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4)（1 / 1）

但是，许多不可能的事情，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由于偶然的原因，不可能则成为可能，幻想可能变成事实。

1917年5月的一天，周佛海照例每两周末回家探望母亲及家人，顺便也要料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但是，由于天下大雨，山洪暴发，江水陡涨，一连四天，都无法渡河进城，返校上课。但恰恰在这四天中，使他一生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周佛海有个同班同学，而且是好朋友，因为他的哥哥在东京上学，一年前也把他叫到东京上学去了，他写来信说东京生活费用并不贵，每年只要150或160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他让周佛海也去东京上学。这封信在学校引起强烈反响，校长吕鹤立决定凑钱选派几个学习好的学生去东京。周佛海学习成绩出众，又肯用功，自然而然地成为入选者。

当他回到学校，初听同学们告诉他这个消息时，简直无法相信。只是在见了校长，看到他朋友的来信之后，才感到此事是真。这对他来说，真是天赐良机。虽然他想，去日本一年之后不见得一定能考取官费，但是这乃是他唯一远走高飞的机会，不能不冒相当的危险。于是决定赴日留学。

当时出国赴日本，大都是自上海乘船前往。当时往上海没有飞机，也无铁路可达，唯一的办法是乘船。这就是先乘船到长沙，由长沙乘船或到汉口，或直航上海。路途遥远，必须要准备相当的路费，而且到了东京之后，还要带上一年的生活费用，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互相帮助的传统美德。他的好朋友邬诗斋为了帮助周佛海筹集费用，便发动老师、同学为他凑钱。校长吕鹤立率先拿出30元，结果先生和同学一共凑了130多元，然后他立即回家，将事情经过和自己的决心告诉了他的母亲。虽然他的母亲不忍儿子远离膝下，又担心他考不取官费，家里又无力接济，因而会流落异邦。但是，作为母亲，又迫切盼望儿子成名，光宗耀祖，因此，在周佛海的劝说保证下，终于同意。

周母为了给儿子凑足费用，除了东挪西借，弄到几十元外，还将仅有的八亩田产卖掉，一共凑足了200元。周佛海作为长子，本来应承担家庭责任，现在却要远走高飞，而且此去之后，何日再能团聚，都是无法预料的事。因此，作为母亲，其内心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周佛海回忆离家时的情景说：“离家之日，母亲不忍送我，躲在厨房中暗泣，我到厨房中挥泪拜别了母亲。”周佛海：《苦学记》。

由于田产变卖掉，生活来源无着，他的母亲只好带着家小，到沅陵码头做炸油粑粑的小生意，勉强度日。

与周佛海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他们先到长沙，坐上了直达上海的一艘货船。为了节省路费，他们买了最便宜的船票，照他的话说，不单是统舱，而且是坐在运往上海的大米包上，其条件之劣，可想而知。到了上海，他们住在法租界一家湖北人开的小栈房。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山野农村，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无论他们原来多么精明，在这里也只能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佬了。面对五花八门的花花世界，他们简直无所措手足，而且又不懂日语，连如何购买去日本的船票，也都一无所知，结果只好托栈房的伙计，用银元买日元，再用日元买船票。当然，栈房的人办事并不是义务的，而是得骗就得骗，何况这三个是乡下佬，更要借此敲一笔钱。结果，三个人被他们骗去不少冤枉钱。

经过几天的海上行程，到了日本的长崎上岸。岸上有中国酒店四海楼派人来接，稍事休息，当晚便坐火车前往东京。对周佛海来说，坐火车是生平第一次，因此对车上设备全然不了解，以致闹了不少笑话。他说，他一上火车，忽然想解大便，但又怕车开了，所以只好忍着，一直忍了八九个小时，到了门司才得以解脱。还有，在车上买饭吃，当时日本人用的筷子是一次性的，两根筷子联在一起，用时再掰成两根。他们哪里懂得？因此拿到筷子之后，便自作聪明地折断成两截。这种筷子本来就短，再一折成二，筷子之短，便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