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腊历史学家（1 / 1）

奥斯温·穆瑞(Oswyn Murray)

历史学的诞生

许多社会都有专司记录者：祭司或官员，他们记录那些被认为延续社会价值所必需的传统；许多社会也有祭司或官方所做的记录，意在帮助调控或安抚神灵和人类的世界，不过也能被现代学者解读为历史。然而作为一种独特文化行为的历史撰述，其起源似乎并不依赖于这些天然的社会态度，而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实际上历史的撰述只在三个不同的社会独立发展起来：犹太、希腊和中国。历史学的特性在每个社会都截然不同：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服务于社会需要的艺术形式，因而也受到了其起源社会的影响。

希腊的历史撰述传统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通过与另一种深刻影响我们的传统——保存在《旧约》中的犹太历史书写——相比较，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它的特性。希腊人和犹太人各自独立地产生了历史学，但时间大致相当，也是为了应对相似的压力，即：在中东庞大帝国面前建立和支撑一种民族认同感。就像犹太历史撰述产生于和亚述竞争、被掳巴比伦、返回应许之地的过程中一样，在抗击波斯的战争中激发的民族认同感，也促进了希腊历史撰述的产生。但是这两种历史传统写作的前提和材料是迥然相异的。对犹太人来说，历史是上帝与他的选民之间契约的记录，其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们遵从其命令的意愿。因此，历史只是一个仅属于上帝的故事：不同的元素和个体作者(并非总是成功地)被铸进一个连续的记叙中。然而，希腊的历史学能够在人类事务中认可某种道德范式，认为这些事务处在人类的控制之中。历史是对人类伟大事业的记录，并非是对神之宽恕或愤怒的记录。对这些伟大事业的记叙就是历史。因此，一个希腊历史学家，就是那位在其作品的第一句“署名”的人——“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他研究……”“雅典的修昔底德写了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这一规则最大的例外恰好是为了巩固它。一些人，如想要继续修昔底德未竟之业的色诺芬，选择了不显示他们的身份：色诺芬以“一些天以后”开始他的创作，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尽管他使用第一人称表达观点的风格远比修昔底德更明显。我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另一个(也是更好的那个)修昔底德续篇作者的姓名——虽然这一续篇部分通过纸草留存下来，作者是“奥克西里库斯史家”(Oxyrhynchus historian，这一称呼来自其文献抄本所发现之处的埃及乡村)。后来一代代的基督教人士，实际上在努力将这种个人主义的历史撰述类型转变成一种“旧约模式”的叙述历史传统，并且通过本能或者经济的作用在选择一个“历史的链条”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每个时代只有一种历史记叙留存下来，这些记述展现了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相对连续的叙述性历史。但一个关于希腊历史撰述的恰当历史，必须既关注到散佚了什么、又关注到幸存了什么。

犹太和希腊历史撰述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们的史料来源以及对待其来源的态度。犹太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一种事件的多样性上，这种多样性颇受现代历史学家赞誉，包括三个基本类型——事件(习俗、禁忌、仪式，以及对这些事件的阐释)，口头传统(颂歌、诗歌、预言、神话、民间故事)，以及书写传统(法律、官方文件、王室和僧侣编年史、传记)；并且倾向于引用诸如档案类的证据和证物。而希腊历史学家最初采用的史料来源与之相比要简单、基础得多。希腊人更为关注文学，而非历史方面的证据。因此他们很少引用文献。然而悖论出现了：希腊的历史撰述传统在从虚构故事中分辨事实的能力上，要高于犹太传统；上帝伪造历史的能力，远比历史学家个体通过自己的道德偏见伪造历史高明得多。实际上，希腊人教会了西方人如何在上帝之外创造和写作历史。

希腊人和犹太人都学习来自同一种源头的字母，即腓尼基人所创造的字母。希腊的书写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但希腊仍长期保持着一种口述文化传统。在这种口述文化中，人们说话用散文，创作用韵文。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就是后来神话与历史相区分的一个标记。然而我们所知最早的散文作品，是有关哲学而非历史的，并与一种以某种周密精确的形式表述和传达思想的需求相联系；约公元前550年，哲学家、米利都的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 of Miletus)撰写了一本《论自然》(On Nature)，探讨物质世界的基本结构及其可见形式，包括最早关于大地和天空的地图及其描述。约50年以后，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Hecataeus of Miletus)创作了一部相似的、同样带有一幅地图的《世界概览》(Description of the Earth)；分成两卷，一卷写欧洲，一卷写亚洲，记录了从他自己和从其他旅行者那里收集得来的信息。在希腊人的历史观中，地理学和民族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赫卡泰奥斯另一部称作《谱系志》(Genealogies)的作品，常被认为第一次展示了批评调查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西方历史撰述的基本特征。因为其作品开篇便说：“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谨申：我之写作，在我看来是真实之事；希腊人的许多传说，复杂纷纭，在我看来多荒谬可笑。”(FGH[1] 1， F. 1)该书实际上似乎是一部英雄神话和英雄谱系集，通过将其合理化，有意识地将那些英雄还原到一种伪历史叙述中去。对历史学来说，这个起点显得奇妙又不真实——一方面想确认在理性的范围内理解过去的愿望，另一方面又采用了根本不适宜的神话材料。这表明了一种将历史从神话中剥离出去的愿望，但同时又对区分二者感到无能为力。

希罗多德

批评家们不时地竭力寻找那些在赫卡泰奥斯之后的时代籍籍无名的历史学家，以解释历史撰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状况。但是这些看法基于不可靠的证据和一种错误的理念，即当地的历史学或专著必须在拥有一个重大主题的一般历史之前出现。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确实担当得起古已有之的“历史之父”的称号。他的作品是保存完整的最早的希腊散文，有约600页或者9“卷”之多。开篇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我们肯定这部作品符合上述理论的最根本的正当理由，是其对希腊和波斯战争的记述，尤其是最后三卷描述的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对希腊的远征。这是个关于一支(依其记载)拥有1,700,000人和1200艘战舰的军队如何被分散的希腊力量击败的故事。希腊人在没有战事时只能召集40,000人和378艘战舰；我们可能会质疑波斯军队的人数，但是希腊人的策略表明，我们不能怀疑在每个战役中希腊的人数都远少于敌人的事实。来自希罗多德家乡的一支舰队曾站在波斯一边参加战斗，因此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可能就是重大远征的起航或者返回的场面；他伴着爱奥尼人在解放事业中的欢乐和痛苦成长，也体验了被胜利的雅典海军征服的感受。对希罗多德这一代人来说，父辈们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他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从巴比伦之囚返乡之事创造了以斯拉(Ezra)的世界一样。在他作品的最后一卷，希罗多德极尽美好之词句，渴望给这新一代英雄们恰当的纪念，“使人类的功业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遗忘”。

这次战争的中心主题需要希罗多德回到事件的起源：“谁是事实上最早侵犯希腊人的人”。因此他的作品以爱奥尼希腊人与吕底亚王国之间较早的冲突开端，然后才转到波斯强大的原因以及居鲁士大帝的故事，再叙波斯远征埃及、北非和黑海沿岸，直到我们看到的与希腊那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但这一中心主题只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希罗多德“调查”或“研究”的记述(实际上这是“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和第一次有记载的用法)。与赫卡泰奥斯一样，希罗多德也是一个旅行者。在前四卷中，战争的主题是次要的，甚至在其后的部分也常常如此；贯穿其中的线索是一系列从不同地方搜集的事件或故事。与这一线索平行的是一些有关著名人物形象的故事(如神话诗人阿里昂或波斯宫廷医生克罗同的德摩克迪斯)，以及一些城市兴衰的真实历史(如雅典、斯巴达、埃及的瑙克拉提斯)；最后是关于各文明的地理和民族的全面记述，篇幅最多的是埃及，占据了整整第二卷。

结果，这部作品远非对一场纯粹冲突因果的解释。毋宁说它是一幅已知世界的图画。在这幅画上，每个民族的地理、风俗、信仰和纪念建筑，至少是同样重要，哪怕它们与战争的联系经常难以捉摸。正是这些内容，为希罗多德的记述增加了深度和厚度，使之成为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和一部关于一场战争的信史。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还是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战争——地中海地区信奉平等主义的城邦与近东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这也使希罗多德在他的治史方法上比任何其他古代作家都更具现代性，已经接近于整体历史的观念了。

实际上，希罗多德对其他文明的开明态度，使他被称为一个“偏爱蛮族者”(barbarophile)。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源自探险时代的旧式爱奥尼观点，这一观点可能通过希罗多德自己的哈利卡纳苏斯共同体传统得以强化。哈利卡纳苏斯是一个希腊人和卡里亚人(Carian)混居的城邦。但在对文化和自然、习俗与自然关系新的智者式兴趣的影响下，这些态度已经被系统化了。“对任何人来说，不管是谁，如果有机会在世界一切民族的风俗中选择在他看来是最好的，那么在经过检查之后，他一定会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放在第一位。”希罗多德通过一个希腊人和印度人在大流士国王面前对比的故事来说明这一观点：印度人厌恶听到希腊人火葬他们死去的父亲的尸体，希腊人则惊骇于印度人竟然吃掉他们父亲的尸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习惯是这样地根深蒂固，因此我以为，品达说习惯乃是‘万物的主宰’一点没错。”

这部作品的两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两种主要文学倾向的影响，一为荷马式的战争与冲突的世界，一为赫卡泰奥斯式的宽容与和平的世界。它们可能还反映了希罗多德作品按年代顺序发展的过程。起初，他似乎是一位外族文化专家、旅行的博学者，讲述世界的奇闻异事；直到后来，才将他的调查研究置于一个统一的主题之下。尽管现代有诸多争论，但这似乎仍然是为何该作品中有诸多难解之处的最令人满意的解答了。

希罗多德如何获取信息？某些信息可能来自前人的文学作品，但希罗多德只提到了赫卡泰奥斯，我们找不到确切的证据说明他运用了更早的书面记述。希罗多德能够引用诗歌和神谕，有时他的信息可溯源至一些东方的文献资料；但他显然不将书面文献视作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实际上他除了希腊语以外不懂任何其他语言。在希罗多德那里，有关其信息来源的描述总是相同的，与他给出的信息类型协调一致。他声称重视实践历史学的训练、口传史学、收集和解读关于某个人的现存口头传统，这些大多数属于现代性的内容。其史料来源于“视力和听力”方面，即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两种来源相互关联，因为历史纪念和自然现象保存了口头解释、也需要口头解释。他的足迹所至，包括北非的埃及和昔兰尼、腓尼基的提尔，远及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黑海和克里米亚，以及爱琴海北岸除了小亚细亚和希腊的主要城市之外的地区。他最终在南意大利(尽管在《历史》一书中几无踪迹可寻)定居。每到一个地方，他似乎都能找到“深谙传统之人”的特殊群体，如译员、祭司或者公民领袖，并且在可资利用的口头传统中只记载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可能经常是片面、带有偏见或者非常琐碎的。只有在不同说法来自不同地方之时，他才予以比较。写作口传历史的困难在今天已经得到公认；然而在记述有关埃及、波斯等主要文化之时，希罗多德展示了他从那些从事此类口传资源传递工作的人们那里获取良好信息的能力。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展示了其艺术风格中最重要的方面。关于希腊大陆，他的信息似乎来自于城市中的上层政治群体；关于斯巴达，他给出了一种官方信息；关于雅典，他的版本至少部分是基于特殊的贵族传统。他的叙述关涉历史大事件和战争，语气是理性的而非具有某种道德或宗教色彩的，并以此来有意识地提升或证明某些特殊群体的地位。在德尔斐，有另一类型的传统可资利用，那就是祭司讲述的一系列与圣地纪念和供奉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了很多民间传说主题，有着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如英雄从兴盛走向不幸，成为神灵嫉妒的牺牲品。这种伦理教化无关贵族传统，而属于一个神灵的圣地，他的神庙上刻着的箴言曰：“认识你自己”“适可而止”。同样的故事范式在爱奥尼也占据支配地位——希罗多德对他家乡地区的历史叙述，相较他对希腊大陆的叙述来说，远非“历史的”或政治的态度。譬如，关于萨摩斯的历史，他经常被认为拥有独特的优质史料来源，因为他在这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然而，他对只比他早两辈人的僭主波里克拉特斯的记载，就已经倾向于一种民间故事的叙述风格了。

希罗多德的爱奥尼史料来源，展示了一种通俗的、非贵族化的故事叙述传统，这种传统与希罗多德的成就有直接联系。在希罗多德所构建的整幅历史图景里，爱奥尼与德尔斐的传说故事体现了同一种道德范式。波斯战争的故事讲述了“神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高大的生灵，使它们不能自我炫耀，同时也不让那些幼小的生灵激怒它们。你会看到，他的雷电总是摧毁最大的楼房和最好的树木”。通过一系列设计——预兆的梦境、对英明的建议者置之不理、循环的故事模式，创造了这样一个源自民间故事艺术的预言。就像在荷马背后存在着一种由职业的游吟诗人吟唱口头诗歌的长期传统一样，希罗多德背后也有着一种故事讲述的爱奥尼传统，而他自己则是最后的也是最高明的大师。

因此，希罗多德的信息收集工作并不是在任何系统的质询精神引导下进行，也不是随意的好奇心的产物。他收集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逻各斯”(logos)原则广为人知。他把所有工作、其中的主要部分(埃及或吕底亚的逻各斯)以及其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归于“逻各斯”一词。很明显，他将自己当成一个逻各斯制造者，就像他认为赫卡泰奥斯是神话讲述者、伊索是动物寓言的创造者一样。但修昔底德实际上将他从一个“逻各斯作家”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在这一语境下，“逻各斯”一词可能经常和英语里的“故事”(story)相差无几。但如果我们记得每个故事都有一种形态、一个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保存下来的孤立事实，这便可能是事实，也非常有意思。希罗多德的成就在于运用逻各斯制造者的技巧来描述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类社会。

从他与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友谊可以知道，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40年里已经是一个活跃的演讲者了。他的《历史》发表于公元前425年之前不久，这时候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阿卡奈人》里滑稽地模仿了他对波斯战争起因的叙述。此时的希罗多德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宽泛的、爱奥尼式的对文明互动的回应，已经被一种狭獈的、只关心希腊城邦及其利益的态度所取代。历史成为城邦的历史，并且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地方志与编年史

这一类型的文献最早出现在一个希罗多德的残篇中；其中有一些概要性的观点，关于怎样系统地开发利用事件发生地的传统以及那些更为重要的地方档案。这种当地或族群的历史，满足了一个当地听众对他们自己城邦历史的兴趣。因此只要城邦存在，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就得以持续编撰。所有这类史书现皆已散佚，不过奥古斯都时代的批评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描述了其一般特征：

这些人在选材方面相差无几，彼此之间的才能也并无多大差异，有些人写希腊人的历史，有些人写蛮族人的历史，相互间完全没有联系，而是按照民族和城邦分类、分别写作；所有作品都只有一个且是同一个目的：不论口头传统是保留在当地民族中还是城邦中，不管文献是保存在圣殿还是档案馆，将它们带到每个人面前、使之获得普遍注意，就像它们被当作标准认可一样，既不增加也不删减其内容。(《论修昔底德》第5节)

在希腊，这一潮流第一次将书写记录作为历史的原始资料，与口头传统相提并论。最早阶段的两位代表能够说明这一特征。约公元前5世纪末，旅行在古代城市间的博学者和演讲者、埃利斯的西庇阿斯(Hippias of Elis)，发表了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者名单，以四年为周期按照时间顺序一直回溯到公元前776年。这成为希腊历史纪年的基础，就像罗马人以他们建城之日纪年、早期希腊人以亚伯拉罕的诞生纪年、我们以基督诞生纪年一样。编年史，即对人类历史事件进行年代定位和排序，是历史学的基本原理。西庇阿斯开启的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整个希腊化时期，并在古代世界后期催生了现今流传下来的、由基督教作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和圣哲罗姆(Saint Jerome)编撰的神圣和世俗的历史年表。

同样，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30年里，莱斯博斯的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出版了一系列完整的地方历史与编年史(至少28卷)，极少部分是基于档案研究。其中有关于雅典最早的历史以及在埃及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雅典政治的散佚作品纸草(写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使我们得以从某些细节出发、重构一个城邦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赫拉尼库斯开创的《阿提斯》(Atthis，或《雅典历史》)这种非雅典人的作品、处于一个更广泛的传统影响下。后来的作家主要是雅典人，通常出自祭司家庭，如克雷迪姆斯(Cleidemus)；或政治家，如安德罗提昂(Androtion，亚里士多德的大量依据出自此人)；或者两种背景兼具，如斐洛克罗斯(Philochorus)。他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对当地神话有着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有固定的年代顺序：按照雅典的名年执政官[2]或执政官的序列安排历史事件(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任意性)。这样的序列被刻在了石头上。实际上，我们已经在雅典市政广场发现其残篇，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此类公共记录几乎就是城邦对赫拉尼库斯的作品深感兴趣的证据，其作品激励雅典人将他们的成就进行有序展示。这是公民荣誉感与历史撰述相互影响的极好例证。因此，这种传统深受城邦利益、当地祭仪习俗和政治控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也是城邦世界高度发展的产物，与第一批方志历史学家大致属于同一时代，然而他开篇第一句就申明他有意与希罗多德进行竞争：

(本人)雅典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与雅典之间的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开始写作这一部战争史。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这种信念是根据下列事实得来的：双方都竭尽全力来准备；同时我发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有的是立即参战，有的权衡之后即参战。

作品的主题立即出现：在对这场伟大战争的描述上，与希罗多德截然不同；对同一时代记录的宣言，对证实自己观点的强调，对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不是口头传统的表演者的自觉宣称——所有这些，都在一部极其深刻和睿智的散文作品中表现出来。修昔底德记述的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到前404年，整整持续了一代人；其间只有公元前421年到前416年短暂的官方和平，但是随即被打破；最后以雅典战败及其帝国瓦解而告终。修昔底德身前并未能完结他的作品：在第8卷第411行叙事的进程突然中断；而第6卷和第7卷关于雅典向西西里的扩张，似乎是一个已经发表的艺术作品；第5卷和第8卷则有明显未完成的痕迹。修昔底德本人在战争中的活动，由他自己作了最好的描述：

我一直在战争中生活着，我的年龄相当大了，我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我专心研究事实的真相。我在指挥安菲玻利斯的军事行动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母国二十年：我看见了双方的一切行动，尤其是伯罗奔尼撒人的行动。由于我流亡在外，闲暇的时间给了我特殊的便利，使我能够深入研究一切。

修昔底德首先是一个“史家之史家”：他一直受到方法论的困扰。为了证明他所经历的这场战争有多伟大，他用一个关于先前历史的冗长补记来说明早期战争之不足道和先前居民有多贫困；同时，他全面质疑希罗多德所提出的关于证据的标准。他精确划定了所述战争的起点和终点，谨慎地论证所谓的和平时期其实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像同时代人一样，他也热衷于编年史，但是他拒绝使用他们的名年官序列，认为其不适合战争的历史，而代之以战役季节的时间——“夏季和冬季”。他批评其他人在探知事实真相时缺乏批判性，并且宣称他不会听信于任何单个目击者的解释，而是努力在不同参与者的不同证据中寻求关联，作出评判。即便是他作品中所用的演说词，他也在一段著名的争议段落中宣称，“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尽量保持实际演讲的大意”。他所认可的这些原则，可能会降低其作品的文学魅力——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的目的是科学的，是要“垂诸永远，而不是迎合一时的听众”。从这种态度来说，我们认为他是第一个批判性的历史学家，西方传统史学的奠基人。这样说可能非常奇怪，因为修昔底德本人根本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宣称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写出过去之事，他的方法和关于证据的标准只适用于当前。他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当前世界的学习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直到19世纪档案的发现和史料批评方法的发明，才使得过去的历史学家相信他们能够满足修昔底德提出的标准。甚至直到20世纪，F. 雅各布(F. Jacoby)汇集、出版了一些希腊历史学家散佚的残篇后，这些标准才能应用于希腊历史研究。

在一个方面修昔底德已经很好地超越了希罗多德——对战争原因的叙述。同一时代的人发现，希罗多德热衷于劫掠与反劫掠的神话，从伊翁到特洛伊的海伦。虽然他把故事讲得很热闹，但没能注意到是文化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一场战争。而战争的原因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与上述社会性质有内在的联系。但就希腊城邦来说，已经建立起了有关多边关系的规则：一种侵略或对正当诉求的拒绝行为，是导致战争的原因，战争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修昔底德的高明在于，他不仅仅停留在这种权利诉求和反诉层面，反而在两段插话中细致分析了那些公认的导致战争的原因，探讨一种“很少被清晰地提出过的真实原因”。有两段军事冒险的情节提及雅典与斯巴达的主要盟邦科林斯之间的利益和军事力量冲突。“真实原因”的性质难以界定，实际上修昔底德最终以个人理解作出了解释——“雅典强盛起来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迫使他们要与之战斗。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声明？抑或是关于必然性的论断？他没有提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他将战争的责任置于何方？这些问题已经被无数次地争论过了。这里我们只须注意到修昔底德对处世之道探究视角的老练，并坚信有两种类型的力量在起作用，导致战争爆发肯定有两个层次的原因。正是这种抛弃显而易见的、只有一个或一种类型的简单原因的观念的做法，是我们理解人类事务中的因果关系的决定性的一步。

修昔底德的方法来自何处呢？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尚处于幼年期，同时代的智者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深刻性。医学作家以刨根究底的态度来处理疾病及其致病因素，这一点很像修昔底德。他们还发展了一种理论与实践观察相结合的科学，也与修昔底德的做法类似。但我们只有在读了修昔底德第二卷关于雅典大瘟疫的叙述后，才能见其高明之处。即便描述一个医学现象，也没有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医学作家能够如他这般清晰地描述过传染和免疫这两种重要的医学观念。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有信心说，修昔底德关于社会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观念就是他自己的创造。修昔底德的问题本质上在于他的独立性。

若是考虑到修昔底德的文学风格，这一结论会更坚实。其风格的终极源头是与其同时代诡辩演说家完全不同的时代，而这些因素已经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系列破坏性的对立面和不相称的对应物。这里没有一个单词是清楚明了的，每个句子的出现都出人意料。其缺陷是简单变复杂，复杂变为不可理解；其优点不在于其精确性(因为是一个错误的精确)，而在于其方式，打动读者——甚至是同时代的希腊读者——去仔细考量每个单词的意义及其位置摆放。没有任何一个希腊人曾像修昔底德这样写作或思考。

当然，他也有其局限性。修昔底德将军的沉默让我们难以参透。我们无法知道他为什么不提那些他没有提到的内容，或者有多少内容是他没有提到的。我们不能通过他来构建历史，只能接受或拒绝他的结论。这一点与他是否如很多人相信的那样，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并无关联。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某些时候会因为个人偏见而摇摆不定，他对伯里克利的记述明显褒扬过甚，对克里昂的记述遗漏了许多关键事实。再者，最根本的问题是演说词的呈现，如果没人曾经那么讲过，那些词汇和思想还会如此紧密联系吗？他在哪里遗漏了对决策的记述？此外，他阐释的辐射力如此之强，使其周边其他的重要事物陷入了日珥般的黑暗之中，他有系统地忽视了波斯的影响——这场战争只是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但他是否曾经面对过这样的事实：是波斯的金币最终打败了雅典吗？

许多这样的局限性折射了他作品的目的——“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修昔底德在这里申明的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论，而仅仅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运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很明显不是波斯的类型，但或许又不仅仅完全等同于希腊——更恰当地说，应该是一个自觉的政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决策的制定基于理性和公开的讨论，并与理性原则相一致。这就是为何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以来的政治学者将修昔底德当作理想的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则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意义的编年史作者”。

智者派对修昔底德的政治理论有明显的影响。关于人类社会，修昔底德似乎将“强权就是公理”当作一个普遍事实接受了——社会实际上是以自利原则为依据组成的，城邦行为与自利原则一致。修昔底德的作品很少有情感流露，即便偶尔出现，也是不成功的表达。雅典依靠暴力维持其帝国，“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要放弃它一定是危险的”(伯里克利的演讲)。这种观点的哲思性论述莫过于雄辩家色雷斯马库斯(Thrasymachus)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一章中的表达。因此，就社会性军事行为来说，没有人是永远正确或永远错误的。即便斯巴达对雅典的恐惧是单方面的，但战争的爆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知道，这种关于社会的观点在公元前5世纪并不是很流行，甚至很可能不是主流观点；但这无疑是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修昔底德不可能被指控为一个唯我主义者，或完全伪造政治争论的性质的人。很多演说词以相互对立的姿态出现，而不是一般性的争论，这很明显说明他没有对决策程序给出过一个完整的记述。实际上，很多演说词更多是作为一个表达修昔底德政治理论逻辑的媒介，而非它们实际所讲内容的精确记述。修昔底德试图在两个场合保持他政治分析的一贯性，但结果并不成功：对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领导地位发展的记述，以及对战争期间涉及科西拉并以其为例证的政治革命性质的讨论——这些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强加一个线性进程的尝试，都不能令人满意。

尽管不愿意接受这类社会理论，修昔底德还是十分关注其结果，尤其是作为其结果而产生的道德问题。他对这类理论给内部政治带来的影响尤感兴趣。第二卷中著名的伯里克利关于雅典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描绘了一个没有冲突和紧张、团结在对同一个理想的追求中的社会，与科西拉这样一个受困于内部冲突纷扰的病态城邦截然不同。一般来说，他收集的是那些以其最重要的形式提出这类问题的事件。如在第三卷中，有三个重要情节——雅典人会如何惩罚反叛的密提林人(Mytileneans)的问题，斯巴达会如何处置被俘的普拉提亚人的问题，以及科西拉反叛的故事。第一个问题中，帝国的新道德得出的结论是：仁慈的统治比残暴的统治更有利；第二个问题中，旧道德的代表拒绝一种情感的呼吁；第三个问题中，修昔底德论证说，当一个社会完全被新道德统治，就会导致信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而唯一愚蠢的行为就是做个温和派。

第3卷是修昔底德原创历史的中心内容，记述了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直到第5卷第24节结束。修昔底德对他所描绘世界真实性的希求，在他自己那里都显得十分矛盾。其作品的后半部分，这种不安和“以修昔底德反修昔底德”的味道愈加明显。其原因就在于事件的逻辑性：如果修昔底德所接受的政治律法即自然规律，那么它们的全部悲剧性就会在最伟大的悲剧中阐明——修昔底德自己的城邦雅典的毁灭。历史学家对人性的悲观主义认识在这次毁灭中最终得到证实。有很明显的迹象表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后半部分，开始以一种悲剧观念进行清晰的论述。第5卷中，雅典人无缘无故发动对米洛斯岛的攻击，当米洛斯人以一份对话体形式的演说来质疑他们行动的道义性时，雅典人则以一个“僭主”城邦的傲慢来回应。修昔底德作品中的插叙，深受希腊戏剧文学形式的影响，也体现了他为代表雅典而骄傲的事实——正是这种骄傲——带来了第6卷和第7卷对西西里远征这场灾难的记录。修昔底德对远征本身的讲述，充满了感情和艺术性；在叙述的过程中，他相信这便是战争的转折点。不过他本人仿佛也卷入了事件之中，更好地掩饰了这种感情倾向。我们不知道修昔底德打算如何结束他的故事，尤其不知道他如何解释斯巴达为何没有完全摧毁雅典——而按照他的理论，斯巴达这样做理所当然。历史学家的问题在于，历史不能成为一个艺术的统一体，它总是被事件所伪造。修昔底德的历史，一方面展现了作为一个亲历事件的当代作者的道德倾向，另一方面又说明客观的历史学之不可能。

修昔底德的历史观是古代世界的主流观点，在今天也是。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历史类型。马基雅维利主义或者实权政治似乎仍然是政治领域唯一的理性回应，即便在当其导致自我毁灭之时。因此修昔底德对历史的塑造曾经属于政治和战争范畴，也无可非议。教训已经发生在修昔底德自己那里，一个以这种标准孤立存在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色诺芬

历史在继续，历史学家也不断涌现，这是公元前4世纪的事。事实上，修昔底德一开始没有完成其作品，反而使得为之增加续篇更为容易。就像他的续作者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可以简单地以“若干天以后”开始，至少可以努力达到同样不带感情的精确记述标准。奥克斯里库斯的史家(Oxyrhynchus historian)做到了这一点，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Hellenica or Greek History)前两卷中也几乎做到了。这部作品继续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直到公元前404年结束。但是他晚年延伸了修昔底德书写的历史，直到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包括了斯巴达在希腊的领导时期、斯巴达的衰落、忒拜的短暂领导。他的记述尤其粗糙、失衡、充满偏见，若不是因为其叙述是现存唯一的同时代作品，没人会严肃地对待它。尽管他申明自己写的是回忆录，而不是历史，可这终究不能作为一个借口，因为遗漏的部分远比其记录的部分有趣。不幸的是，色诺芬也践行了修昔底德的标准，作为一个目击者并参与了这些事件，但是又完全缺少了悲剧主题——即斯巴达人生活方式为何失败，而这恰恰是他自己完全有能力解释清楚的。不过，色诺芬清新平易的风格、对于美德和恶行的坦率观点、对斯巴达绝对的赞赏，使之较其前辈的古板形象有了一种积极的改变。

适合于学童的风格和道德内容，使得色诺芬在整个古代世界都非常受人欢迎，并确保了其全部作品得以留存下来。其中许多作品都与历史沾边。《远征记》(The Anabasis)是一个青年男子的冒险故事——10,000名希腊雇佣军穿越波斯帝国腹地的远征，是由这次行动的一位领导者讲述的。《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实际上是一篇讣告，赞颂了色诺芬终生的朋友和保护者、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光辉的一生；《回忆苏格拉底》(Memoirs of Socrates)展现了一个色诺芬可能从来没有相遇过的名人的私人形象，这种文学回忆录的传统可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的另一部作品——《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堪称第一部历史小说：篇幅很长，完整虚构了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的教育和征服的过程。这部作品对王公贵族的借鉴作用及其对道德领导力的强调，使其在王权退出历史主流舞台之前，一直是欧洲最为流行的书籍之一。在古代世界，它曾激发了大量半历史类作品，叙述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英雄教育。但是《东方人》(East)更倾向于对异国情调的描述而不是道德说教。公元前4世纪早期，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的宫廷医生、奈达斯的科特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同色诺芬参加远征一样，他也参加过库纳克撒战役，只不过是站在敌对的一方)撰写了一部异常流行且充满奇思怪想的波斯历史(已散佚)，其中提出了关于波斯内情的权威观点，认为波斯“呼吸着闺房和太监的香水，混杂着血腥的污臭”(爱德华·迈耶尔语)。永远不要相信一个医生的历史作品，这样的作品来源于爱奥尼流行的口传故事，在希腊化时代的传奇小说里还有延续。

《希腊史》

希腊历史撰述的主流，依然是修昔底德式的关于城邦斗争的历史，但是开始有了一系列与《希腊史》相关联和比较的标准。在作品已散佚的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中，有两位十分突出。库麦的埃弗鲁斯(Ephorus of Cyme)写了一部30卷的希腊史，从一开始就试图取代所有的竞争者。该书以赫拉克勒斯之子的返乡为开端，结束于公元前341年。其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试图将历史从神话的领域划分出来。正因为这种方法，在一系列维护历史统一性的独立章节的前言中，他的研究显得更为宽泛。作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学生，他开启了修辞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危险关系，并有以牺牲真相来满足效应的倾向。还有一些其他缺陷：他眼光敏锐，能将诗歌用作历史的证据，但在利用之时很少加以甄别。他试图通过将事实和人物“现代化”来掩饰自己对早期历史学家的依赖，并在必要之时依势“创造”历史细节。他的风格和完整性不幸使他流于通俗，不过，在那些思考过历史应该为何服务，且至少得出错误结论的人之中，他是一个杰出者。

就现代的眼光来看，伊索克拉底的另一个学生、开俄斯的狄奥庞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更有魅力。他也写了一部《希腊史》，也是修昔底德的续篇；他的另一部作品《腓力王纪》(Philippica)，其书名暗示了历史已经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这部书也可称作腓力的历史，因为这位马其顿王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些作品毫无顾忌地揭露了各个时期雅典政治家的虚伪、阴暗、堕落与腐败，以及希腊新的马其顿统治者之粗鲁、野蛮。反历史、对恶行和无能的揭露，总是令人感兴趣的，狄奥庞普斯用写作戳穿了大人物的自负。但他也预见了世界对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模式的需求，就像其《腓力王纪》的书名所示，历史是为了支持(或者反对)一个由王权统治的世界。

为国王而作的历史

亚历山大大帝是第一个严肃的挑战者，因为清楚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所以他谨慎地挑选历史学家来记载自己的功绩。然而他的选择却令人遗憾。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卡里斯提尼，在展示了一种阿谀和沉闷的混合风格后，开始试图篡改王室记录，尔后不得不被销毁。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一群小丑——这从他们的作品残篇便可以判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征服世界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在罗马帝国之前竟然没有连续的记载留存下来。一流的历史作品写于400多年以后，作者是阿里安，一位罗马官员。他选择了两位当事人的叙述作为材料，当然有其可信度。其一是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一个建筑师；其二是托勒密(Ptolemy)，一个下级指挥官，后来成为后续的埃及王国建立者。其他作品诸如狄奥多罗斯的，用了克雷塔库斯(Cleitarchus)所写的一个更为通俗传奇的材料，而克雷塔库斯是一个不能确定其生活时间的模糊形象，也不一定是当事者。还有很多人陆续用不同的文学形式记述了亚历山大的远征。其中最天才的是亚历山大的舰队司令尼尔库斯(Nearchus)，他于公元前326—前324年期间穿过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Punjab)，以及荒无人烟的莫克兰(Makran)海岸，到达了底格里斯河口，并以此写了一部希罗多德式的作品。这成为阿里安描述远征印度的重要材料。但是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事业，流传最久的是亚历山大罗曼史的传统。这些可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最为流行的书籍。在古代世界后期，它们由各种不同的希腊化时期的线索编纂而成，诸如一部充满幻想的传记以及一些伪造的书信和文章集。其结果当然是完全神话风格的，如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入了尼罗河；亚历山大由一条埃及的蛇所生；拜访无头人和印度婆罗门教徒(最后一个是真实的情节)；用一个潜水钟来到海底；在一个狮身鹫首怪兽驱动的篮子里飞行等。

希腊化时代

因此，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做出的挑战没有得到回应。我们就有必要问：为何不管是亚历山大时代还是希腊化时代，都没能产生一种新型的政治历史？为何没有出现国王或王朝的历史传记传统来记载这些大帝国和诸王国？原因之一是，产生于城邦时代的历史撰述的传统之强大；另一原因是，希腊缺乏一种真正的传记传统。正因如此，帝国历史和政治传记的魅力就留待罗马人去发掘了。希腊化时代最为成功的那些政治历史学家继续写作《希腊史》，但通常是他们自己时代的编年史，仅仅是将新的希腊化王国合并到旧的体系中去。

这些历史撰述中最好的是卡狄亚的希罗尼姆斯(Hieronymus of Cardia)写的，后来成为狄奥多罗斯第18—20卷的蓝本，他是几个王国的公共事务管理者，成年生活经历了三代人，从亚历山大到公元前260年；是年，在104岁高寿仍大权在握之时去世。因此，他的历史著作篇幅如此之长，“没人能通读到底”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仍然是一部了不起的、准确且平衡的作品，记述了一个由政治和战争活动贯穿始末的时代，范围是从印度河到尼罗河及多瑙河的世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狄奥多罗斯从这些作品中写出了甚至比修昔底德还好的军事历史。希罗尼姆斯从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和后续王国的产生中得出的教训，可能是历史上所有真理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偶然的机遇而非人类的技能支配着人类的事务。命运女神提刻(Tyche)主导着帝国的历史，并且支配着其继任者们，直到波利比阿(Polybius)出现——机遇是随机降临的，却会为那些有准备的人所用：“在人类事务之中存在着规律。”

政治历史的另一种主要的发展模式，经由波利比阿与其前辈们的辩论而为人熟知，我们可以贴切地称之为“情感历史学派”。历史与巧言令色交织其中，并通过对过去的哀怨、悲怆的情感重建自身。这种为了垂训而轻易牺牲真实的学派，是否以亚里士多德“悲剧的历史”理论为基础，仍有争论；然而这类历史学家的主张预示了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理论的某些方面，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过去经历的再现都与当前有关。

早期希腊化时代也见证了希罗多德传统的复兴。像尼尔库斯(Nearchus)这样的作家，已经认识到希罗多德与他们经历之间的关联性。当新的王国开始考虑他们本国的历史撰述主题时，他们感觉到需要理解这些外来的传统，从而为新的王国创造出某种认同感。结果就是希罗多德的“逻各斯”以一种系统的科学——民族志的形式复兴，它通常由国王资助，可能由非希腊的专业人员写作，依据公开记录和内在知识，按照标准形式——神话和宗教、地理和博物学、政治历史、社会习俗——进行排列。这些作者中最早的是阿布德拉的赫卡泰欧斯(Hecataeus of Abdera)。他为埃及的托勒密一世写作，其作品成为狄奥多罗斯第一卷的来源。他之后的第二代作家是埃及祭司马涅托(Manetho)，他的编年史仍然是埃及历史的基础。塞琉古王朝时期，能说两种语言的巴力(Baal)祭司伯罗苏斯(Berossus)写了一部巴比伦史；塞琉古王朝派往印度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的使节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写了一部生动翔实的有关孔雀王朝开端的历史。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在民族志中的复兴，无疑是亚历山大远征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一个短暂时期后，希腊人能够再次向外部世界展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城邦，让周围的世界感到惊奇。

在犹希迈罗斯(Euhemerus)和伊安布里库斯(Iamblichus)的想象世界中，城邦迅速地再次找到自我，并且将民族志引进乌托邦哲学的虚构领域中。这时不断涌现像埃拉托提尼(Eratosthenes)和斯塔拉波(Strabo，他的作品得以留存)这样优秀的地理学家，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一个重要人物，将历史的主线连接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家、博学家阿帕梅亚的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 of Apamea)，他的散佚作品接续波利比阿，并记载了罗马共和国后期帝国主义倾向发展的严酷现实。但是波利比阿描绘了前进的方式，即罗马在地中海的出现，赋予修昔底德的政治历史传统以一种新的统一和方向。因此，希腊历史撰述这一传统的顶点在罗马历史中再现，其重要性将在第二卷第十章[3]中再行阐述。

公元前末期，百科全书式撰述的倾向开始出现，也预示着一种文化传统的终结。对我们来说，这种倾向的重要性在于，许多这样的大部头作品在前辈作品散佚之时得以留存，提供了重建历史传统的证据。后期希腊化世界是一个大部头书本和极其自负的小人物的世界。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在他的《罗马古代史》(Roman Antiquities)中为罗马写作了一部值得尊敬的、如一个特定希腊城邦一样的地方志。同一时代的狄奥多罗斯的《历史文库》(Historical Library)也很重要，不仅因为其通过将所有文明(不仅仅是所有希腊人)纳入历史的领域来努力扭转埃弗鲁斯(Ephorus)的倾向，还因为它是散佚的历史学家作品的存储之所——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座图书馆，是对其他人作品的一系列缩写。

在350年间，希腊历史撰述传统创造了我们今天仍在实践的大部分历史体例，并且努力分析大部分我们今天仍然面对的政治、社会问题。它建立了准确的标准和一系列方法论，使之明显优于其他历史传统。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那也是我们现在仍然有的缺点，即不能在历史中处理神力影响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无视神。希腊化时代结束之际，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希腊传统和犹太传统融合成一种新的历史形式，神对人世的拯救也开始出现。马加比家族(Maccabees)和约瑟福斯(Josephus)的作品，是这种文化传统融合后产生的遗存，指出了通往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教会史》(Church History)和拜占庭基督教世界的道路。

进一步阅读

I

关于现存的主要作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的《希腊史》和《远征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以及阿里安的《亚历山大东征记》有优秀的企鹅丛书译本，导言均由最重要的当代学者所作。然而，最好的修昔底德译作仍然是R. Crawley（1876，often reprinted in Everyman’s Library，London and New York）所作。色诺芬以及其他作家（狄奥多洛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约瑟夫）的次要作品最容易在劳易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找到，都有原文与译文的对照。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新版两卷本劳易布丛书阿里安的作品，其导言、注释和附录非常重要，由P. A. Brunt（Harvard 1976，1983）所作。由K. von Fritz and E. Kapp翻译和评注的Aristotle’s Constitution of Athens and Related Texts（New York，1950）是卓越之作。

散佚的希腊历史作家残篇由Felix Jacoby搜集，他毕生奉献于此项事业，其不朽之作14卷本：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Leiden，1923—58）是20世纪关于希腊历史最重要的作品。Jacoby在其未竟之际仙逝。此部作品按照历史的类型编排，涉及的主要领域有地理、文学、哲学史以及传记，包括每位历史学家的生平介绍、作品残篇，以及大量的德文或英文评注，没有译文。

II

关于希腊历史撰述，最具启发性的作品要属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的他最重要的论文收集成两卷，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London，1966）和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Oxford，1977）。关于希腊和其他历史传统的关系，颇有意义的是Herbert Butterfield的未竟之作：The Origins of History（London，1981）。关于地中海和中东的概览，亦可见J. Van Seters，In Search of History（Yale，1983），主要关注的是犹太传统。关于希腊历史撰述开端的概览，见L. Pearson，Early Ionian Historians（Oxford，1939，repr. Connecticut，1975）， R. Drews，The Greek Accounts of Eastern History（Harvard，1973，须谨慎对待）。关于希罗多德面对的问题，最好的介绍是人类学家Jan Vansina的概要性作品：Oral Tradition（Harmondsworth，1973），亦可见A. Momigliano，Studies，chs. 8 and 11。近来最好的概要性作品是J. A. S. Evans，Herodotus（Boston，Mass.，1982），其他作品带有更多偏见。

关于地方志的讨论，见Momigliano，Studies，ch. 1；关于雅典的本土历史学家，有Jacoby的精妙之作：Atthis（Oxford，1949），他所作关于这些作家的英文评注见FGH III b补遗；亦见P.J. 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1981）。关于修昔底德，有三部各有所长的优秀作品：F. M.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London，1907），J. De Romill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Oxford，1963），and G. E. M. de Sainte 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1972）。修昔底德还是一部五卷本大部头评注的主题，由A. W. Gomme发起和计划，由A. Andrewes和K.J. Dover完成（Oxford，1945—81）。

关于色诺芬，见J.K. Anderson，Xenophon（London，1974），以及G. L. Cawkwell为两卷本企鹅版所作的导言。关于埃弗鲁斯，见G. L. Barber，The Historian Ephorus（London，1935）；关于狄奥庞普斯，见Gilbert Murray，Greek Studies（Oxford，1946），ch. 8，以及W.R. Connor，Theopompus and Fifth Century Athens（Washington，DC，1968）。所有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研究，都在研究其生平的历史资料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最完整的研究是L. Pearson，The Lost Histories of Alexanderthe Great（New York，i960）。W. W. Tarn的研究Alexander the Great Volume II：Sources and Studies（Cambridge，1950）颇有争议。关于阿里安，见Brunt的劳易布丛书（前文），以及P. A. Stadter，Arrian of Nicomedia（North Carolina，1980）；A. B. Bosworth，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Arrian’s History of Alexander，vol. I（Oxford，1980）。

Jane Hornblower，Hieronymus of Cardia（Oxford，1981）是对那些散佚名著的杰出再造，也是关于狄奥多洛斯写作方法的最好概论。关于其他民族志传统下的早期希腊化历史学家，见O. Murray，Herodotus and Hellenistic Culture，Classical Quarterly 22（1972），207 ff。关于约瑟夫，见T. Rajak，Josephus（London，1983）。

[1] 即《希腊历史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版本信息见本章附录：《进一步阅读》。——译注

[2] 名年执政官：古雅典建国初期的最高领袖。

[3] 指本系列第二部《牛津古罗马史》。——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