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节：第六章 公司文化时代(30)（1 / 1）

第三，中国的民主自由观念正在受到公司文化时代的修正。

民主自由观念发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文化观念，是产业革命发生后的基本价值观。中国接受民主自由观念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从1919年到2002年，每次以民主自由为口号的学潮在中国产生的后果，并不是资本主义早期的法治社会。

最初的“民主自由”是针对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的抽象的“人”讲的，所以当时看来，这个口号无比正确。后来个人分裂主义出现，问题也就出现了，民主自由是给本我呢？还是给自我、超我？进入公司文化时代后，美国追求的民主与自由，更多地是公司的民主自由，追求为自己国家的公司打开全球市场的民主自由。看看21世纪初美国对伊拉克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态度，就可以明显地理解这种变化。

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是虔诚的，总想着有抽象的“人”的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但是，依靠民主自由的思路，孙中山没有能组织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权，蒋介石被大多数人认为压制了民主自由，毛泽东也被部分人认为压制了民主自由。本质的问题是，引进民主自由观念时，中国的主流形态是由家庭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共产党就指出，当时中国并不存在抽象的脱离阶级而存在的“人”，原始的民主自由观念在中国缺乏生存的土壤。

进入公司文化时代后，民主自由观念更多的体现为追求公司的发展，抽象的“人”的民主自由的观念尽管存在，但是一定够不成左右国家基本结构的主流观念。1989年的学潮得不到公司职员、工人、农民的首肯，已在事实上证明了这种结果。

进入公司文化时代，任何个人的民主自由难以与公司的民主自由要求抗衡。理论上讲，个人有选择公司的自由，但是当个人的自由与公司的自由矛盾时，个人自由会服从公司的自由，除非选择离开公司。而且，公司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往往有相似性，这些情况法律和国家权利结构都难以干涉，事实上公司时代开始了修正民主自由观念的进程。

第四，中国的公司文化时代正在有条件地接受性解放观念。

出现个人分裂主义后，西方出现了性解放运动，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文化现象会在中国如何作为呢？

在大众文化时代，中国人没有办法理解美国的性解放运动，无法现象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如果一个人只要见到自己喜欢的异性或者同性，就毫无顾忌地发生性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在何时何地发生？他们的父母如何看待？他们的孩子如何看待？他们组织家庭以后如何维系？在大众文化时期和家文化时期的中国人看来，这没有办法想象。

但是，进入公司文化时代后，中国人的性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观念里，婚前性行为是可耻的，处男处女要在举行结婚仪式以后才获得发生性行为的权力。21世纪初，随着工作方式的改变，封建社会16岁结婚的历史一去不复还了，更多的人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关系，30岁才考虑结婚。那么，从15岁性成熟到30岁结婚，有15年的时间。而这15年恰好是人生性能力最旺盛的时期，封建的性观念显然不能适应公司时代的性需求。于是中国开始在初中学生中开展性知识教育，社会也逐步认同大量发生的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在21世纪初已是普遍的现象，家庭外的性行为也在增多。所有这一切，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即中国进入了公司文化时代，大量年轻人脱离家庭的庇护，使家长的传统性观念难以对年轻人发生实际的影响。

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W.G.大内出版《Z理论》一书，成为企业文化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大内是日本裔，他的管理观念与西方一贯的观念完全不同。西方的管理注重时间、技术、组织、机器、资金等物化领域的科学化，大内以日本公司的实际，发现使员工关心公司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如何让员工关心公司呢？大内认为，首先要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如果公司员工之间、员工与公司之间没有信任关系，那么再好的物化条件，也难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其次，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微妙性。要精确地知道每个员工的个性，以此决定谁与谁在一起工作最为恰当，从而组成效率最佳搭档。其三，要建立公司内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在健康的组织里，亲密性是一个必要的因素，公司里的亲密性一旦瓦解，就会产生恶性循环。而所有传统的亲密性的来源或者与他人的主要接触，都受到公司化时代生活的威胁。1900年出生的美国人，离婚率为12%。而1940~1945年的，即使往最好处估计，离婚率也有40%。在这40%内，重新结婚的人又有40%再度离婚。《Z理论》说明，美国社会病中的孤独问题，与现代公司的工作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