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梁漱溟(4)（1 / 1）

一九○四年（甲辰光绪三十年）

十二岁。

十二岁到十三岁上半年，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刘（讷）先生教小学课文。［《我的自学小史》。］

一九○五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

十三岁。

十三岁下半年到十四岁上半年，到江苏小学堂读书。这是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

自十三四岁开始，由于向上心切，常有自课于自己底责任；不论何事，很少须要人督迫。并且，有时某些事觉得不合自己意见，虽旁人要自己做，亦不做。［《我的自学小史》。］

一九○六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

十四岁。

夏天考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在地安门外兵将局）。人中学学习，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有在前三名者［《我的自学小史》。］。先生说：“我记得从前读书时，我和几个同学［当时同班同学中，先生与三个同学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人），二王毓芬（梅庄，北京），三姚万里（伯鹏，广东）。四个人都是年纪最小的——廖与王稍长一两岁。在廖福申领导之下，四个人结合起来自学。结合之初，颇具热情。彼此相称不用“大哥”、“二哥”那些俗称；而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廖这一提议得到大家赞成，就请其为每个人命名；先生被命为“傲”。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等都是同学，年级稍后于先生。］自己做的功课，常常要比先生在教室里讲的快很多。像英文还只讲到五十页，而我们自己就已经读到八十页了。又像代数，先生还不曾讲到二次方程式，而我们自己的算草，就已经演到二次方程式了。至于其他功课，自然更要容易做了。”［《漱溟卅后文录》“一中改造的方向”。］“我是不注意国文方面的。国文讲义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很少看中国旧书，但我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亦被取为第一名。我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一位七十岁的王老师十分恼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批着：‘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一位范先生偏赏识我，他给我的批语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先生很早就有自己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胸中已有了一价值标准，时时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扞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先生说：“我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我则自少年时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钥匙，颇为重要。”［《我的自学小史》。］

一九○七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

十五岁。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先生在当时已能取得最好自学资料。拥有梁任公手编之《新民丛报》壬寅（一九○二）、癸卯（一九○三）、甲辰（一九○四）三整年六巨册，和同时他编的《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进来底。还有其他从日本传进来底，或上海出版底书报甚多。

《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一面又指出中国社会应如何改造底；恰与人生问题、中国问题为双关，切合先生的需要，得益甚大。梁任公同时在报上又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读者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代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梁任公自加按语跋识。先生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先生讲：“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底；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是在思想上。”“《新民丛报》除任公自作文章外，还有其他人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记载……亦甚重要。这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时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一九○二—一九○四）之事，正在我读它时（一九○七—一九○九）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底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清楚，不像一个普通中学生。”“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底，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底，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