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1 / 1）

奥斯温·穆瑞(Oswyn Murray)

社会

到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古典时代，有成百上千个希腊人的共同体社会散落在地中海的沿岸，正如柏拉图形容的“宛若池塘边的青蛙”。从爱琴海中心的岛屿共同体、土耳其沿岸的城镇以及东部和南部希腊，不断扩展至希腊北部、黑海沿岸和俄罗斯南部，以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最远到普罗旺斯、西班牙和北非。这些共同体自认为互相之间基本相似，都生活在城邦里，这是真正文明生活的唯一方式。当然，其社会和经济生活在很多方面又有所不同：有些城市拥有广阔的农业土地或者大量的奴隶人口，另一些城市主要从事贸易活动，经营谷物、橄榄油、干鱼、葡萄酒、金属、木材等原材料和奴隶贩卖；或者从事手工产品的交换，这些产品或是当地生产的，或是从东方或其他文化引进的。在某些地方，希腊产品也大量向外输出，同时向外输出的还有医生、石匠和职业雇佣兵等有技术的劳动力。各城市的经济差异很大，其功能也是如此：有些城市本质上是城堡，另一些则是以宗教圣地为基础的；但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有港口，所有城市都拥有一些土地并建立了管理中心。从理论上来说，重新构建一个典型的希腊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是可能的，柏拉图在《法律篇》(Laws)、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的最后两卷里也都认为，在不甚令人满意且种类繁多的真实城市的背后发现一个理想的城邦，是可能的。

我们无法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与其说是缺乏资料，不如说是资料完全集中在两个不具有代表性的城邦上了。只有雅典提供了充足的各种史料，让我们能够详细地了解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史料中我们看到，雅典根本不具有典型性，在与其他城邦的相互关系中，雅典的行动更为多变也更加系统。事实上，雅典也比绝大多数城邦——如果不是其他所有的城邦——更为先进。相比之下，斯巴达被雅典作家描绘成雅典的反面，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斯巴达与雅典组织中那些不同的侧面。秩序和服从，与无序和自由相对照；农业经济与贸易和手工业相对照；女性的自由，与雅典对女性的限制相对照。而那些不反映对立情况的史料却沉默着：我们的主要作家色诺芬，在他论述斯巴达的小册子里，没有提及斯巴达的奴隶希洛人——因为奴隶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也没听说过大规模生产武器的工场——而斯巴达军队使用的标准武器肯定是由这些地方提供的。在这两个城邦之外，我们只有一些分散的信息和偶然的发现，比如在克里特岛上的小邦格尔蒂(Gortyn)发现的大型法典。

所以，雅典注定成为焦点。一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描绘的其他城邦的生活仅限于它们与雅典相似的情况下；二是我们相信，至少在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上，希腊城邦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要远大于它们与周围部落和非希腊地区的联系。然而，甚至对一个单独的社会，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唯一的观点，每一个独立的目击者所描绘的世界都是不同的。柏拉图的对话用生动细腻的语言把雅典描绘成一个这样的世界：青年人和神一样的知识分子聚集在私人居所内谈话或宴饮，在郊区的公园里徜徉，或者走到皮拉奥斯庆祝节日，或者聆听那些来自希腊各地、精通修辞和哲学的著名学者讲学。甚至当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关在监狱里时，当局也允许苏格拉底的朋友成群地去监狱看望他，并和他讨论诸如他是否该逃跑以及死后生活的本质等问题。最后，苏格拉底饮下了鸩酒，在平静而理性的谈话中，他的肢体慢慢失去了知觉。

但是在柏拉图所描绘的时代里，大部分时候，雅典都正经历着长久而血腥的战争，至少有一半人死掉了。其中很多人死于那场令人极度恐惧的大瘟疫，甚至幸存者身上也留下了瘟疫的创伤。瘟疫是不良卫生条件的结果，大量公民集中宿营在城墙内的所有空地或圣地内，起初是在炎热的夏季，接着后来的一整年都是如此。事实上，旅行很危险，而且受到很大的限制，去往皮拉奥斯的路一定是肮脏污秽的，散发着臭气，像今天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一样拥挤。雅典监狱的条件也不像柏拉图描述的那么充满人性或者那么干净；鸩酒的药效也不仅仅是肢体的麻木——还包括窒息、言语模糊、抽搐和无法控制的呕吐。

柏拉图的雅典是一个理想的印象，它对真实的反映与帕特农神庙里的**人像所反映的盯着他们看的穿着破衣、脸上有麻子的农民一样多。而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社会为它自己设定的理想。阿提卡喜剧出于自身目的抓取了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为了达到喜剧效果而对之进行夸张。但是让我们再次思考，在一个女性处于严格隐居状态的社会里，猥亵的言语和对肉体功能的经常提及，是否是这个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剧场所特有的一种仪式性的发泄。在舞台之外，类似于痛打父亲或者女性醉酒的事情经常发生吗？女性真的梦想过要接管国家吗？

早在公元前6世纪，广场已经被清理出来，沿着广场的西侧建造了一些公共建筑物，后来又修建了赫淮斯托斯神庙。在早期的建筑物里面，有庄严的廊柱、管理宗教事务的执政官(archon basileus)的官邸；也有议会大厅(bouleutērion)、档案室(在metrōon里)、官员聚集厅(tholos)等，它们都以古典形式展现在这里。北面有绘画的廊柱里保留着古典早期波力诺塔斯(Polygnotus)和米孔(Micon)的绘画作品。泛雅典娜大道穿过广场，从一个城门(迪普利翁门)直通向卫城。在南面，是公元前6世纪的喷水房以及国家铸币厂。围绕广场的廊柱——商店和办公室——修建得比较晚，阿塔鲁斯廊柱(Stos of Attalus)是帕加玛国王的礼物，如今重新修建，成了阿哥拉考古发掘的博物馆和工作室。

法典再次告诉我们，只有在边界地区，犯罪和惩罚是可以想象的，而正常的或禁忌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雅典律师的言论就涉及了富人这一特殊群体，也涉及了有争议的遗产或者能引起纷争的商业利益的情况。在这些言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正常活动的世界。对于史料的所有生动性来说，我们处理的是一系列陈规和偏见，它们只能间接地告诉我们：雅典人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城邦在本质上是男性的集体：男性公民聚在一起制定和实施那些影响共同体的决定。毫无疑问，这一活动的起源根植于军事环境以及武士们所拥有的赞同或拒绝其领袖决定的权力。城邦的发展就是这一实践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拓展，除了一部分宗教领域。政治，即在讨论之后直接参与理性选择，于是成为所有雅典城邦的中心内容。在雅典和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至少在理论上都平等参政；在其他地方，特权可能被局限于特定人群，富人或贵族，所以必然在公民集体内部产生冲突和权力的分层。然而，政治生活的形式——大规模的公民大会、小规模的议事会及年度执行官员——都是普遍存在的，尽管各种因素下的权力和特性存在很大差异。

非常明显，如此发达的组织形式，一定与其他的更“自然的”和被推测为更早的组织形式有联系，它们大体上被现代人类学家描绘成血缘组织。绝大多数的希腊城市将他们的公民划分成世袭的“部落”；多利安人的城市在传统上有三个部落，爱奥尼人的城市有四个部落，但是政治改革者们乐于操纵这些组织，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把部落的数量从四个变成十个(大约在公元前507年)。这些城市部落和过去的真正部落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表现在它们仅仅作为城邦共同体中的社会分区而存在，希腊北部真正的部落地区则没有它们的身影。事实上，它们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对公民群体进行划分的。传统允许，国家宗教崇拜对此也有所强化。

在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也是以地域为基础重建了组织。村庄或德谟变成了一个管理单位，地方官员和地方议会控制地方政府的所有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管公民名单。雅典有一套复杂的程序来保证公民名单的注册登记；如被拒绝，还可到法律机构进行申诉。由于与公民权相联系，德谟的成员是世袭的。不管他实际的住所在哪里，每个雅典公民在政府事务中都要求陈述他的德谟。所以苏格拉底的正式名字是“苏格拉底，埃罗派克(Alopeke)德谟的苏佛罗尼库斯(Sophroniscus)的儿子”。但是，不管人口流动有多频繁，对绝大多数雅典人来说，德谟一直是地理中心，因为他们就居住在那里。对普通的雅典人来说，比这些中央和地方的政府组织更重要的是胞族(phratria)，即一群兄弟们(phrateres)。这个希腊语单词的词根与绝大多数印欧语的词根相同，例如，在凯尔特语里是“brathir”，德语是“bruder”，英语是“brother”，拉丁语是“frather”，法语是“frère”；在希腊语里，它指“非家族”型的“兄弟关系”(对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词)。这些兄弟关系最初可能是贵族武士团体，民主国家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并将其对所有人开放。每个雅典男子都属于一个胞族，控制其社会生活的，也正是胞族。在传统地区举办并由地方胞族掌控的年庆节日上，每个胞族都崇拜一个男神和一个女神——宙斯·弗拉提欧斯(Zeus Phratrios)和雅典娜·弗拉提娅(Athena Phratria)。这个糅杂了统一性和伪造的多样性的混合体强烈地反映出，在某个特定时间里对古老习俗的重塑。雅典青年男子人生中的各种仪式都与这个节日有关：在幼时，他来到宙斯·弗拉提欧斯的祭坛前，被父亲和亲戚介绍给胞族；对他首次献祭的接受，标志着共同体对他的接受。在青春期，他再次出现在胞族面前，为神献上一缕剪下的头发；兄弟们(phrateres)于是投票允许他成为胞族的一个成员，并把他的名字刻在胞族的名单上。是兄弟们见证了神圣的订婚典礼，这是雅典人婚礼上的重要社会活动；也是兄弟们参加了由新郎准备的宴会，以此来庆祝他最终的美满。所以，胞族参与了一个男人一生中所有重要阶段，是他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当他遇到困难时——例如需要法律上的证人，他首先会求助于他的兄弟们。雅典的胞族唯一不涉及的领域是死亡——尽管在其他地区，这也是胞族功能的一部分。

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希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在不同的城市里也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斯巴达是最突出的例子：男性公民集体被分成“斯氏提亚”(syssitia)或共餐团，整个社会的和军事的组织都以此为基础。在这里，希腊世界的正常实践活动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一个军事集团。从7岁开始，男孩要接受国家组织的培养，被编入不同的年龄组。从12岁开始，他们过集体生活，学习各种有助于自救和生存的技能；他们缺衣少食，却以此来磨炼坚强的意志。在20岁时，他们加入共餐团，生活至30岁。甚至此后，他们仍然需要每天都来吃那些共餐。共餐的食物来自于每个公民的份地，这些份地由国家奴隶耕种，而奴隶实际上是邻近地区被征服者的后代。他们经常反叛，因此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镇压。这种解决方法在理论上颇为精致(士兵产生奴隶，奴隶产生士兵，奴隶需要士兵来镇压)，并以传统的希腊社会习俗为基础，对古代政治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与雅典民主政体相对的理想模式。这两个城邦的例子告诉我们，相似的组织在不同国家有着多么不同的发展，由此也产生了特征完全相反的社会。

由于存在着归属的需要，使得在像雅典这样开放的社会里，大量的社会群体几乎都被整合进国家。贵族宗教群体，被称为“氏族”(gennētai)，宣称他们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垄断着城市中主要崇拜活动的祭司职位。在较低的社会等级中，还存在着其他宗教群体，关注于一些次要的神和英雄的崇拜，但在宴饮和互助上有着强烈的社会目的；贵族酒会群体，有时甚至被用作政治目的，但更为经常的是，他们沉溺于酒后莽撞的破坏以及对无辜路人骚扰的快乐之中；白天，同一个年轻人也会在其他的群体里出现，这些群体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馆或竞技场有关。雅典还有各种利益社团、葬礼社团以及与个人的贸易和活动相关的社团。也存在着宗教或秘仪派别以及知识分子的组织，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学园。这些组织的特征是：某一种崇拜的中心、共同利益的财产拥有者、与官方签订的正式法令和能获得正式决定的方法，经常被刻在石头上，以及浓厚的共同宴饮的因素；其特征还包括，这些社团全部是男子，从事的也是男性活动。偶尔，我们也听说同样具有排他性的女性组织。这些组织通常与仅限女性参加的具体崇拜有关，但是这些组织常常被看成是男性世界的简单延伸。雅典的相关法律对这类组织的范围有说明：“如果一个德谟或一个胞族或英雄的崇拜者或氏族或宴饮群体或葬礼群体或宗教行会或海盗或贸易者，在其社团内部订立规则，那么这些规则是有效的，除非它们与公共法律有冲突。”

发达的希腊城市是各种社团组成的网络，正如亚里士多德看到的那样，正是这些社团产生了共同体的感觉、归属的感觉，而这正是城邦最本质的特征：血缘纽带与多种形式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团体相适应，也与为了某种目的——无论是航海还是宴饮抑或是葬礼——而结成的伙伴关系相适应。公民的概念甚至在内战时期仍被援引：公元前404年，当雅典的民主派和寡头派进行斗争的时候，厄琉西斯(Eleusinian)秘仪的祭司，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但立场是民主派的人，发出如下呼吁：

公民同伴们，为什么你们要把我们赶出这个城市？为什么你们想杀死我们？我们从不曾伤害过你们。我们与你们共同分享着最神圣的仪式、献祭和辉煌的节日；我们与你们在歌队里共舞，一同上学，一起战斗，为捍卫我们共同的安全和自由，我们曾一起勇敢地面对来自陆地和海洋上的威胁。以诸神的名义，以我们父母的名义，以亲戚关系、婚姻和伙伴关系的名义，这些都是我们双方中的大多数人所共享的群体，我恳请你们在神和人面前感到羞愧，停止对我们祖国的伤害。(色诺芬，《希腊史》)

在这样的世界里，可以明确的是，多种多样的关系限制了个人自由。的确有一种重要的感觉，即在希腊人的思想里，个人脱离集体自治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希腊人的自由是社会化的，被具体化在谈话和行动里。自由就是从这样的事实中获得的：同一个人属于一个德谟、一个胞族、一个家庭、一个亲属群、一个宗教组织；而且，居住在这个由冲突的群体和社会责任组成的复杂世界里，他拥有在各种需求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因此能够逃避某一社会范型的统治形式。这就解释了在古典时期的雅典，集体心理能与惊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共生的原因：产生于对很多地方都有归属感的自由，绝不比产生于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的自由少；而其创造的社会，只能按照自己的脉络统一起来。

家庭

希腊家庭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也是核心家庭，基本上是由丈夫、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的。但是希腊作家倾向于把家庭等同于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所以也把一些附属的亲戚和奴隶看作是家庭的一部分。除了经济作用外，家庭还履行很多社会职能。家庭是新公民的来源，在古典时期，国家插手进行干预，为公民权以及子女的合法性建立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则：一个公民必须是两个雅典公民的合法婚姻带来的孩子，他的父母必须都是公民。这种越来越严格的定义，必然排斥以前那种较为灵活的婚姻结合。对一个雅典人来说，与一个外邦人结婚或者为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下出生的孩子求得认可，是不可能的。将农民占大多数的社会准则在贵族身上强制执行，这种发展在本质上是民主的，他们此前的行为与准则完全不同——他们经常与共同体之外的人通婚，对合法性有着自己的标准。事实上，第一个公民权法的作者伯里克利本人的经历就证实了改革中的痛苦：他合法婚生的孩子在瘟疫中死去后，他被迫请求公民大会允许他与阿斯帕西亚(Aspasia)——他的米利都情妇——的孩子成为合法的雅典公民。其他一些贵族出身的人也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划成私生子，既失去了公民权也丧失了继承权。

家庭的第二种功能是财产继承权，与公民权密切相关。总体来说，希腊社会并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把财产以抽签方式平等地分给所有在世的儿子们，所以“继承”的传统单词是指一个男子的“klēros”，即运气。这是雅典家庭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每个家庭仅能维持到家长在世的时间，一旦家长去世，财产就会被重新分割。当然，这种方式也有其有利之处。家庭小块土地上的共同墓地是家庭中数代人的中心——至少对那些能够承担可观土地和雄伟墓碑的费用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墓碑是家族群体墓地的一个特征，这种现象可能是富裕公民对贵族葬礼的一种模仿。婚姻，甚至是在最高的层次上，是同族结婚，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亲戚圈里，这是为了保证家庭财产不被分割。更为普遍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限制家庭规模也很常见。这也经常会造成由于死亡而没有男性子嗣继承财产的情况——那么财产就会在更大的亲戚群中进行重分，这些亲戚也有责任起诉谋杀者。但总体来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家庭在古典时代十分重要。

家庭的另一职能提出了一个对我们理解雅典的社会价值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家庭显然是保护和禁闭女性的手段。女人是公民，某些宗教崇拜仅限于她们，但不允许外邦女性参加。仅仅出于婚姻和生育的目的，她们是公民；除此之外，她们缺少所有独立的身份。她们不能参与任何价值超过一麦地姆诺斯(medimnos)[1]大麦的交易；她们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依照习俗，只有她们的衣服、个人的首饰和奴隶算是例外。她们总是处于监护人(kyrios)的保护之下：如果她们未婚，监护人就是父亲和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如果她们已婚，监护人就是丈夫；如果她们是寡妇，监护人就是儿子或其他有姻亲关系的男性亲属。女人总是从属于一个家庭，并且在家长的合法保护之下。

女性能够参与财产交易的两种情况类型，说明了这种保护的实质。第一种与嫁妆有关。为家里的所有女人提供一份嫁妆，是监护人的责任，缺少嫁妆证明这个家庭非常贫穷，甚至可能让人怀疑这场婚姻根本就不是合法的。在订婚典礼上有一句惯用语：

“为了生育合法的孩子，我给予这个女人。”

“我接受。”

“和(例如)三塔兰特[2]的嫁妆。”

“我同意。”

接受了嫁妆，才被认为有婚嫁的发生。嫁妆伴随着女人，但并不属于她。嫁妆全部受她丈夫控制；但在离婚或者丈夫死亡的时候，女人可以要求收回嫁妆；一旦女人有了男性继承人，并且成为她的监护人，嫁妆就必须交给他控制。

一个女人在没有遗嘱或者没有适合的男性继承人时，也能成为财产的持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成了一个女继承人(epiklēros)：她的名字将在公民大会上公示于众，她和她的财产被裁决给一个准备娶她的、与死者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通常是她父亲一方的叔叔。这是一套成熟的程序，士兵能因此获得特殊的假期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为了能娶到女继承人，申请者有权与自己的妻子离婚，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女继承人从她丈夫身边带走——如果她已经结婚却还没有孩子的话。“很多结了婚的人，自己的妻子却被别人带走了。”一个演讲者如是说。他解释道：是因为他父亲没有对一份属于他母亲的遗产提出要求，因此担心母亲的某个亲属会通过婚姻占有她。

法律和私人财产的体系反映了产生这种体系的社会偏见，雅典体系之所以在古代希腊异乎寻常，仅仅是因为它更加系统化。但对其他城邦来说，有不同的发展是可能的。例如在斯巴达，妇女的自由是众所周知的——有些哲学家对此并不认同，他们从其他方面把斯巴达理想化了。在斯巴达，妇女也有权继承土地；到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在她们手中，还因此引发了政治革命。雅典的妇女地位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雅典人对妇女持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民主政治对妇女地位的影响。贵族妇女至少在以前比较自由，但是民主制的到来意味着她们要被迫接受多数人的社会准则。许多农民社会把很高的价值标准强加在女性身上，同时又对她们极不信任。公元前6世纪，阿摩格斯岛(Amorgos)的西摩尼德斯(Semonides)按照动物的特征，描绘了诸神所创造出的作为男人负担的女人的可怕类型。只有一种类型稍好一点，像一只蜜蜂：“她让他的财产不断增加，她与丈夫一起变老，他们彼此相爱，她是这个声誉良好家庭的母亲。在所有女人中，她最引人注目，神样的美女在她身边玩乐。她对坐在那些讲爱情故事的女人中间不感兴趣。”这种态度中，既有对女人非理性和热情天性的恐惧，也有对她们品德和远离公众视野重要性的夸张认识。在农业社会里，这些态度由于需要女性在田间劳动而受到抑制；随着城市生活的出现，妇女被限制在家里，不断增加的财富甚至使她萌生了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在色诺芬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处理了一个朋友的问题。由于政治动乱，这个朋友和14名女性亲属住在他家里，这些女人都养尊处优，过去没有从事过任何工作。苏格拉底规劝他，还是应该让这些女人做些适合的工作，比如纺线。当她们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善后，唯一的问题是，她们现在抱怨其监护人太过懒散了。但苏格拉底说，他的责任就是保护，正如牧羊犬照看羊群一样(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类似的态度也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哲学家们(柏拉图是一个高尚的例外)都认为女人被赋予的理性远低于男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在奴隶身上，根本就没有思考能力；在女性身上，思考能力是不起作用的；在孩子身上，思考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全”；家庭是一种涉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自然关系，“至于男性和女性，这种优劣关系是永恒的”。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刻画的女人比男人更生动、更有特色：希腊悲剧中最强大的人物都是女人。究其原因却是：女人被认为更易于产生极端情绪进而带来暴力行为。悲剧家表达了对女人困难处境的深刻洞察：

但是现在，离开了我父亲的家，我什么都不是。是的，我经常审视女人的天性，我们什么都不是。我认为，年轻的女孩在父亲的家里，有着凡人所知的最甜美的生活，因为天真无邪让孩子们永远安全和幸福。但是当我们进入青春期，明白事理后，我们就被赶走、被卖掉、远离了我们的神，远离了我们的父母。有些女人走进了陌生人的家，有些走进了外邦人的家，有些走进了没有快乐的家，有些走进了充满敌意的家。所有这些，一旦第一夜我们被戴上枷锁、拉到我们的丈夫跟前，我们就被迫赞美并且说这一切都是好的。(索福克勒斯，《忒琉斯》，残篇，583)

但是这些真知灼见隐藏在骇人听闻的暴力故事中。在这部现已散佚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普若克涅(Procne)正准备杀死她的儿子，以此来报复她丈夫对她妹妹的诱奸。在宗教氛围里，妇女也被认为与男人不同，因为她们更适合于信仰与仪式中那些黑暗的、非理性的和狂欢的层面。尽管有很多迹象反映了对女性处境的同情，结果仍然是强化了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即女人需要保护，以免遭受她们自己及外部世界的伤害。

这样的态度仅涉及雅典的妇女：

这就是娶个女人做妻子的含义：让她生孩子，让儿子们成为胞族和德谟的成员，将女儿许配给她们自己的丈夫。我们要妓女(hetairai)是为了愉悦，要情妇是为了每天放松我们的身体，但是娶个妻子是为了给我们生育合法的孩子并且忠实地照顾家。

所以，一个雅典演说家请求陪审团要牢记雅典女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

一个陌生人走进一间有女人在场或可能在场的房间，会引来愤怒——除非他受到了主人的邀请。雅典住宅的结构布局实际上反映出，甚至在一个住宅内，在女人区和男人的公共房间之间也有严格的分隔：在大宅院里，女人区坐落在远离街口的地方，而街口一般都有奴隶门童把守。在乡下，农舍的主要特征是庭院，女人和孩子白天在这里活动；庭院的四周是平房，角落里有一座坚固的储物塔楼，当有陌生人造访的时候，女人可以到塔楼上回避。在较小的城市住宅里，男人住在一楼，女人区在楼上。有一个著名的谋杀案件，被告声称，他年轻的妻子要与他交换睡觉的地方，这样她能离井近一点，以便给婴儿洗澡——也能让她和情人约会。但是这个情人是怎样做到与一个有夫之妇交往的呢？他在一个葬礼上注意到她，买通了她的女奴隶为他传信，在地母节这个女性节日的掩护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她才能离开家——他们相见了。这个丈夫带着一帮邻居、当场抓到了妻子的情人并杀死了他。当然，这是合法的：原告只能宣称，杀人者是出于其他原因事先计划好的行凶。女人离开家通常是有人陪伴的；一个女人在外面劳作则表明，要么她非常穷，要么她不是公民。

不管这种对女人的态度在农业社会多么普遍，只要我们把希腊人理想化成西方文明的鼻祖，我们就很难认同这种态度。

在雅典，这种态度的影响再加上对男性社会群体的强调，构建了作为城邦中心的公共生活：古代雅典的重心从家庭转移到城邦集体，所以就有了辉煌的节日和展示，以及用于宗教和政治目的的大型公共建筑。在阿哥拉，也就是在被这些大型建筑围绕的广场上，雅典男子度过了他们的一生。相比之下，他的家是寒酸的，不起眼的：在民主制下，炫耀与其他公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危险的——不管怎么说，男人的生活是在公共空间而不是在私人空间里度过的。雅典能够展现这个古代城市理想典范的成就，存在着根本原因：家庭的磨蚀，是雅典人能够成功逃避部落和亲缘纽带关系进而建立新型社会和政治组织所付出的代价。

经济

把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进行比较和对照太过简单，而且很容易陷入古代经济就是原始的、农业的误解中，仿佛农业经济天生就是简单的。雅典的例子对此是一个有益的矫正。阿提卡的土地基本上不适合简单经济：它的面积大约为1000平方英里，由山脉、高地的丛林、草场，以及小块的耕地组成，而大部分耕地只适合种植橄榄；这样的地理限制意味着，大量完全不同且高度专业化的农业活动，要由一个用于交换的中心定居区进行协调。最近对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提尼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的研究有一项奇异的成果，即我们能够计算出古典时代初期阿提卡人口的分布，因为每个德谟都按照其人口比例提供议事会成员。最肥沃的土地是厄琉西斯(Eleusis)平原、刻菲索斯(Cephissus)河谷以及马拉松(Marathon)平原。在这里，农业种植和葡萄栽培一定是最主要的，土地比较肥沃的摩索吉亚(Mesogeia)地区仍然是松香酒(restina)生产的中心。这些地区生活着五分之二的人口就毫不奇怪了。而城市本身集中了手工业、贸易和服务活动，构成了人口的另五分之一。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地以及在多岩石的劳里昂(Laurium)半岛上，存在大型定居点的证据。这里的主要活动是在可能的地方种植橄榄，不然就是放牧 ——主要是山羊和绵羊，以获取羊毛和奶制品(在希腊世界，肉类总是要留待节日期间和祭祀时才能享用)，当然还有林业。即使在今天，阿提卡地区依然林木茂盛。因此，尽管这些地区总人口密度较低，却拥有不少大型定居点；其中最大的一个德谟是阿卡奈(Acharnae)，拥有的代表人数约相当于其他类似德谟的两倍，相当于雅典城本身代表人数的一半以上。阿卡奈又以木炭工业闻名：在使用煤之前的时代里，木炭是主要的家用和工业用燃料，熔化金属、做饭和城市取暖都需要大量的木炭。

古典时代没有类似这样的资料。但是，阿提卡在城市化充分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复杂而多样的农业经济。还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作为一个拥有卫星城的大都市，雅典很早就需要大量进口谷物，对谷物进口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晚期。保护谷物(贸易)路线，尤其是保护来自黑海的谷物(贸易)路线，在整个古典时期一直是雅典公共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的人口，从大约30,000人增长至公元前5世纪的40,000人；然后在公元前317年的人口统计中降至21,000人，其中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次人口统计还涵盖了10,000名外邦人。

如果要说明自由民家眷人数，那么这些数字乘以四就应该非常接近了，还应该加上约100,000名的奴隶。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谷物产量数据显示，为了养活这些人口，至少一半或者可能近80%的谷物——即主食，不得不依赖进口。因此，贸易成为雅典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谷物贸易被严格管理：雅典居民禁止运送谷物，不过运送到皮拉奥斯的除外。法律禁止谷物的再出口或囤积，有专职官员管理市场。混合贷款、利润分享和保险制度似乎主要是为谷物贸易设计的。凭借这样的制度，个人以高额的利率把资本借给船主进行特定的航行：只要航行圆满完成，贷款就可以还付了。不过，雅典还给予外邦人快捷出入雅典法庭的权利，公正对待外邦人，鼓励外邦人在雅典定居，以此来促进其他贸易地区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早期，狄米斯托克利在皮拉奥斯建立了城垒和良港，为雅典的贸易霸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457年，老城和港口随着它们之间的长城的建立而联结在了一起。到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成为希腊的主要贸易中心。雅典在内战中的失败以及雅典帝国的崩溃，并没有影响其贸易地位。但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东地中海与新希腊化城市周围的中东地区完成了统一，经济中心由此发生了转移。只是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才开始失去了贸易霸权。

在雅典，第二种类型的经济活动源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伯里克利发起的公共建设项目。保存下来的账目记录涉及建筑的后期阶段、修整工作以及技术工匠进行的雕刻装饰活动；劳动者中混杂着雅典人和外邦人、自由民和奴隶；每种类型的工作、工资都是一样的，不分社会阶层。早些时候，一定也需要大量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挖掘地基、测量工地，进行建筑物主体的建设。而建筑项目本身首次大规模使用潘提里库姆山(Mount Pentelicum)大理石采石场的石料，同样带来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采石场以及到雅典的石头运输都需要劳动力(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建筑作业中，运送石料一直是花费最多的部分)。在缺少大量奴隶劳动力的情况下，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贫穷的公民从这项工作中获益最多。在公元前5世纪的公共雕刻和公元前4世纪末的私人墓地纪念碑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神庙建设停止后，雕刻家们或者去希腊的其他地区，或者转移到私人领域。类似的还有那些没有技术的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典，除了战争期间和金融危机时期，民主国家一直支持重大公共建筑规划。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巨大边境堡垒和吕库古斯(Lycurgus)建设规划，都是借公共建筑提供国家就业政策的直接延续；而这种政策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僭主时代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其他经济活动主要以工艺技能为基础，因此不需要雇用大量的劳动力，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创造活跃而多样的市场是相当重要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希腊高品质绘画陶器的中心。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一直保持着这种优势地位。彼时，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可用的贵重金属不断增加，从而转移了人们对艺术陶器的需求。雅典城内最有名的一个区域被称为“凯拉美科斯”(Kerameikos)，即陶工区。据计算，在雅典工作的瓶画师的人数在从来不超过100人，陶工的人数也是一样。然而，想想制陶过程的每个阶段，从挖土、燃料提供到作坊雇工及最后将产品卖到远至埃特鲁里亚和西班牙的商人网络——我们便会明白，这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有些工艺超越了手工作坊阶段，发展成以使用奴隶劳动为主的手工工场。政治家之父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拥有两个工场，一个用30名奴隶生产剑，另一个用20名奴隶生产卧榻；吕西阿斯(Lysias)的盾牌工场是已知最大的工场，用了120名奴隶。古典时期，大量著名的政治家似乎都从这样的企业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红利。这是根据喜剧诗人对他们职业的评论所做出的推断(例如，对喜剧诗人来说，富有的克里昂是鞣皮工)。工场的发展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契约的存在，特别是在武器装备部门；二是大城市更普遍的需要。

必须提及的是财富的最后一项来源：银矿的开采。公元前5世纪早期，在劳里昂山上发现了一条新的银矿脉；于是在整个古典时期，人们持续而集中地进行银矿开采，只是在动**时期有过短暂的中断。国家授予雅典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特许权，这些企业则用大量的奴隶进行开采。利润是巨大的，国家从银矿中得到的税收总和，与谷物贸易的总消费相当，每个特许权在三年的时间里能够带来多达100塔兰特的收益。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家尼西阿斯(Nicias)用另一种方式获利，即为银矿提供劳动力：他有1000名奴隶被放出去在银矿劳动，每年能得到10塔兰特的收入，资本回报率为33%。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篇》和色诺芬的《会饮篇》，都以贵族卡里阿斯(Callias)的家为背景；而卡利阿斯家族是公元前5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家族之一，其庞大的财富基本上来自于银矿。

与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相比，富人更愿意以租金和利润为生。但正是古代哲学家的偏见——即认为土地的拥有是唯一值得尊敬的财富来源——把我们骗进了这样的想法。税款申报和继承目的证明了财富来源的多样性，这些财富种类都以标准的形式登记在册：农业财产、城市财产出租、手工工场和作坊、私人产业、现金、储蓄或借贷出去的钱。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声明，列出了这些种类中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的资本和收入。

在雅典平民中，那些有地的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很多人依靠其他生产活动为生；他们的富裕程度不同，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社会隔阂。古代卫城上某些最引人注目的供奉对象都是工匠，尤其是陶工和雕刻师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然而的确存在着一种偏见：除了国家雇佣外，其他的雇佣劳动是被人看不起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或极端贫困时，雅典人才会为别人长期工作。这可能是奴隶制带来的主要后果，没有人愿意为主人工作，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奴隶的地位。于是，奴隶制一方面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另一方面又填补了这个缺口。

有三分之一的自由民不是公民。外邦人则被称为“麦提克”(metoikos)。在雅典，他必须要找一个公民保护人，并且在当局登记，缴纳小额年税。作为回报，他能够在法律上获得全面有效的保护；但也须承担公民的大部分责任，比如捐献公共基金，为节日和军事服务提供资金。他不只是不能与雅典公民通婚，也不得在阿提卡拥有地产。公民和麦提克之间的界限，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被跨越。后代作家经常把希腊城市的排他性与罗马的宽容相对比，断言这就是希腊帝国如此短命和不得人心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整个古典时代，在雅典的麦提克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对雅典忠诚，也以自己的身份自豪。他们集中在皮拉奥斯，很自然地在非农业领域，在手工业、技能工艺、贸易和诸如银行业之类的贸易企业中表现尤其出色。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麦提克融合的程度。叙拉古人凯法鲁斯(Cephalus)受伯里克利的邀请来到雅典：他拥有一个正履行政府合同的大型盾牌制造厂；他在皮拉奥斯的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背景，对话开始于他同苏格拉底讨论他对巨额财富的态度。他的儿子波利马库斯(Polemarchus)和吕西阿斯(Lysias)都是激进民主的坚定支持者。公元前404年，在亲斯巴达的寡头派统治时期，波利马库斯被处决，财产丧失殆尽。吕西阿斯则成功出逃，长期流亡异乡；等到返回雅典时，他因忠诚而赢得了公民权，尽管这种授予很快就失去了法律效力。吕西阿斯于是变成了法庭演说稿的主要撰写者，直到约公元前380年他去世为止。由于所有的诉讼当事人都不得不为自己辩护，雇用专业人士只是为了撰写演说稿而已，因此，作为一个非公民，他不能在法庭上讲话这一事实已也没什么要紧了。很明显，凯法鲁和他的家庭与雅典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精英能够自由地交往，他们自己就是雅典社会的重要成员，并坚定不移地忠诚于它——即使他们并没有公民权。

与雇佣劳动不同，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里，奴隶制是一种自然的剥削形式，尽管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但很可能阿提卡的奴隶数量大体相当于自由居民的人数，在100,000人左右。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奴隶身份是没有疑义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主人可以随意对待他们——尽管只有傻瓜才会虐待自己的工具；他人对奴隶造成伤害的话要对奴隶的主人进行赔偿。但雅典的法律规定，奴隶的证言只有在他受到酷刑的折磨之后才可被采信——原因显而易见；为了把一个奴隶从对其主人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必须代之以更大的恐惧。

让我们从数字谈起。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最穷的人是没有奴隶的——这被看成是巨大的不幸，所有人都渴望至少拥有一个奴隶——这一点类似于现代欧洲人对拥有汽车的态度。不过，同其他耐用消费品一样，对财产的需求，提高了个人所能承担的上限。每个上战场的士兵都带着一个奴隶，这通常意味着还有其他的奴隶留在了家里。在社会等级的顶端，一个真正的富人可能拥有50个以上的奴隶，有的在手工工场里，也有的在家里。除开采银矿需要大量奴隶这种特殊情况外，大规模的奴隶劳动依然是罕见的。我们发现，从事不同工种工作的奴隶数量(陶工、护士、教师、女仆、厨师等)可与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各阶层家庭所使用的用人数量相提并论。农业奴隶制由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受到限制：一般与自己的家庭成员在自家土地上劳动的农民，要养活一到两个以上的奴隶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有足够土地、不用劳动就可以生活的人，亟须一个奴隶监工和最少四五个农工，也可能多达十五个。

关于数字的问题的探讨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证明，在绝大多数经济领域里，奴隶和自由民是如何在一起劳动并且如何在同样条件下工作的：实际上，有一种奴隶能作为工匠真正独立地工作，然后把挣得的一部分收入交给他们的主人。这种工作关系解释了为什么雅典社会明显是一个拥有奴隶的社会，同时又在很多方面缺乏奴隶经济的特征，奴隶制特殊的剥削方式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发展。从真正意义上说，奴隶制是对雇佣劳动的替代，这意味着二者的社会条件属于同一类型。一个反动的雅典评论家以夸张的描述反映了这种情况：

至于雅典的奴隶和麦提克[3]，他们过着一种最没有修养的生活；打他们是不被允许的，但奴隶对你却可以极端漠视。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吧。如果法律允许自由民打奴隶或麦提克或被释奴的话，他会经常发现自己误将一个雅典人当成奴隶而殴打他。因为仅就穿衣和外貌而言，普通人看起来和奴隶、麦提克一样。(伪色诺芬，《雅典政制》)

只在一种情况下，真正的奴隶经济才发展起来：在组织开采银矿的人力时，会避开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因为没有自由民能忍受矿井的条件。奴隶主在合同中要求填充所有死去奴隶的数量，以保护自己免遭损失，然而这种合同却几乎不能对奴隶提供保护。奴隶主获得的利润着实丰厚，三年就能让他买得起新奴隶。矿井的框架，生活在300英尺的地下的坑道内，仅仅在通风井半腰生的火堆产生的向下气流带来赖以为生的空气，矿井出口处的看守房间、非常狭窄的坑道，矿工在工作时必须爬行或跪着，所有的搬运工作都由儿童来做——这一切都揭开了矿井的真相。几乎没有雅典人来参观他们投资的劳里昂银矿，因为矿上已雇用了专门的监工。甚至在地面上，矿工也要被拴着锁链。尼西阿斯的财富都来自童工的劳动，但他却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具道德感、最虔诚的人。这真是对雅典人的冷漠的严酷证据。

文化

文化需要闲暇和场合：在前工业世界，或者在人们工作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的地方，闲暇通常不是一个问题。在古典世界里，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场合，私人的和公共的，酒会(symposion)和节日。

酒会或是男性宴饮群体，属于前面已经描述过的社会群体，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在古典时期仍然存在的贵族文化形式，只是不再占据优势地位。较早的时候，希腊诗歌、希腊音乐和希腊陶器的大部分都是为这样的群体创造的；在希腊各地，这些群体保持着非常明显的一致性。虽然艺术的创造力衰减了，但酒会仍然是社会生活的焦点。酒会在“男人的房间”(andrōn)里举行，房间通常是专门设计的。门在偏离中心的位置，里面放着供参加者躺卧的卧榻；一两个人共用一张卧榻，左臂支撑在榻上。在他们前面的矮桌上，摆放着清淡的点心。房间大小因卧榻的多寡而定：或两三张或十二张又或者更多——因此，酒会的规模相对来说不大。在房间里，有一个大的调酒罐(kratēr)，葡萄酒要按一定的比例兑上水，通常是加上两三倍的水，酒精度大约与现代啤酒相当；斟酒人是年轻的男女奴隶，通常因貌美而被挑选来。参加者有时用金属器皿喝酒，但更多时候，他们使用精美的带绘画的陶器，这是雅典的特产。他们的行为举止要遵循复杂的社会习俗，并在一个领导者的指导下进行。尽管没有像阿那克里翁(Anacreon)或阿尔凯奥斯(Alcaeus)这样伟大的诗人了，但仍然有诗歌表演。那些能够确定时间的无名宴饮(skolia)发生的年代大部分非常早；被认为由忒奥格尼斯(Theognis)[4]创作的短歌集似乎也可以溯源至这个时期的宴饮歌集。酒会中有大量游戏(kottabos，把酒弹向靶子，是其中最成熟的一项游戏)，以及后来逐渐增加的、由男女奴隶表演的专业娱乐活动。柏拉图和色诺芬对古典时期酒会的文学再现，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是秩序和次序的因素：同喝酒一样，讲话是有次序的——每个人轮流讨论选定的主题；第二个是爱情和性的重要性：这些自然的情感被排斥在家庭环境之外，却在酒会的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同性恋在古代希腊十分重要的主要原因，因为酒会为“尘世的”和“精神的”两种类型的结合提供了交点，不论是涉及饮者同伴还是涉及奴隶男孩：对这些情感的理想化，也激发了欧洲文学中对爱情的最高表达。雅典女人从不参加酒会，但妓女却很常见，奴隶经常被一个或几个男人所共有，作为娱乐的一部分陪伴他们。“被告内亚厄拉(Neaera)在很多男人面前喝酒吃饭，就像一个妓女做的那样”——她不可能是雅典公民。瓶画最为清晰地描绘了酒会的行为范围。在文学作品里，色诺芬是最好的指导者，他轻松愉快地叙述了关于爱情的谈话，关于卡里阿斯对他的某个客人的儿子的迷恋，以及关于两个专业奴隶表演者献上的既惊险又色情的娱乐节目。晚会结束后，参加酒会的人经常在大街上借酒闹事，无辜的路人可能会被痛殴，甚至还会发生凶险的事件。比如在公元前415年5月的一个漆黑夜晚，就发生了雅典公民家门外的赫耳墨斯雕像被毁事件。据称，很多躲在私宅里的聚会故意亵渎了厄琉西斯秘仪。

这些活动都属于贵族阶层：这种社会差距在阿里斯托芬《马蜂》的一个场景中得到了说明。在一个场景中，“贵族”儿子试图教他“劳动者阶级”的父亲如何举止得当：

“来，躺下来，学一学在酒会和聚会的场合怎么做。”

“然后，我怎么做呢？得了，告诉我吧。”

“文雅一些。”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哦，不。”

“然后怎样？”

“把膝头伸直，把自己放在卧榻上，像一个运动员那样流畅。”

“然后赞美一只铜盘，观看天花板，欣赏大厅里的挂毯。”

不用说，这个老头以丢脸的行为结束了酒会，他偷走了一个吹笛女孩，又因打人行为被愤怒的公民追击。

酒会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也在体育场(gymnasion)里得到了表达。希腊社会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严肃对待体育的社会。有顶级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节日的联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仅仅是最著名的一个)在公元前6世纪就设立起来了；运动员在他们的城市里都是著名人物，在为他们的胜利举行的庆祝和宴饮上，品达这样的诗人都会为他们献上颂歌。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竞技以及其他活动中的群体非常重要，却没有团体项目。年轻人在体育场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训练，追求自己所爱，或者在谈话中消磨时光。两个著名体育场的名字“阿卡德米”(Academy)和“吕克昂”(Lyceum)后来成为两所著名哲学学校的名字，分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园。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哲学家规定的活动有意接近于体育训练的原理。

节日是民主文化的中心，在节日里，人们沉浸在公众宴饮、宗教体验和大型艺术之中。我们在其他章节也会探讨节日的剧场(第7章)和宗教(第11章)，而在这里，只要记住节日不同的层面是不可分割的就足够了。在大狄奥尼索斯节上，剧场表演的前一天，多达240头的公牛按照仪式被宰杀、被吃掉，然后是酒后的狂欢，许多人整晚睡在大街上，悲剧观众的经历一定包括鲜血凝干后的恶臭以及难以忍受的宿醉。从文化角度看，公众节日所蕴含的资助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重要方面：制作伟大艺术作品的人不再是僭主或贵族，而是作为整体的民众。艺术创作要满足于更加公开、更加多样的娱乐需求：以适合于宗教节日的歌队舞蹈的传统为基础，产生了真正的大众艺术。但是艺术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仍然不可忽视，这对伟大的艺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认识到，在支持歌队或戏剧节日或体育比赛或装备海上战舰等事情上，是富人提供了金钱，而普通人则享受着节日和比赛；他们的三列桨战舰也有人提供装备”。事实上，法律要求富人承担公共的“捐助”，并在人民面前竞相展现他们的慷慨。

教育

希腊字母，即英文字母的本源，是在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的，为文字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到了公元前5世纪，一个男性公民能读会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使我们很难确定文字是怎样传播的。但是某些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读写能力在希腊从来不是一种只被专家占据的职业技能；从一开始，写作就被用于大量的活动中，从写作诗歌到咒骂敌人，从公布法律到投票选举，从雕刻墓碑或题词到书写商品目录。目不识丁被认为是愚昧的、没有教养的。然而我们的资料也显示，写作、拼读和语法知识的掌握，也存在水平等级：只有文化普及的社会才能提供这样的从半文盲到文盲的证据。当然，没有迹象表明，女性被期待和被鼓励去阅读，尽管她们中的不少人有这种能力。为谨慎起见，我们应该说，在雅典这样的城市里，有半数以上的男性能读会写，希腊城市在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水平，要高于20世纪之前西方文化的任何阶段。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希腊文化仍然是一种口传文化；人们喜欢的交流方式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

文化普及意味着学校教育的普及：有组织的学校最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出现了。教育是要付费的，但是费用很低，因为学校教师通常被人看不起。雅典法律规定了开学和放学的时间、允许上学的男童数量和年龄，并建立了对教师的国家监管——很明显这是一种为了使孩子免受教师侵害的道德保护；那些能花得起钱的孩子上学时则由奴隶陪伴。学校教育从7岁开始，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在学习基本技能所必需的三四年之后，不能继续学习。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被认为是从18岁开始的，所以我们必须设想很多人有10年的学龄。教育在传统上被分为三个领域，由三个不同类型的老师进行传授：文学、体育和音乐。文学从阅读和写作、语法和语言工作开始学起，也包括背诵诗歌(特别是荷马史诗)，吸纳道德内容，讨论有限的文学作品和作者提出的其他问题。教师十分强调呆板的练习和写作；为了弥补自己较低的社会地位，他们会通过体罚学生建立纪律约束。学生们不学习散文作品，也不学习数学或者任何技术性的科目：希腊人总体上认为诗人有益于指导实践，他们的道德价值反映了他们的教育实践。体育教育是在摔跤场上完成的，有专业老师指导。至少有一部分体育教育是公开的，包括在希腊从事的基础运动，这些都是个人的而不是团体的项目。音乐在古典时期似乎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包括歌队舞蹈和乐器演奏。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教育起初是贵族的，提供的基本文化和体育技能是为了满足在运动场和酒会中的炫耀的需求。但是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很多迹象表明，教育是为了满足更广大群体的需要，这也能解释阿里斯托芬《云》里的几种教育类型之间存在的明显冲突。到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体制已经足够标准和普及，由国家对青年人的训练体系进行完善。所有成年人从18岁开始，要在专门任命的官员指导下，在体育场内和军事训练中度过两年的时间，这种被称为“埃菲贝亚”(ephēbeia)的组织，在希腊化时期成为一个希腊城市的标志，也是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主要区别。

然而，阿里斯托芬的《云》的焦点是展现了一种存在于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不同的冲突。这部剧写作的时代是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此时已形成系统的高等教育，试图训练年轻人参与公共生活。巡游的讲演者展示着对古文物学、人类学、数学或语言学等神秘学科的知识。特别是公共演说的技巧，是公元前5世纪的生活中已被普遍接受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交流的便利以及对知识分子演说技巧的高度重视。雅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讲演者会集于此。柏拉图就对大量名人的造访感到非常兴奋，这些人包括利昂提尼的高尔吉亚(Gorgias of Leontini)、阿布提拉的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 of Abdera)、凯奥斯的普罗迪科(Prodicus of Ceos)、兰普撒库斯的阿纳克萨哥拉(Anaxagoras of Lampsacus)、厄里斯的西庇阿斯(Hippias of Elis)以及(还应该加上)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柏拉图也在这些被称为“智者派”的人与雅典的苏格拉底之间建立了对照：他们传授各种知识，而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无知；他们在公众演说中炫耀自己的技能，而苏格拉底只能提出问题、拒绝准备好的现成答案；他们教学生、让人变得更好，而苏格拉底只是要确认人类的无知；他们收取高额的学费，而苏格拉底是免费的。但是，在诸如《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和《高尔吉亚篇》(Gorgias)这样的对话里，主要的冲突没有反映当时的观点，也没有区分苏格拉底和那些智者的行为。智者派的观点在其他章节中也有讨论，但是，对阿里斯托芬来说，这些人在怀疑论和道德相对论方面、在对金钱的热爱和对知识主张的自命不凡上都非常相似，反映了普通雅典人的偏见。他们使人们对诸如神的存在和服从法律的责任之类的基本社会道德观提出了疑问，有些人甚至鼓励自己的学生认为政治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他们教了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把坏说成好的能力”。公开演讲技能意味着辩论基本理论的发展、对劝说心理活动的了解，以及视修辞艺术独立于真理信仰之外的意愿。这套技巧的结果似乎有点用处，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匿名课本《双重论证》(Dissoi Logoi)里，有辩论和反辩论的目录；在安提丰的《四部曲》(Tetralogies)里，也列出了对虚拟谋杀案的对立双方的辩论。但是，如果一个人学习了对一个案例两方面的辩论，他怎么能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公元前5世纪末，智者派对贵族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新一代政治家出现了，他们更老于世故，也更愤世嫉俗，与蛊惑民心的政客的粗鄙态度形成对立；他们卷入了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寡头政变，使宣称政治是一种艺术的企图受到怀疑——至少在现实世界里是如此。但显然，在公元前4世纪的两个伟大教育家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指导下，智者派教育体系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柏拉图的对话所展现的公元前5世纪这一虚构世界的背后，存在着日益有效的公元前4世纪的教育机构，试图为新的哲学时代创造领袖，几乎系统地研究了从数学到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各个分支。伊索克拉底是天生的教育家，却堪称雅典最乏味的作家；非常不幸的是，他竟然活到了98岁高龄。他推进了智者派运动，为学生提供毫无内容可言的技巧训练——于是，修辞学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不仅用于公开演说，还适用于各种语言场合。他还提供了一种普及的文化教育，据说许多著名的演讲家和文化名人都跟他学习过；但是他的理论缺少让人深入思考的动力。尽管如此，这些方法依然非常适合作为高等教育框架的标准模式。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的冲突，发展了逻辑学和修辞学的系统理论——这一点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是能够感觉到的——也发展了哲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对立。而正是这两种适合成人心智的精神活动形式，在古代世界的文化中占据了首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