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1 / 1）

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

史实概述(公元前479—前431年)

公元前478年，雅典人建立了海上帝国，从而取代斯巴达成为希腊的领袖。他们的势力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持续扩张，于是对当时希腊世界的入侵者波斯发动进攻。这一攻势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当时雅典将领客蒙(Cimon)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庞婓利亚(Pamphylia)赢得了欧里米顿战役(battle of the Eurymedon)；而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雅典对北爱琴海岛屿萨索斯(Thasos)叛乱的镇压，则是另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导致雅典与斯巴达及其所控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关系的恶化。约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446年，所谓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First Peloponnesian War)在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展开。此次战争的早期，站在战斗前线的明显是科林斯而非斯巴达，尽管战争的最后一年是斯巴达入侵了阿提卡。科林斯对雅典不同寻常的敌意，缘于麦加拉对雅典的支持，而麦加拉这座小城邦正好从地理上将雅典与科林斯分开——然而此前，对这座城邦的敌意曾使得雅典和科林斯在政治上结盟。尽管雅典要处理希腊的战事，但在公元前5世纪50年代还是支持了埃及的反波斯起义(这次起义最终惨败，也牺牲了许多雅典人的生命)，并且开启了与西西里各个共同体的外交。

与波斯正式的敌对状态随着《卡里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而在约公元前449年结束。公元前446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确认了雅典海上帝国的存在，因此可以说是雅典的胜利——尽管它不得不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希腊大陆的领土，尤其是波奥提亚。雅典现在能够放手向北边扩张了。公元前437年，它终于完成了长久以来的梦想——在盛产木材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而在东方，雅典在萨摩斯的势力更加稳固，即便萨摩斯曾在公元前440—前439年有过一次未成功的反抗。在西方，它建立了一系列同盟，可能是希望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海军所需的木材供应。雅典向西方和北方的扩张，加之对麦加拉的再次进攻，在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引起科林斯的警觉，因为科林斯历来与它在北希腊和西西里的殖民地联系密切。于是爆发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或称大伯罗奔尼撒战争(Great Peloponnesian War)，雅典战败。

记载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雅典人修昔底德使得伟大的领导者伯里克利说出这样一番话：雅典人会铭记，他们曾比其他希腊城邦统治过更多的希腊人。修昔底德(或伯里克利)错了。只有古史专家们才知道雅典帝制，但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和希腊悲剧却世人皆知。我们应该多说说雅典的悲剧，因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都是雅典人。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悲剧作家对一系列神话的处理方式，源源不断地为近代人提供灵感，比如思想家弗洛伊德(Freud)、剧作家布莱希特(Brecht)、阿努义(Anouilh)。小说家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的《魂断威尼斯》就出自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Bacchae)。这些成就证明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其文学的透彻研究，是多么明智。说到观点偏颇，修昔底德并非唯一一人。埃斯库罗斯为自己写的韵文墓志铭，对他在希波战争中从军之事大加褒扬，而忘记提及自己是一个剧作家。伟大的教师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同时代的历史记载中，也只是受到了些微纯粹政治上的不公正对待。甚至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一个传说中的忒拜国王，也可能是雅典帝国的影射：机智灵敏、好管闲事、伟大如他，也因为这些细节而注定失败。多么荒谬的时代错误!

但我们也不能陷入另一个极端，忽视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这是公元前5世纪文化发展的保障。首先，正是希波战争恶化了爱奥尼的政治氛围，使得流离的知识分子会集雅典，如米利都的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 of Miletus)，他重建了雅典海港皮拉奥斯；还有伯里克利的哲学家朋友阿纳克萨哥拉。然而，最重要的是诸如客蒙和伯里克利这样的贵族，他们的政治军事领导能力带来了公共财富，资助了菲迪亚斯(Phidias)、伊克提努斯(Ictinus)和内斯克勒斯(Mnesicles)进行雅典卫城的建筑和雕塑创作；同时，他们还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事务，为节日和戏剧创作提供资金保障，而后两者又赋予古典雅典独特的魅力(这是一种捐助体制，向富人征税，当他们承担超过规定的义务时，就能得到荣誉)。伯里克利第一个广为人知的行动是资助埃斯库罗斯的重要历史剧《波斯人》(Persae)的创作。我们不是从把伯里克利理想化的修昔底德那里得知此事，而是从一个石刻清单上得知的。这类石刻是当时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始资料。我们不应忘记这类证据也有助于学术研究。

帝国：雅典及起而代之者

“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习俗”——根据希罗多德的标准，这些就是作为希腊人(hellēnikon， Greekness)的要素。对“民族”的这一定义，并不会使现代人类学家蒙羞，它证明了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一些希腊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这种共同的情感又因为在公元前499—前479年面对共同敌人波斯的威胁，而得以最大限度地强化。然而，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从来没能把他们都是“希腊人”这种心理上的认识转化为政治上的统一。古典希腊城邦的历史是一个不能达成统一的历史：斯巴达不会，雅典也不会利用类似于马其顿和罗马的力量使这种不统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不通过武力来达成统一，那就是联邦。这种方法在公元前4世纪被第三股强大的希腊力量付诸实践：波奥提亚的忒拜在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当政时期，将联邦制度推行到波奥提亚边境之外(但是并没有使用会使忒拜声望严重受损的强迫手段)。古典希腊城市太过尊重他们的独立传统，以至于没有准备好让他们自己从属于某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们的表决票将会是众多表决票之一(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在他们的同盟中找到了如此有效控制决定权的方法，因此最好根本不要称其为同盟)。我们称这种态度为“尊重独立”，而一个坦白的希腊人也许会称之为“嫉妒”(phthonos)。正是斯巴达对雅典的这种“嫉妒”，左右了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进程。不情愿自己领导希腊世界，其原因我们会再做讨论，斯巴达(或者更准确地说，某些斯巴达人在某些时候)也不能忍受看到雅典取而代之。《伊索寓言》中的“狗占马槽”(“dog in the manger”)就是一个起源于希腊的故事。就像阿里安(Arrian)著作中斯巴达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之初所说的那样，斯巴达的传统导致它不遵从亚历山大的权威。

公元前478年，希腊，尤其是仍然处于波斯威胁的希腊东部岛屿，需要一个领导，但候选者并不多。斯巴达是最突出的候选者。在先前的战争中，它领导希腊联盟抗击过波斯。该联盟是暂时性的，与之前所提到的任何联盟都截然不同。斯巴达当然不愿意让雅典领导。重建雅典城墙——任何积极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先决条件——导致斯巴达派出代表团提出抗议，只因狄米斯托克利的智慧而最终抗议无效。更明确地说，在公元前479年之后，斯巴达扩张主义者的目标是能够察觉得到的。但是其扩张不在陆地(中部希腊)，而在其之前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的海洋上。因此，斯巴达国王李奥提齐达斯(Leotychidas)干涉了特萨利(Thessaly)的政治，恢复了可能是克里奥美尼斯一世(Cleomenes I)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一系列政策。斯巴达和它的竞争者——包括公元前4世纪的忒拜和马其顿——对特萨利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兴趣，将会贯穿整个我们所讲述的时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特萨利所能提供的物资。特萨利农业资源丰富，能够供养的马匹超过绝大部分希腊城邦所能承担的程度，因此，骑兵是其最大优势；其次，特萨利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横跨整个到达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主要陆地干线，这些地方是希腊人渴求的粮食和造船木料的产地，紧扼东部色雷斯和赫勒斯滂地区则增加了特萨利额外的经济吸引力。因为控制了赫勒斯滂就意味着控制了另一个主要供给地的谷物运输——从俄罗斯南部通过黑海的道路。对雅典人来说，保持这条供应道路的畅通非常重要；而对其敌人来说，重要的就是切断这条道路。

特萨利的第三个优势是帕格西(Pagasae)[1]的良港，这是中部希腊最好的港口。最后，特萨利控制了德尔斐近邻同盟(Delphic amphictyony)中大部分表决票，并且传统上支持近邻同盟的盟长——近邻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同盟，控制着德尔斐阿波罗圣所的事务，而阿波罗圣所又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神谕所在地——正是近邻同盟发动了“神圣战争”(Sacred Wars)，战争贯穿了整个希腊历史，从公元前600年到前336年就发生了不下4次。近邻同盟还动员希腊人在思想上和军事上讨伐某些真实的或所谓的罪人。因此，控制近邻同盟有着巨大的宣传和政治价值。斯巴达对近邻同盟的兴趣，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试图得到波斯的支持来投票解散同盟，从而加强自己对同盟的控制。就像阻止雅典城墙重建事件一样，这次又是狄米斯托克利阻止了斯巴达人这一动议。

然而斯巴达在公元前478年以后拒绝了称霸。在随后的50多年时间里(希腊语谓之公元前479—前431年的pentekonta?tia[2])，斯巴达满足于，或者说被迫让雅典的势力不断扩张。只有三次事件让斯巴达对雅典有所刺激：公元前465年，它承诺——不过最终没有兑现——进攻阿提卡，作为缓解雅典对富裕的萨索斯岛施压行为的手段。公元前446年，临近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尾声，斯巴达国王普莱斯托莱克斯(Pleistoanax)确实进攻了阿提卡，不过随即撤兵。公元前440年，斯巴达投票表决发动对雅典的战争。此时的雅典正在教训另一个颇具实力的附属盟邦萨摩斯。但是这一行动再次毫无成效，因为在第二次同盟全体会议上，斯巴达允许同盟者的票数超过了自己。这三次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斯巴达最终退却，就像它在公元前478年以后的退却一样。说斯巴达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这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不情愿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的困难。像所有希腊城邦一样，斯巴达也有大量的奴隶，但是它的奴隶问题颇为独特，一是奴隶数量众多，二是大部分奴隶即希洛人(helots)都属于单一民族——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他们的身份更接近于中世纪的农奴，而非一般的希腊动产奴隶。因为这些美塞尼亚希洛人都说希腊语(比如雅典奴隶就与他们的不同，雅典的奴隶是众多民族的混合，没有共同的语言来发泄不满)，有共同的民族自觉意识；而斯巴达人自身的数量则在不断减少，因此，他们给斯巴达主人带来了特殊的安全问题。除了希洛人以外，斯巴达在公元前478年以后面对的另一个困难是，不得不处理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事务。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很明显存在着一个动**不安的地区，即北斯巴达的阿卡狄亚(Arcadia)。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伯罗奔尼撒同盟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对阿尔戈斯的忌惮；但此时的阿尔戈斯因为它在公元前494年被斯巴达的克里奥美尼斯击败、处于低落状态。阿卡狄亚可能已经意识到同盟此时缺少存在的理由。其次，克里奥美尼斯被斯巴达当权派压制，可能导致了阿卡狄亚人的不满；而前者独独选中他们，答应与之建立一种私人的关系，包括可能会放松控制。最后，雅典民主政治造成了某种不安的影响。在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7年创立民主制度之后，已经展示出其军事能力和政治吸引力；对一些第二集团的希腊城邦来说，已经没有必要一定在僭主政治和斯巴达控制的寡头政治之间进行选择了。现在有了第三种可能性——模仿或者从属于民主政治的雅典。这种可能性，似乎因为公元前5世纪7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早期狄米斯托克利到达伯罗奔尼撒而具体化了。尽管失去了雅典人的支持，狄米斯托克利还是通过鼓动阿卡狄亚和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活动分子，不断侵蚀斯巴达势力范围内的利益。

对于斯巴达来说，这些事情以及内部的原因，使之必须对外表现为一个永久的领导。另外一个担忧，可能它自己或者其潜在拥护者已经感觉到了，就是斯巴达对海上战争或者说海上帝国的经验非常之少。

在这方面，斯巴达不同于科林斯。科林斯有组建海军的传统，也有管理远方殖民地的经验，即西北希腊的殖民地，如安布拉西亚(Ambracia)，或是北爱琴海的殖民地。但科林斯长久以来太过亲斯巴达了，以致没有能力反抗或取代斯巴达。从其他希腊城邦的角度来说，科林斯缺少像雅典或斯巴达那种外露的意识形态吸引力，斯巴达的“阿果该”(agōgē，军事训练和纪律)不仅是一种有效镇压的制度设置，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被认为是某种值得羡慕的积极方式。

现在只剩下雅典有能力称霸了。因为其他主要的古典希腊城邦，忒拜和阿尔戈斯此时已经和之前的特萨利一样，在战争中投到了波斯一边，即所谓的“里通波斯”(Medism)。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阿尔戈斯，境况并不好。实际上，它曾有过短暂的权势欲求，即伯罗奔尼撒战争暂停阶段——公元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签订时。此时阿尔戈斯试图恢复古老英雄时代的阿尔戈斯之荣光。这种怀旧的——然而是真诚的——利用传统或神话时期霸权的企图，是希腊政治和诗歌的典型特征。就忒拜来说，它对权势的欲求时间要推迟到后来的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尽管特萨利长期成为其他城邦打劫的对象，但也有短暂为自己利益行动的时候。公元前4世纪70年代，费莱奥的杰森(Jason of Pherae)，就像公元前421年后的阿尔戈斯人一样，以一个古老词汇定义其目标——征集“斯科帕斯(Scopas)的贡品”[3]；并按照红衣阿里奥斯(Aleuas the Red)[4]军队的模板进行了军事改造。斯科帕斯和阿里奥斯都是特萨利过往历史中的模糊形象。

公元前478年，雅典占据了一切优势，而我们前面所考虑的那些不利因素则一概不存在。它没有希洛人或者远方的阿卡狄亚人在肋后插刀。而在其民主政治和文化(paideia)方面，又拥有(不同于科林斯的)积极的东西可以拿得出手。得益于公元前6世纪僭主庇西特拉图的艺术与文学赞助人身份，雅典已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公元前480年以后，许多被放逐的爱奥尼知识分子被这种凝聚力吸引而来。就对历史、传统和神话的需求而言，阿尔戈斯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古代国王，特萨利有她的阿里奥斯和斯科帕斯，而雅典产生了许多最具才干的宣传员，能够代表一种帝国的实力进行宣传。在雅典帝国早期，客蒙认为对斯奇洛斯岛(Scyros)的压迫是合理的，其理由是：在那里发现了传说中雅典国王忒修斯的骸骨。将雅典当作全人类赞助者(从而能从精神上证明其宗主权)的想象，以德墨忒尔神话及其赋予人类谷物作为礼物的方式加以传播。这一崇拜主要集中在宗教圣地厄琉西斯(Eleusis)；但是厄琉西斯也是阿提卡一个有选举权的村庄，因而也在雅典的版图之内。雅典伟大的领导者伯里克利及其后继者，在强调厄琉西斯之时，就从庇西特拉图的书[5]中抽出了一页；在公元前426年德洛斯阿波罗圣所的“涤除”完成之时，还有更为清晰的庇西特拉图之痕迹。爱琴海中部岛屿德洛斯，是雅典帝国的精神中心(同时还是同盟的金库所在地，各盟邦进贡的金钱都储藏在那里，直到公元前454年)。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说，这一帝国很大程度是“爱奥尼人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宣传员中还有另外一个才华横溢的群体，为了帝国的意图，去探讨与夸大一个确定的历史事实，即爱奥尼在黑暗时代就是雅典殖民地的一部分。雅典将自己摆在所有从属盟邦的“母邦”位置，而不考虑很多特殊情况下的模糊事实，因此要求得到宗教上的敬意。根据希腊人的观念，子邦归属于母邦。最终，雅典人——不像阿尔戈斯、忒拜和特萨利这类投靠波斯者——在最近的历史中，扮演了为希腊服务的高贵角色，将他们的城市实体作为牺牲，交给了薛西斯。[6]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演说家们仍在相互提醒着这一点。这一主题在公元前5世纪的建筑中得到强调，帕特农神庙中楣上的192个群雕形象，对此予以精彩的阐释，意在展现马拉松英雄们的牺牲。马拉松的胜利，无疑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尼米西斯神庙(temple of Nemesis)建筑师的心中——尼米西斯的含义就是对波斯的神圣惩罚。这座神庙就在马拉松附近的拉姆诺斯(Rhamnous)。公正地说，并非所有诸如此类的雅典宗教性颂扬都是它自己的制造，即便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站在斯巴达一边的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神谕，也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为“一只在云中翱翔的雄鹰”。

最重要的是，雅典和科林斯一样，拥有强大的舰队。雅典在古风时代后期也已经呈现出海外帝国的端倪；除了与爱奥尼在情感和宗教方面的联系，还拥有在特洛伊附近的西格乌姆(Sigeum)、赫勒斯滂海峡出入口、半岛以及萨拉米斯岛和优卑亚岛上的殖民地。这些早期海外活动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粮食。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古风和古典时代的雅典，需要来自南俄罗斯的、穿过赫勒斯滂的谷物。这给了雅典回应公元前5世纪70年代东部希腊岛民诉求的一个特殊动机：经济需求。用一位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德·圣克鲁瓦(de St. Croix)的话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继续海上帝国的政策，但是有着特殊的原因”，也就是经济原因。这么说是恰当的。不过这位作家继续弱化他所说的“毫不掩饰的侵略性和贪婪”因素时，我们就没必要相信他了。我们应该看到，每个雅典人都从帝国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不仅仅是那些食不果腹的贫困阶层，这种实惠也绝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至于侵略，很多雅典人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对谷物供应的焦虑。我们对经济因素的讨论，至少应该涉及对制造货币的贵金属的渴求——作为对劳里昂银矿产出的补充，这一点能更进一步解释公元前465年对萨索斯的进攻；还有对造船木材的渴求，这可能关系到公元前437年的安菲波利斯，或许还关系到公元前443年在图里伊(Thurii)的殖民。图里伊临近南意大利布鲁提姆(Bruttium)的西拉(Sila)森林，图里伊的木材也出现在公元前407年阿提卡的记载中。

这就是公元前478年的形势。当修昔底德描述雅典对领导地位的担当之时，他甚至也没有把对黑海粮食的希求作为一个动机。尽管我们在演说中听到更多解放之类的高尚目标，但是实际谈话中却是复仇和从波斯攫取战利品。然而，“复仇”被宣称为一个“借口”(而不是整个故事)，因而学者们很自然会质疑修昔底德为何要如此处理整个故事。也许他认为，对反抗波斯的持续动员，是为了领导对抗斯巴达的斗争打前哨；或者更有可能他是在思考这个已形成了的帝国，而帝国的行动则是针对一般的希腊世界。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暂且不论其提供给那些处于更困难境地的希腊地区的保护，即反对波斯，当然我们还应该加上反海盗)就是——或者说已变成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压迫工具。我们在一段公元前377年的铭文上，发现了最激烈的争辩，即反对罔顾事实将雅典帝国视为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广受欢迎的机构。铭文中有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条款和目标，并且预先明确否定了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一系列行为——贡金、领土侵犯、驻军、统治等。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滥用。唯一实际的讨论不在于形容词“侵略的”，而在于适当的动词：“是”或“变成”。也就是说，这个帝国(一直)是侵略性的还是(逐渐地)变成侵略性的？关于约公元前450年之前的雅典帝国是何种形式的，证据非常之少。因此，这个时期之后其性质发生改变的表象可能是一个错觉。然而雅典在形式上确实存在着更加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即使在有不少铭文幸存下来的时期也是如此。从贡金清单来看，在公元前449年《卡里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以后是否有一个重建的转折期还是模糊不清的。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的逾期交付或不交付贡金现象，应归于这样一种意识，即：最初的反波斯同盟已经失去了其公义性。但是导致转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至少能确定一点，修昔底德书中的一个演说者于公元前411年所作的评论，称“同盟者”真正想要的是既摆脱斯巴达赞助的寡头执政者，又摆脱雅典支持的民主分子。但是在公元前478年的那种欢慰氛围中，这恐怕难以实现。

那么，雅典人的干涉或控制，或者(并非中立的)镇压，采取的是何种形式？第一是经济形式。我们已经提到过，依从经济压力，雅典运用帝国机构来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我们听说了“赫勒斯滂的卫兵”能够决定多少谷物可以供给雅典之外的消费者；还听说经过这里的运输船要被征收10%的税(运往雅典本身的谷物可能会免税)。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法律控制的商品贸易，包括了运往雅典以外任何地方的粮食。我们所注意到的更普遍的现象是，对贵金属和造船木材的渴求，也部分解释了雅典对萨索斯、图里伊和安菲波利斯的攻击和殖民。最重要的当然是贡金，以船只或金钱形式(第二种形式逐渐成为各方首选)展现出来。

第二，行政、军事驻防以及防卫指挥官已被充分证明，所有这些人绝不能解释为受邀请而出现——，就如俄国的坦克开进“兄弟般的”布拉格(Prague)或喀布尔(Kabul)。所有武器中最有威力的当属舰队。

第三，司法方面。铭文显示，严重的司法事件都集中在雅典。文字资料的断言无疑也是这样的，民众法庭用于迫害反雅典的成员，这类人与寡头制有交集，但未必就等同于寡头制的拥护者。司法的终极缺陷在于，雅典的法律从来没能先于罗马发展出来一种关于“勒索”罪的单独门类，尤其是保护被压迫的行省人免于行省总督掠夺的条款。

第四，宗教方面。关于宗教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通常不同于希腊、罗马的思维，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雅典的方式，自谓爱奥尼的首都，将宗教作为宣称它对其盟邦拥有权威的方式。更具体的宗教滥用则是以“雅典娜女神”自身的名义侵吞接壤之处的领土，雅典娜的土地用一系列现存的界碑石划定界限。由于这些土地可能被租赁给雅典的私人，因此实际上属于我们下面要解释的范畴。

第五，领土方面。向盟邦殖民或者侵占盟邦领土，给下层社会带来了明显而直接的实惠。但是新近的著作已经正确地意识到：上层社会同样获得了利益，并且是巨大的利益。主要证据就是关于一些被没收和变卖的雅典贵族财产登记清单，其财产被没收和变卖的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内部的一个丑闻。这些清单显示，那些富有的雅典人在盟邦的领土内拥有土地财产，有时还面积宽广，价值不菲，因而对当地的田产占有规则视而不见(大部分希腊城邦只限于本邦公民拥有土地)。这种土地掠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甚少听到来自雅典任何阶层的代表对帝国道德的质疑之声——这也是富人从帝国得到的正面利益。另一种获利则是负面的。若是没有帝国的贡金，富人们就不得不自己支付舰队的费用，犹如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由于紧张的阶级关系不得不做的那样，而公元前5世纪则没有这样的紧张关系。

第六，社会方面。公元前451年的一道法令限制了公民权，这给来自各地的公民后代带来了实惠。这种利益，如同我们上文讨论所显示的那样，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一法令与公元前5世纪第一批向盟邦殖民的举措相呼应，当然并非偶然。雅典人(以及斯巴达人)对于公民权的限制，被罗马的颂词作者认为是其帝国如此短暂的主要原因。当然，雅典人也给予一些单独的共同体以特权(如公元前404年给予波奥提亚的普拉提亚、优卑亚和萨摩斯的)，但是为时已晚，而且数额太少，并不能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心理鸿沟。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政治干涉。至关重要的真相是，雅典通常支持民主派反对寡头派，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事实；但偶尔也能看到雅典对寡头派的支持。雅典并非教条地支持民主派别，只要有经济实惠，便无所谓。即便是战略上和政治上如此重要的萨摩斯岛，关于公元前440—前439年叛乱之后究竟是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我们的两份主要文字资料也不相一致，相关的铭文复原也可从两种不同意思上进行解读。

当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回应来自科林斯的压力、同意解放希腊之时，我们得知希腊世界偏向于斯巴达一方。上面列举的严厉控制方法说明，对雅典势力的怨恨，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民主制

由于雅典通常支持海外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与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民主政治与帝国之间，另外还有一层内在关联。因客蒙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的举措，帝国征收的税金日益增加，这使得公元前462年的民主制变革具备了可能性，这一转变又与厄斐阿尔特(Ephialtes)和伯里克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些改革提升了公民大会(ekklēsia)的权力。梭伦开其端、到克里斯提尼为止，在许多方面，公元前6世纪留给雅典人的仍是一个贵族制国家。尤其需要指出，“向人民诉求”制的引入，被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梭伦所做出的最为“民主”的举措，实际上仍然只是一个潜在的民主因素。直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实行陪审津贴制，意味着大量民众陪审员——即组成的民众法庭(dikastēria)的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公民——能够频繁出庭而不必担心失去收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他民主津贴也陆续引入，如为准备公民大会事务的500人议事会(boulē)成员支付津贴，在城市节庆日向公民发放津贴。到了这个程度，就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的费用是由盟邦所支付的了。雅典曾经否认过，其理由是在公元前404年战败以后，帝国已不复存在，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仍旧发放津贴(公元前404年以后，它的确创造了另一重要的津贴新品种，即为出席公民大会者发放津贴)。因此(据说)民主化的津贴与帝国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这样一种论点颇为天真，即一旦由投票通过的措施得以实施——如同现代新的银行休假制度——有勇气的政治家会挺身而出，力促废除之，至少在为自己保留了可一举罢免领导人的权利的那种民主制下会这样做(雅典没有任何诸如现代英国的五年任期制)。

相比现代的英国和美国，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性上既有优越性也有不足之处。对于优越之处前文已述，公民大会比现代的选民能够享受更直接的权利，部分原因是古代雅典的投票人相对来说少得太多了；不足之处的原因也在于投票人数，大量群体的全部成员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如奴隶、妇女，从属盟邦，而他们的生活受到许多公民大会决议的影响。大约只有40,000名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这些人中间，大约只有6000千人(可能接近于公民大会举行之地尼克斯神庙的最大容量，也是某些特定决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可能参与重要的讨论。

理论上讲，公民大会在雅典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尽管很难找到一个关于这一原则的清晰陈述，“如果人民不被允许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将会是耻辱”，此类声音已经凸现，这就证明了一个总体来说不合法的事物是正当的。关于这一点，可能亚里士多德解释得最好，他说：人民希望得到至高无上之权利。关于真正的人民主权，最好的阐释就是：人民保留且运用罢免并惩罚其公仆的权利。在这些公仆中，十将军是最显要的，他们占据雅典最重要的职位，其任命是通过选举，而不是抽签。

但是在实践中，公民大会的权利和重要性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对其重要性的第一个制约就是德谟(deme)生活的活力。德谟(共有140个)是阿提卡拥有选举权的乡村，每个德谟有一定数量的500人议事会成员，其人数与德谟的人口成正比。但德谟的作用远不止这一点。同阿提卡的民主化一样，公元前6世纪阿提卡的集中化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雅典城从未能吸收阿提卡公民的政治能量；相反，阿提卡类似一个联邦，对本地与国家的忠诚并行不悖。现在仍存于石碑上的德谟法令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开头几乎是完全重复“国家”法令的套话(“对……的德谟居民来说，似乎很好”对应了“对于雅典的议事会和人民来说，似乎很好”)。内容包括了此类主题：如德谟借出的金钱，德谟剧院的租约，德谟市政广场的建造，授予来自其他德谟之人甚至授予外国人以荣誉称号。对剧院和市政广场的提及(它们的存在有时候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就是自证，这些建筑是一个发达城邦的典型特征。阿提卡的德谟在现代被描述为“微型城邦”。关于这一点更进一步的证明则是德谟层面强烈宗教气息的生活，这些都为铭文所证实，包括长期而复杂的祭仪历法(其中一段铭文甚至还显示了一个被公认为十分强大且声名卓著的德谟自己主动请求德尔斐神谕)。宗教是城邦生活的重心，就如德谟一样。这样自然就会存在对德谟自主性的限制。除了给予外国人荣誉称号，它们没有“关于外国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它们的财政也从属于雅典城。例如，强化无军事防御的德谟，就应该是国家的责任。然而约公元前300年之后的德谟铭文的缺失，就不幸地说明了古典雅典城邦生活衰落的一个典型方面。尽管在公元前300年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雅典人还是用其家族和德谟的双名体系构建自我认同。

对公民大会的第二个限制是500人议事会，其主要功能是对提交公民大会的任何议题进行审议。像阿提卡的德谟一样，议事会也被描述为——这次是古代作家的描述——雅典的微型城邦(mikra polis)。传统观念认为，议事会仅仅是公民大会的代理和仆人，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想象，即议事会是人民的社会性代表和一个“横截面”。然而，这种想象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当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7年设计出500人议事会时，是无需津贴进行选举的。第一次明显通过抽签从德谟成员中产生议事会成员(bouleutai)，是在约公元前450年，发放津贴不会早于公元前411年。虽然这些说不上就是上述机构的实际创立时间(在这些例子中，颇有意味的是将它们与厄菲阿尔特以及公元前462年的变革联系起来)，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记得，从贵族议事会向民主议事会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评估议事会是否具有典型社会代表性，因为富人和有影响力的公民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但是通过考察现存的议事会成员名单(始于公元前5世纪)，并与关于其财富的独立证据相印证，我们能够看到议事会成员资格与较高社会等级有着密切联系；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是一个随机的体系。也有人辩称，在雅典演说家的作品中，某某人在某一年通过欺骗手段进入议事会；还有一些惊人的巧合，父子或兄弟同时进入议事会，或者某个著名政治人物为了外交政策而在一些特别令人激动的年份召开议事会讨论——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抽签舞弊的方式(抽签被认为是为了确保议事会成员从德谟中随机产生)。最明显的舞弊方法就是在其德谟成员并不情愿之际，以时间或金钱加以**，但是“骗取”的辩解可能意味着还有来自于野心家更切实的压力，例如他们可能贿赂其德谟成员不要将他们的姓名在德谟层面推举出来。所有这些意味着，议事会作为一个集影响力与自信为一体的半职业性机构，可能被期望领导公民大会，而不仅仅是从属于它。我们确实发现了议事会从事从未被公民大会批准的外交活动(从某些铭文的套话中得以判断)；此外，还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外交被人为操纵，如有必要，则避开公民大会。当然，议事会的权力也有限制。比如，成员任期只有一年，没人能够任职超过两次(这些规定是防止议事会像一些古代国家那样成为世袭望族的专利)；但是即便这些也不能高估，因为某些特殊政治集团能够采取措施，保证在议事会中总有一个代表——“代表”就是议事会成员这一词的非正式含义。提及这些关于议事会任职形式上的规则，引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最低财产等级(thētes)的人是否有任职资格？若是没有，那么就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议事会的上述精英特性。但是证据很不清晰，因此答案也是模糊的。

第三，十将军。我们已经看到，将军是能够被免职的，即便是伯里克利，也在公元前429年去世前不久遭到罢免。但是一般认为，通常情况下，将军应该有很大的权限，尤其是战时。例如，尽管不可否认，将军从来没有强硬对待希腊人，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在全体公民大会上讨论战略问题必然会引起不愉快。由于将军是选举出来的职务，且没有改选的限制，因此能够得到异乎寻常的尊重。

第四，“蛊惑家”(demagogues)，受欢迎的领导者，如公元前5世纪20年代的客蒙及其之后的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他们可能没有必要拥有任何特别的职务，但是通过演说或劝诱技巧就能够获得很大权力。文字资料对客蒙这样的人颇有微词，但是我们在铭文的帮助下能为其恢复部分名誉。铭文不仅显示出他们的社会起源并不像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所说的那样模糊不清，并且说明一个希帕波鲁斯就有能力解决复杂而敏感的立法问题。实际上，蛊惑家(伯里克利自己就属于更高级的一类蛊惑家)是通过民主政治结构上的缺陷来获得他们有影响力的地位的。帝国式的管理意味着越来越繁杂的工作，而雅典人又缺乏一种现代类型的行政机构让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的政治家来做这些工作。知识就是力量!对一个希帕波鲁斯进行的惩罚是“陶片放逐”，这是一种通过民众投票将某个人放逐10年的方法(得名于“投票”过程中使用的陶片碎片)。公元前4世纪存在一种更有害的发展，专业的政治家通过选举牢牢控制权力，例如，控制国家财政和那些能够保证他们不容易失去资格的职位。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公民大会本身的程序和心态特征，削弱了民主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公民大会召开的频率比议事会更低，不经常开会则导致没有广泛的讨论。投票并不计数，通过举手表决，因此这是一种凭印象的标准，就如现代的工会集会一样。甚至迟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蛊惑家大行其道之时，民主政治的雅典投票人还是“喜欢某个贵族”，比如年轻的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就能够在公元前415年要求得到一个政府高级职位，原因是他的赛马在新近的奥林匹克赛会中获得了胜利。这种要求显示了财富的持久势力，尤其是通过继承得来的财富，这不可避免地妨碍了民主政治。尽管雅典民主政治有这些瑕疵和缺点，但其主要作用还是作为贫穷阶层的保护者，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的爱琴海世界保护他们免受寡头统治者的独裁统治。从这些阶层的观点来看，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剧性在于，这个世界逐渐对他们的保护者失去了信心。

战争

我们上面叙述的民主政治，被阿尔基比亚德斯称为“一般性常识错误”。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阿尔基比亚德斯和他的阶层确实从民主政治和帝国的联合体中获得了好处。出于对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精通”政治的敬意，他们被授予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指挥官之职，帝国给予他们土地和其他物质利益。因此，当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31年爆发时，他们就准备好为保卫“常识性错误”而战斗。但是这场战争打破了阿尔基比亚德斯阶层的权力和影响。事实上，公元前400年之后的三代人中都没有一个雅典人进入奥林匹亚的战车队伍(相对应的是，公元前433—前400年的一代人中就有20位)。当帝国在公元前404年消亡之时，上层社会对于与“可憎之人”——来自一个寡头政治者墓志铭的直白称呼——合作的动力也随之消失，因此富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慷慨地大肆花钱用于国内支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引起的最大变化在于普遍的专门化趋势，最显著的表现自然是在军事领域。自此以后，政治家和将军在雅典成为不同的职业，这一发展在伯里克利的生涯中就有所预示。他第一次广为人知的活动(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就是纯政治性的，只是后来才成为伟大的军事指挥家。这种专业化意味着，阿尔基比亚德斯的马匹不足以保证他的政治和军事成功，即便假定可憎的平民允许他在充满复仇氛围的公元前4世纪继续拥有这些马匹。这种专业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官员阶层。公元前4世纪被称为雇佣军的时代，但是其改变却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10年就发生了，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一支10,000人的希腊雇佣军到东方支持波斯的反叛者居鲁士——这时，雇佣军为金钱而战的本质就已经确定并得到认可了。公元前400年之前的二三十年，波斯总督，甚至雅典人自己都已经使用雇佣军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引起了战术上的改变。传统的希腊步兵技术是重装步兵，这就需要与之相关的沉重而昂贵的装备。但是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第一次听说了轻装部队，即轻盾兵(peltast，得名于他们的盾牌)。轻盾兵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其机动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装备花费更少。尽管在古典希腊的战争中轻盾兵从来没有取代重装步兵(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攻坚战役都是重装步兵的事)，但是重武器和轻武器结合起来却威力巨大。对重装步兵依赖性的减少(他们逐渐成为所为之战斗的城邦的公民)以及对轻盾兵和雇佣军使用的增加，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是削弱了城邦与为之战斗并保护城邦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这些“没有城邦归属”的无根之人的数量及其潜在的威胁，可能被公元前4世纪作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所夸大，因为他是有产阶级的发言人。但是情况确实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变得更加糟糕。主要是因为公元前404年以后，没有一个单一的领导力量能够对其政治秩序施以影响，即如斯巴达和雅典在不同时期所做之事。这就导致伴随暴力的政治的不稳定性上升。因此，伊索克拉底所抱怨的那些人也被放逐了。

海战和围城技术也在公元前431年以后得到长足发展。通过比较修昔底德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雅典海军的记载，我们看到，在弗米奥(Phormio)领导下，雅典人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勇气和技术在公开海域进行演习了。围城技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得到改进的契机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是同一时期在西西里对抗迦太基的战争，这次战争导致了约公元前400年无转矩弹射器的发明(后来有了更先进的转矩弹射器，显然是在特萨利发明的，时间是约公元前350年)。尽管守城者很快适应并运用了新的围墙类型和更有效的防御工事，但还是有可能通过猛攻拿下防御坚固的城市。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在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失败了，而亚历山大于元前4世纪30年代在西亚成功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把特萨利的攻城技师招募到了马其顿军中。

战略思想在古典希腊战争中的改变最为缓慢，即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紧张状态下也是如此。就战略上来说，大多数希腊城邦的将军都是为政治组织服务，他们不会被授予超过最低限度的正式权力。但是也有一定的改变，在公元前424年的德利乌姆(Delium)战役中，我们第一次听说了忒拜人的纵深列队。这种特别的部队是一种战略预备队，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由忒拜人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继续改进。至此，战略预备队更加取决于将军的判断和时间选择，将军必须决定何时何地投入预备队。关于战略的手册或者口头教导(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二者的时间都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宣告了知识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战争会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就能像其他科学那样进行传授。

但是，从重要策略意义上来说，战略是通过最好的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早期是非常谨慎的。战争初期，斯巴达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战略就是年复一年入侵阿提卡的领土，迫使雅典人屈服。这一战略注定要失败，因为伯里克利的战略是放弃阿提卡的领土，将人口集中到城墙之内以及9公里之外的海港城镇皮拉奥斯。雅典与皮拉奥斯之间以一条平行的城墙相连接，即“长城”(Long Walls)，因此二者成为一个防御统一体。有权使用皮拉奥斯，则意味着有权使用雅典帝国提供的粮食和日用品。所有雅典人都需要赢得这场战争以持续幸存。修昔底德对于“赢得”和“幸存”使用了同一个希腊词汇。雅典有帝国的资金来源。数年来积累的资金，能够支付盟邦的任何训练花费，以确保必需的供给顺利通过。

斯巴达的形势就不是这么乐观了。它没有储备或贡金，因此，如果必须满足盟邦的军事和政治要求的话，他们的兵源就得依靠征集。然而，这些要求中首先就包括“解放”。我们看到希腊世界在公元前431年对它提出了这样的期待，而“解放”意味着，首先必须以积极的步调拆散雅典帝国。为了这一目的，斯巴达需要额外的人力，而它自己的社会体系无法提供；更重要的是需要资金来支付冒险的战争，甚至可能需要海战(这就意味着建造舰船，又是花费巨大之事)。有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那就是借助最有力量的非希腊海上势力，也就是波斯。不过，这时斯巴达的进退维谷境地愈加明显，斯巴达的盟邦所要求的是将希腊从雅典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其逻辑上的下一步却是将东部希腊和小亚细亚从波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阿尔基比亚德斯向一个波斯总督指出了这一点。在为斯巴达的战争付出之前，波斯需要得到斯巴达关于其对东部爱琴海意图的保证，而斯巴达对其同盟的义务使得它不可能给出这样的保证。波斯人其实也没有任何特殊理由来破坏《卡里阿斯和约》建立起来的与雅典令人满意的关系。

因此，斯巴达必须考虑通过某种方式来给予雅典及其帝国以切实的打击，而这种打击又必须不能来自波斯的帮助——也就是说，不能有舰队。公元前426年，斯巴达偶然找到的答案就是恢复古老的对希腊中心地位的渴望。修昔底德对发生在公元前431—前421年所谓的阿希达穆斯战争(Archidamian Wars)中的战斗的多数记载，都涉及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在参与北方的活动中。但重要的要注意第一个步骤，即公元前426年在通往特萨利的南部通道特拉奇斯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a-inTrachis)建立大规模军事殖民地——这一步骤发生在布拉西达斯往北方调兵之前。这毕竟使斯巴达人而不是精力异常旺盛的布拉西达斯被迫去思考重要的战略问题。然而，正是布拉西达斯的成功行动，打击了亲雅典的色雷斯人和北方的占有地(包括安菲波利斯，于公元前424年被攻占)，使得雅典愿意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末期达成和平。斯巴达同样愿意停止敌对，因为克里昂部分凭借运气，部分凭借机巧——修昔底德正因此而不信任克里昂——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皮罗斯俘获了120名斯巴达全权公民。擒获如此数量的斯巴达全权公民着实可谓不少，结果布拉西达斯的成功被克里昂的政治行为抵消了，从而缔结了《尼西阿斯和约》(公元前421—前415年)。雅典保住了其帝国并赢得了阿希达穆斯战争。

修昔底德称这一和平为“正在溃烂的和平”，这无疑是一针见血。尽管雅典没有公开表示敌意，但是在阿尔基比亚德斯或者还有希帕波鲁斯的推动下，一直鼓动着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的反斯巴达因素。不过这一举动毫无所获，因为公元前418年，斯巴达在曼提尼亚(Mantinea)挫败了敌人的联合进攻。然而，比起所有这些不合逻辑的外交，对深远的发展而言，和平年份里雅典在某些方面犯了一个灾难性错误：先后支持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两个波斯总督——比索特尼斯(Pissouthnes)及其儿子反叛波斯国王。这就给了波斯国王支持斯巴达反对雅典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正是他在阿希达穆斯战争期间所缺少的。于是，公元前415年，雅典派遣一支舰队到达西西里，而这支舰队在叙拉古被消灭(公元前413年)。其后果是，雅典帝国内部信心动摇，而波斯最终似乎处于一个能够帮助斯巴达赢得战争的地位。

尽管发生了西西里事件，并且这一事件又导致一次短命的寡头政变，雅典还是继续坚持战斗了九年。确实，早在公元前410年，雅典就赢得了一次主要的海战胜利——塞西库斯战役(the battle of Cyzicus)，实际上已迫使斯巴达提出议和。只是在波斯国王之子居鲁士的支持下，波斯的金钱在公元前407年以后源源不断地注入，斯巴达才在来山德(Lysander)的领导下于羊河口战役(the battle of Aegospotami，公元前405年)之后迫使雅典人投降。即便这时，决定性因素仍然不是战斗，而是赫勒斯滂通路的阻塞。战争失败了，帝国瓦解了，雄鹰从云端跌落了。

霸权：公元前4世纪的争夺

“要么自由，要么统治别人”——这是修昔底德笔下一位演说者口中的惯用语。关于希腊人的态度，这一等式实为真理：免于被其他人压迫的自由，至少与压迫其他人的自由是等值的。斯巴达在最终将希腊从雅典帝国“解放”出来以后的行为，正好展现了“解放”这一观念激进、有害的一面。公元前404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斯巴达都忙于希腊世界内部的战争。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6年)对抗的是希腊城邦联军，包括波奥提亚、科林斯、阿尔戈斯；最值得注意的是卷土重来的雅典，它推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操控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短暂统治。与此同时(公元前400—前390年)，斯巴达还在亚洲与波斯战斗。阿尔基比亚德斯是正确的：斯巴达对希腊大陆的解放，致使它进一步试图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解救出来，摆脱波斯的统治。

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是这个时期斯巴达的扩张主义——向各个方向毫无节制地扩张，来山德个人与这种扩张脱离不了干系。但是在某些方面，来山德只是以一种更加坚决的方式继续斯巴达传统却又是时断时续追逐的政策，如同公元前426年规划了赫拉克里亚(Heraclea)的斯巴达人，不过是在继续里奥提基达斯和克里奥美尼斯一世的中希腊政策。

我们可以从赫拉克里亚和中希腊说起。斯巴达复兴的目标给波奥提亚和科林斯带来了严重威胁，周边形势可谓剑拔弩张。战争结束后不久，斯巴达就重申它在赫拉克里亚的权力——在这些年里，赫拉克里亚的外交重心一直在斯巴达和波奥提亚的控制之间摇摆不定。并且，斯巴达似乎干涉了特萨利的政策。有关这一点的证据来自公元前404年一个特萨利政治家的鼓动性演说，斯巴达也确实派遣了一支部队到特萨利的城市法萨鲁斯(Pharsalus)。这种干涉是一种威胁，要把特萨利卷入与躁动的马其顿国王阿尔凯劳斯(Archelaus，公元前413—前399年在位)的冲突中，阿尔凯劳斯也觊觎特萨利。来山德在这些时间出现在北希腊和中希腊，向我们充分证明了他与这些政策的关系。

这就是北方的形势，接下来说西方。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大约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时，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在斯巴达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势力。我们不由得再次怀疑这是否是来山德的手段。根据普鲁塔克所写传记的前面一个章节所描述的，来山德曾作为使者访问过狄奥尼修斯一世。这让叙拉古的母邦科林斯大为不安，尤其是斯巴达帮助过的僭主中还包括一位被科林斯人神秘地描述为“领导人”的叙拉古人。

接下来是南方的问题。来山德另一个确证访问的证据来自埃及锡瓦(Siwah)的阿蒙神谕(oracle of Ammon)。来山德的兄弟被称为利比斯(Libys，意为利比亚人)，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家族联系。埃及自公元前404年起，就在一位本土法老的领导下反抗波斯。来山德很可能在埃及做了与在叙拉古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支持并且以某种义务为条件扶持了一个新的临时势力。当然，狄奥尼修斯和这位新法老都对来山德表示了报答之意，即在科林斯战争中给予斯巴达以切实的海军支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直接涉及波斯的东方。公元前404年以后，斯巴达对东方的介入是在居鲁士的秘密帮助下完成的。现在，在对新国王(居鲁士的兄弟)的反叛中，有色诺芬的10,000雇佣军——这支军队得到了来自斯巴达的官方支持，这也是亲斯巴达的色诺芬在其《长征记》中记载这次远征时强抑痛苦的一个原因。在一些爱奥尼城市呼吁后，斯巴达在亚洲反对波斯的行动变得更加公开。公元前400年—前396年，斯巴达派遣了一系列远征部队，最后一次实际上由新即位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领导，纵横安纳托利亚并在此作战，直到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年)爆发才撤回。即便是一次海上的失利也不足以阻止斯巴达对亚洲的野心——公元前394年在奈达斯(Cnidus)遭受雅典舰队指挥官客蒙领导的波斯战舰的重创。公元前392年，客蒙和一个波斯总督洗劫了斯巴达的海岸线——这就导致了长久以来希洛人反叛可能性的上升，希洛人当然乐于看到斯巴达的敌人如此逼近。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斗，最终达成了《大王和约》(King’s Peace，公元前387/6年)，决定小亚细亚属于波斯，而希腊应该“自治”。公元前392年—前387/6年间的拖延，部分原因是为了拖垮雅典、使之屈服，但是主要原因是波斯国王对斯巴达的敌意——因为斯巴达在公元前400年支持过居鲁士。

《大王和约》关于“自治”的规定，对斯巴达尤其有利。因为它可以借此瓦解敌人，这些敌人的机构可能会被控制而妨碍内部“自治”。这一规定使得自狄米斯托克利之日起就是一个统一民主城邦的阿卡迪亚的曼提尼亚，被分解成选举村落。然而，斯巴达干涉曼提尼亚是否以规定自制的条款为依据却值得怀疑——实际上是因为《大王和约》给予它的特权。在某种意义上，斯巴达被波斯指派为保证人，给它权力去做它想做的事情。在它的两个主要敌人忒拜和雅典被“自治”条款限制以后，这一点更为突出。忒拜被迫失去了它在波奥提亚同盟中的优势地位，雅典在这一时刻也不得不放弃了恢复从前帝国的希望。这种希望无疑在公元前404年以后曾一度迅速恢复。公元前392年，一位雅典演说家转述了这种渴望，即恢复雅典在战争中失去的海外领土。奈达斯战役以后，雅典在赫勒斯滂恢复了从前的什一税。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这种对帝国的渴望，尤其是对重新获得另一块北方领土安菲波利斯的渴望，决定了一直到腓力时代的雅典对外政策。

《大王和约》使得斯巴达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攻击如曼提尼亚这样的邻邦，而且能够再次向北方扩张。公元前383年，它袭击了卡尔基狄斯(Chalcidice)的奥林托斯(Olynthus)。但是在北进的途中，斯巴达指挥官弗比达斯(Phoebidas)被一个亲斯巴达的派别邀请进了忒拜的大本营卡德美亚(Cadmeia)并占领了这里。这种四处侵略，被虔诚的色诺芬认为——就他对斯巴达所有的同情心而言——是一种神谴的疯狂，因此斯巴达人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希腊世界的普遍反感。于是，当一些被放逐的忒拜人于公元前379年光复他们的城市之时，得到了雅典的援助。利用这种反斯巴达的氛围，或许还有因参与当前的忒拜事件而产生的对斯巴达的恐惧，雅典人现在(公元前378年)集结了所有的盟邦，即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忒拜的结盟。就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新的同盟力求避免公元前5世纪帝国那些令人憎恶的行为(贡金、驻军、征地)。然而即便如此，其他盟邦也没有匆忙加入。直到新的同盟在爱琴海的纳克索斯(Naxos)对斯巴达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阻击(公元前376年)，才引来蜂拥而至的入盟。雅典的新地位被认为是《大王和约》在公元前375年的复兴。雅典雄鹰再次翱翔，尽管它已经远非昔日那只雄壮威严的大鸟。虽然有公元前377年的承诺，这一时期活跃的海军战役还是不得不由“捐献”——只是公元前5世纪曾有过的贡金换了一个名头而已——的资金来支付。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种捐献是在公元前373年。同一年，有证据显示，雅典第一次在扼守西部希腊的凯法利尼亚(Cephallenia)岛上驻军。

因此，雅典不仅首先开始打破它先前的不利誓约，更重要的是，忒拜在公元前4世纪70年代的行为也为新同盟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打上了问号。这种正当性最初是一种雅典和忒拜联合领导的民主自由对斯巴达的反抗。解放卡迪美亚之后不久，忒拜就再次对其在波奥提亚的地位提出了要求——在忒拜的领导下复兴波奥提亚同盟。一些较小的波奥提亚城市的反抗受到恫吓，有的甚至遭到毁灭。而邻邦的雅典正在警惕地关注着这一切。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the battle of Leuctra)，忒拜对抗斯巴达并将之击败，震惊了整个希腊。希腊人世代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巴达是不可战胜的，雅典嗅到了危险的信号，于是以一种极为粗野的方式通告了忒拜的胜利，并在外交上向斯巴达靠拢。这种转变也使雅典的其他同盟沮丧不已。忒拜霸权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