后的情形”，“政府对于本案的处理”三大段所罗列的那些材料，还不够充分证明“凶手是警备总部”这句话么?至于当日动手，是不是汤时亮、李文山一干人，那是无关宏旨的。闻案可能就是汤时亮、李文山；李案可能就是李成业。但据另一秘密报告给我们，说刺闻先生是佩“一四六”符号的郭某，我们亦不否认其可能，不论是哪一个，我们总认定是出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这在警备部，今天不是已自供认不讳了吗?

第二，是谁主使的问题。我们肯定地说，这还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个机关，分别来说，动手的自是他们的中下级人员；主使的总是他们上级人物。可能是某一个人；但亦可能是那个“特种会报”（详前文）席上共同决定的。全部事实材料，充分告诉我们是动员了好多人干的（包括事先侦察，事后掩饰等工作），安得无主使?而主使的中心则在警备部；尽管他自己还没有供认，但客观事实不已证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