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梁漱溟(5)（1 / 1）

一九○八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

十六岁。

这年在顺天中学堂又结识了两位至好朋友。一位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年纪长先生二岁，而班级低于先生。郭所读之班是学法文，先生一班是学英文。因而过去几年虽为一校同学，却无往来。一直到第三年（一九○八）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之后，竟使先生思想上发生极大变化。先生回忆说：“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立功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底，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对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思想，不但未曾理会，并且拒绝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底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底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底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作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底思想，早应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思想亦没有。尽管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作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为‘梁贤人，郭圣人’。”

“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底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于哲学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大转进。”“从十五六岁起，常到北京图书馆看佛书。”

一九○九年（己酉宣统元年）

十七岁。

寄宿校中。对自己思想情况，有这样的记述：“溟年十四五以讫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为日记以自勉励，读广智书局印行《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独慕胡文忠、郭筠仙，每称道其语。公（父亲）喜曰：何其肖我少年时所为也。为书以嘉之，赐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间事；溟时年十七岁。”［《思亲记》。］

对人生问题开始烦闷。［《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从利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亦倾向印度出世思想，十七岁曾拒绝母亲议婚。先生说：“然在当时，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和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又远过于人生问题。同时在人生上，既以事功为尚，亦加重这倾向。”［《我的自学小史》。］

一九一○年（庚戌宣统二年）

十八岁。

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先生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发行），革命派之上海《民主报》（日报），按期收阅。《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文章为多；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报》为其机关报。先生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知识。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到手。然先生亦得到一些。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是将梁任公和胡汉民（展堂）、汪精卫等争论中国应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宪的许多文章，搜集起来合印的；先生反复读之甚熟。其他有些宣传品主于煽动排满感情的，他不喜欢读。因此“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像一个普通中学生”。

对先生当时的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是另一位朋友——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这年（一九一○年）甄君从广州、上海来到北京。年纪约长先生一二岁，与先生同班，是插班进来的。甄君“似先与革命派有关系”，同样是对时局积极底，“不久成了很好朋友。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先生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先生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先生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先生说：“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的；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后来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