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第三章 国君王文化(3)（1 / 1）

秦始皇死后，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在位，大力推行儒学。

西汉的江山，是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期206年争来的。刘邦建立西汉，以秦王朝为鉴，采取了部分改进措施。秦王朝建立大一统中央政府，概括为“三公九卿制度”，刘邦也组阁了中央集权政府，官位设置与三公九卿类似。秦王朝废除分封制，刘邦认为违背人情，便在西汉王朝分封九个同姓的诸侯王。实质上，分封制的必然结果，是使地方割剧势力变强，最后削弱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刘邦的社会组织比较混乱，不及于秦始皇。

但是汉武帝刘彻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儒法结合的问题。汉武帝权谋术的中心思想，叫做礼法并用，礼治用来让老百姓从思想上服从统治，修正自身，法治用来在强权下保证封建皇家宗族的利益。

与历史上的“焚书坑儒”相反，汉武帝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以小国寡民为主的黄老学说及纵横家、阴阳家、法家系思想打翻在地，将处于狗屎地位的儒家系奉进神堂，规定儒教为国教。

当时儒家系出了一个圣人董仲舒。

董仲舒集孔孟之大成，通过互补、融合、创造性的推理，产生出面貌全新的儒学，几乎将古思维中的各家奇妙地统一在一起。

他说，人间的祸福，都是天的安排，人必须顺从天意，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其中有道德家的“道”观念。皇帝是上天派来统治人间的，是传递天意的使者。老百姓必须遵从天意，不要为自己的苦难追查根源，不要对统治者产生仇恨情绪，如果仇恨的话，只会得到上天更严厉的报复，不如多多感受幸福的好，即使是痛苦，也要从中寻出甜味来。因此，中国农民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乐观而无忧无虑的民众，从人们将婚丧嫁娶称为红白喜事便可窥见一斑。

又说，天只有一块，天下自然应该一家，一家之中必须有尊卑次序，这便吸收了儒学的精华。在全国，国君是家长，臣子和万民必须听他的话，尊敬他，他是国家的根本。在县内，县官是父母官，是老百姓的家长，要受到尊敬，要有威严，大家不应触犯他。在一家，丈夫地位最高，是一家之长，必须被妻子、儿子、媳妇和孙子崇拜。大儿子对小儿子和姐妹有行使父母之权，有优先继承权。小孩子年幼，年长者更有爱护的义务。如此一来，从官到民，从老到少，都在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因而使社会更加温情脉脉，情深义重，新儒学被社会广泛地接受。

董仲舒的儒学，以孔孟之道为主，吸纳道德家系的“道”、法家系的“法”及部分佛教思想，变成男女老少，官商民兵笑逐颜开的行为指南，是汉武帝刘彻采纳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因素。在今天的香港、台湾和大陆某些深山远水的村落里，董氏儒学的思想以零散的方式广泛地存在着。

以今天的知识，汉武帝推行的儒术，首先是从心理上满足人作为社会动物，对爱与隶属的需求（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满足论），从而对社会组织的稳定和文明进步产生了影响。其次，新儒学把皇族的权力宗教化，鼓励人们多多在苦中行乐，禁锢了人们对知识的需求，起到了愚昧民众的作用。新儒学的社会组织合理性和愚昧民众的作用，使之作为礼治物，轻易地让民众对统治阶级的地位予以承认，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因素。刘彻达到了礼治社会的目标。

在法治方面，汉武帝大幅修改了秦王朝的三公九卿制度。因为在那个制度中，各位官员的权力都是实权。尤其是丞相，权力很大，对皇帝的诏令有不同意见时，还可以面折廷争，甚至拒不执行，这对行使宗族政治的统治权不利，与新儒术的思想也不合。为了保持宗族统治的绝对性，汉武帝亲自过问政事，重用在他身边任职的尚书令、侍中等相当于家人的小官，授予他们参与朝政的大权。从而在大中央政府之下，又形成了更有权力的小中央政府，成为皇帝家族的死党，国家权力的核心。皇室核心与三公九卿政府是一种同心圆结构，它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组成的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同心圆结构有相似性，而与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及权力寡头结构截然不同，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在治理国家和组织社会的认识上有承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