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2（1 / 1）

留克特拉战役是斯巴达的失败，然而最严重的后果是忒拜将数百年都是希洛人的美塞尼亚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公元前369年)。斯巴达被剥夺了其霸权赖以为继的经济支柱——“阿果戈”，这种“阿果戈”需要以大量劳动力供养的有闲阶层为基础。斯巴达在希腊权力结构中沦为二流了。

这种局势使得忒拜和雅典在斯巴达衰落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继续竞争。在特萨利，第三股力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费莱奥的杰森(Jason of Pherae)——毁坏了赫拉克里亚的城墙，以防止任何敌人再次从这条道路进入。这是斯巴达成为希腊中心之野心的结束。但是杰森被暗杀了，特萨利再次如公元前4世纪60年代那样沦为其他贪婪者觊觎的对象。特萨利和马其顿——后者正经历着朝代更迭的阵痛——是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忒拜行动的首要威胁。于是忒拜的伯里皮达斯(Pelopidas)操控了对特萨利和马其顿的外交和军事渗透。此时忒拜的利益与雅典发生了冲突，因为留克特拉战役的后果之一就是唤醒了雅典对于恢复安菲波利斯和柯塞尼斯半岛(Chersonese)的热望。然而，任何一方都有能力在北方有所作为，同时也有能力阻止对方的成功，这反而使得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的最后任务更为简单。不过忒拜也得到了一个切实的好处，通过特萨利的投票，在德尔斐近邻同盟中取得了彻底的主导权。

忒拜人活动的第二个主要地区是柯塞尼斯半岛，留克特拉战役的胜利者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继重建美塞尼亚之后，又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联邦性质的阿卡迪亚城邦，定都麦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意为“伟大的城市”)。这种重建，就如将联邦主义输出至埃托利亚(Aetolians)并建立一个新的波奥提亚联邦(区别于继续存在的波奥提亚同盟，以第二次雅典同盟为模板)，代表了忒拜留给希腊化时代的主要遗产。

忒拜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扩张的地区是通过海路控制的爱琴海地区。这里的敌人又是雅典。雅典于公元前365年在其同盟的注视下向这里的萨摩斯殖民——这样就违背了另一个联盟誓言。这种违背更多是道义上而非形式上的。首先，萨摩斯不是一个盟邦成员；其次，雅典的行动是波斯的一次驻军所引起——波斯违背了《大王和约》，因为和约承认亚洲为波斯所有，但是不包括像萨摩斯这样的沿海岛屿。这种违背是不能容忍的，从萨摩斯的战略重要性来说，雅典的反应也是师出有名。但其殖民行动却招致了(如亲萨摩斯的铭文所示)深远而广泛的怨恨。这导致忒拜诱使一些很有实力的雅典盟邦退出同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赫勒斯滂谷物运输路线上的拜占庭(Byzantium)，还有暂时退盟的罗德岛。在这方面，埃帕米农达斯是摩索拉斯(Mausolus)的先驱。摩索拉斯是波斯总督，他进一步利用盟邦的不满，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进行反雅典活动，最终在同盟战争(Social War)中将罗德岛和其他盟邦拉出雅典阵营。对这些岛屿的总督式渗透，往往以寡头政治的形式施行，早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就在某些地方开始了，比较显著的就是科斯岛。爱琴海世界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这种“阶级斗争”，向着反民主政治的方向倾斜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正是雅典的自私自利——对自利目标如安菲波利斯的追逐——导致了罗德岛的民主政治派别甚至倾向于摩索拉斯，而不是他们在雅典的同类民主政治派别。

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末，联盟内部反对雅典的情绪日渐高涨，忒拜普遍不受欢迎，斯巴达早已衰落。因此，当腓力二世——一个当代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欧洲所出最伟大之人”——在公元前359年继承了一个纷扰不断的马其顿王国时，他首先的幸运在于这些城邦自身的削弱，他们在面对腓力时必须先处理自己的事务，要不然他个人的这种伟大也仅仅只是一种潜能。我们可以举出叙拉古的例子，其僭主统治在第二代就结束了，在这方面，叙拉古和古风时代希腊大地上的其他僭主统治并无二致。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西西里，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没有能力干涉马其顿的新王。一个名叫提摩利昂(Timoleon)的科林斯人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试图归还并复兴西西里。但是直到希腊化时代，一个西西里的统治者才再次登上(地中海)世界政治舞台。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的形势都在恶化：我们已经看到，雅典的联盟已经在公元前357—前355年的同盟战争中分崩离析；斯巴达想要重新获得美塞尼亚的努力也是徒劳无功；忒拜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向邻邦弗奇斯(Phocis)寻衅，结果导致其在向弗奇斯进行神圣战争的德尔斐近邻同盟中沦为配角。但是弗奇斯人攫取了德尔斐神庙的财富，招募雇佣军，在反对忒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直到公元前346年腓力的介入，战争才告结束。神圣战争的重要性，说其将腓力引入希腊的中心恐怕并非虚言。但是，早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腓力就已经从希腊城邦间的不统一和各顾眼前之举中获利，攫取了北方一系列地区，包括安菲波利斯，还取得了对特萨利的一切控制权。奥林托斯在公元前348年屈服，不再受雅典控制，其伟大的爱国者德摩斯提尼的演讲也未能奏效。德摩斯提尼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后期并没有敏锐地将腓力(相较波斯或斯巴达而言)当作雅典的真正敌人，只有在公元前349年以后才勉强认清了现实。到了公元前346年，雅典对腓力的军事斗争收效甚微，以致正式的外交被所谓的《斐洛克拉特斯和约》(Peace of Philocrates)取代。从雅典的角度来说，该和约影响力最大的条款是默认了安菲波利斯的损失。从腓力的角度来说，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和约，还是一个与雅典的盟约——因此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在思考与波斯的战争了，而这项事业最终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完成。为了这一目标，腓力需要雅典的海军，或者至少需要雅典的中立。然而，公元前346年的和约是暂时性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腓力还是不断刺激他的德摩斯提尼想要这一结果。腓力利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的时间来巩固他对特萨利和色雷斯的控制，以及在其他地方，例如优卑亚安插(或许可能只是鼓励)他的军队。通过德摩斯提尼，这段间隙被用于重振希腊人反对“蛮族人”的主张，“蛮族人”是他对马其顿人并不公正也不准确的称谓(马其顿的文化与希腊文化的亲缘性现在已经得到清晰的揭示，如发掘于1977年的维吉纳的彩色壁画这类考古发现)。腓力最终的胜利仅限于卡罗尼亚(Chaeronea)地区(公元前338年)，说明克里斯提尼的宣传和政治努力几乎成功了。卡罗尼亚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种新型的外交：一块殖民地(“科林斯同盟”，与古典时代联邦的观点没有什么联系)，其中心有一个国王，其维持仰赖于占领者上层阶级的善意，而这些人已经确立了其中的权势。不管是在马其顿还是罗马，他们从未失去这种权势地位。作为雅典自己愚蠢行动的结果，古典时代的阶级斗争已经决定了，民主政治和雅典失败了。帝国主义已经被证明毕竟与民主政治不相容。

进一步阅读

从希波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时期的古代史料，收集在G. F. Hill，Sources for Greek History 478—431 B.C.（revised edn. Oxford，1951 by R. Meiggs and A. Andrewes），索引十分有价值，因为将古代的参考书目列在地理和编年标题之下。Fornara翻译的公元前5世纪的许多条目放在Hill这部著作中，包括文字和碑铭方面的条目。关于这一时期的后面部分，见：P. Harding，From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battle of Ipsus（Cambridge，1985）。修昔底德（M. I. Finley修订）和色诺芬（G. L. Cawkwell修订）的作品有修订完善的企鹅版译本：The Persian Expedition and A History of My Times。

关于古典希腊的两部新近历史著作是：J. K. Davies，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London，1978），其主题要比标题显示得更为广泛，这是一部个性鲜明的关于这一时期的综合性史著；S. Hornblower，The Greek World，479—323 B.C.（London，1983），参考书目的全面性远超当前作品。

关于雅典帝国，主要的现代作品有：B. Meritt，H. T. Wade-Gery，and M. F. McGregor，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s III（Harvard，1950），以及R.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Oxford，1972，平装本重新发行于1979年）。同一作者的Trees and Timber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Oxford，1982）说明了木材原料供应对雅典帝国的重要性。一本卓越的概要性考察著作是：P.J. Rhodes，The Athenian Empire（Greece &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 xvii，1985）。相关原始资料的翻译和评注见：M. Greenstock and S. Hornblower，The Athenian Empire（LACTOR 13，1983）。

关于雅典民主政治，已经有了许多研究和重新审视的作品，其开端则是保守而特别的：C. Hignett的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Oxford，1952）以及A. H. M. Jones仍具价值的Athenian Democracy（Oxford，1957）。最重要的作品（尽管其中诸多新主题已经先期见刊）是：W. R. 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Princeton，1971）；P.J. Rhodes，The Athenian Boule（Oxford，1972），以及同一作者的宏大作品：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1981）；M. H. Hansen，The Athenian Ecclesia：a collection of articles，1976—1983（Copenhagen,.1983）以及The Athenian Assembly（Oxford，1987）；M.I. 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1983）；J.K. Davies，Wealth and the Power of Wealth in Classical Athens（New York，1981，作为下面作品的补遗：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Oxford，1971）。关于德谟，见：D. Whitehead的巨著The Demes of Attica（Princeton，1986）。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基础性的作品是：A. W. Gomme，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Gomme去世后由A. Andrewes和K.J. Dover完成（Oxford，5 vols. 1945—80）。G. E. M. de Ste. 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1972，平装本1982）有大量讨论，超出了标题的范围，在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London，1981，paperback，1982）第五章中，他又回到古典希腊的相关主题上。关于战争最后阶段，关键性作品是：D. M. Lewis，Sparta and Persia（1977）的第4、第5章。

目前为止，关于公元前4世纪的论文多于专著，但是T. T. B. Ryder的Koine Eirene（Oxford，1965）对于这一时期复杂的外交史（尤其是与波斯的关系）的论述颇有助益。J. Cargill，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Empire or Free Alliance（California，1981）对第二次雅典同盟进行了重新考查，不过其观点可能过于温和；J. Buckler，The Theban Hegemony 371—362 B.C.（Harvard，1980）有诸多编年和政治的细节，但是仍需要参考以下作品，如J. A. O. Larsen，Greek Federal States（Oxford，1968）是关于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联邦发展的重要性的论述。关于特萨利，H. D. Westlake，Thessaly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London，1935）非常优秀，仍未被超越。S. Hornblower，Mausolus（Oxford，1982）详细讨论了公元前4世纪70和60年代雅典与波斯的诸多方面，以及对同盟战争的处理（第7章），还有总督叛乱（第6章）。

近来有不少专著论述腓力二世，最好的可能是：G. L. Cawkwell，Philip of Macedon（Faber，1978），以现代观点进行更详细讨论的则是：G. T. Griffith’s contribution to N. G. L. Hammond and G. T. Griffith，History of Macedonia ii（Oxford，1979）。最后，P. Garnsey and C. Whittaker（edd.），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1978）包括了本章所讨论的诸多重要主题，尤其是Andrewes论斯巴达，Finley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后来重印于他的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1981；Pelican edn.，1983），以及Griffith论第二次雅典同盟。

[1] 今沃洛斯(Volos)。

[2] 意为“五十年时期”。——译注

[3] 斯科帕斯是传说中的斯科帕人的首领，喜欢炫耀自己的富有。——译注

[4] 公元前6世纪晚期特萨利同盟的创立者。——译注

[5] 指庇西特拉图当政时期，在雅典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编辑和整理的荷马史诗。——译注

[6] 指雅典主动撤出城市，转移到海船上，波斯国王薛西斯顺利占领雅典城。——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