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梁漱溟(9)（1 / 1）

先生讲：“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一九二○年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记得当时购读柏氏著作，读时甚慢；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柏氏说理最痛快、透彻、聪明。美国詹母士、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再则，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朝话》“中西学术之不同”。］

[ 书客网 ShuKe.Com ]是年，发表《无性谈》于《东方》杂志。先生自注说：“此篇但拈无性之一义，非论定物如之有无。物如之言Thingsinitself苞体与象，顷但遮象，不欲拨体。盖问题所牵，将及于观念论与实质论，将及于可知与不可知，将及于科学哲学宗教之区界。冗中沟思为难，不敢涉及。他日当为不可思议论，暨宗教与科学两篇详之。惜所见西籍太少，不能博征诸家，大张吾义，颇思努力读书，再动笔耳。”［《漱溟卅前文录》。］

是年，为《司法例规》代写了《司法例规序》一文，还写了《中华学友会宣言》一文。

一九一八年（戊午民国七年）

二十六岁。

在北大哲学系，继续讲授印度哲学。

先生到北大，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国人接受西洋近代思潮（代表资产阶级的）似较以前为深入，而现代思潮（代表无产阶级的）则适于此时发端，整个学术界风气是极其菲薄东方固有学术的。［《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

先生讲研究东西文化之经过说：“那时我很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文化并提着说，也没有人着眼到此地。以为如果有人说，就可以引起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时候，很有朋友劝我，说这个问题范围太广，无从着手。”“但我对于此问题特别有要求，不肯放松。”

十月四日，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一个启事，说：“顾吾校自蔡先生并主讲诸先生皆深味乎欧化，而无味乎东方文化，由是倡为东方学者，尚未有闻。漱溟切志出世，不欲为学问之研究，留一二年为研究东方学者发其端。”

东方学是指中国的孔学和印度的佛学，主要是孔学。先生当时认为孔子出生于中国，佛虽出自印度，然其学亦在中国。北大是中国仅有的最高国立大学，“世之求东方学不于中国而谁求?不于吾校求而谁求?”这一广告是征求研究东方学术的学者。之后，先生在北大的哲学研究所开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先生将自己的意见“略微讲了一个梗概”。不久，因梁老先生辞世，丁父艰而中途搁置。

农历十月十日，是父巨川先生六十岁生日。前三日（初七日）清晨，竟自沉于北京之净业湖（积水潭）。先生说：“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中国文化要义》。］

这年，《新青年》杂志六卷一号上，发表了陈仲甫（独秀）和陶孟和评论梁老先生（巨川）自杀之事的文章各一篇，先生阅后即撰写《答陈仲甫先生书》，亦发表在《新青年》上，就自杀是不是个人行为，是不是道德，有没有罪等问题展开讨论。先生在文中还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老父亲前后二十年的变化以及为什么会自杀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