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梁漱溟(28)（1 / 1）

九月，发表《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的路》。

刊于《村治月刊》二卷五期。

这是继头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而写的政论文章，系统地阐明先生当时的认识和主张。

先生讲：“布尔西（什）维克自是一个企图经济改造的党，然而这种企图的成功，则将寄于他的‘革命政治’——这是他的新发明。

中国人因亦想取经于此，排除国外压迫、国内障碍，建设理想的国家，近以自救，远以世界大同为期。”

然而先生当时认为这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

文中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认为：“马克思解说社会的蜕变改进，我想在欧洲或是适用的。”

“东方智慧的民族，则已转变了方向。

其最大的见征，即在经济方面，生产方法不更进步，生产关系不更开展，现出一种留滞盘桓的状态；千年之后，犹无以异乎千年之前，唯物史观家莫能究其故。”

“在唯物史观家所谓‘上层建筑’的法律政治及一切精神生活过程，应视其‘经济基础’为决定者，在东方殊不尽然；有许多处，或宁说为从上层支配了下层较近事实。”

先生当时认为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中国不通的具体原因有三难：“第一，阶级基础难。

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即是无产阶级。”

“然而如近世的产业在中国又有几何?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其于全社会比例当然微乎其微。”

“手工业者不是什么‘阶级’”，“农民散漫非常，只有个人，不成阶级，将如何能期望他们革命?将如何能依以为基础呢?何况还有：（一）内地乡村社会的锢蔽……（二）传统的观念和习惯太深”，“我敢说，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其实他是与革命无缘的!”“第二，革命对象难。

……大家以为：革命对象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甚属明白确实，尚何所疑?我以为……如细心思之，则知其正大有问题在。”

“大家说：我为被压迫民族，压迫我者即是欧、美、日本帝国主义，敌我岂不分明?”“我们对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反抗，或经济上不合作来反抗，眼前都不行。

彼此力气强弱相悬，较量不来。”

“中国革命既已不到民族革命分际，不能实行对帝国主义者进攻”；“则其所认取封建势力为革命对象，是否合适，‘封建势力’一词，一般革命家是指着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而说，其中自以军阀为首……军阀果为正确的革命对象否?照我的回答，军阀不能成为革命对象”。

“革命是一社会根本秩序的推翻与改造，秩序与国家二者几乎是不可分的。”

“革命对象主要在对那秩序，其次乃对人。”

“军阀是人的问题，还是秩序问题?我敢决定说，不是秩序问题。”

“正因为军阀而国家法律失效，而社会秩序破坏，他恰好是与法律秩序势不两立的东西。”

先生“建设新社会才算革命”答晴中君文中曾讲：“中国今日正是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未能建立，过渡期间—混乱状态。

军阀即此混乱状态中之一物，其与土匪只有大小之差，并无性质之殊。”

“中国革命对象的中国社会旧秩序，早随满洲皇帝之倒而不存；此不成秩序之军阀制度……非革命对象矣。”

“革命对象抓不到，革命力量无所施；不得其用，而枉用滥用，那得不自己溃败？敌（革命对象）我（基础力量）分不清，没有拘界，那得不散乱？——国民果又何从成其为党？”

先生当时认为还有一难，即“理论统一难”。

文中说：“总之，在革命理论界中，有两大可注意现象。

一是极见分歧；一是每每流于灵空玄妙……”“满纸的‘阶级’、‘压迫’、‘代表利益’、‘冲突’、‘斗争’、‘反对妥协改良’，却又口口声声要‘合理调节’、‘严密团结’、‘共同幸福’。

一面从阶级立场出发，一面又要扭转阶级的立场。

完全学得一套分划眼光，而持论强归于浑融；充满一身唯物气息，而终成其大唯心论。

党者所少留意之点，愿一申言之。

则这一套西洋把戏于吾历史习惯、民族精神至不合也。”

“（一）共同信奉一主义，许多人结合起来往前走，此中国夙昔殆所未有之事；尤于中国士人风气习惯不合。”

“（二）因其夙来散漫无团体，故团体生活中的两大要件——组织的能力和纪律的训练——他都没有。”

“（三）中国士人个性发达，乐于自尊，不乐于依附；对于强权或大势力是生反感。”

“（四）从乎中国社会之组织构造，故中国人要讲是非，而西洋人贵谈利害。”

“今党人谬袭利害观以代是非观，于吾民族精神，于吾社会事实均不合。

散漫流动又加混乱失序的中国社会，其政治上、经济上机会之种种不等，非限于阶级大势之定然，愿落于个人运际之偶然；个人自求出路于现状之中，较诸破坏现状为社会谋出路容易得多；‘非革命不可’的形势造不成。

故居中国而言革命，正当从是非心出发。”

“（五）旧日之中国社会，其组织构造与西洋殊异；……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所诂甚确。

这自是西洋社会要有的事，中国社会顾何从而言之?中国社会只有他历史上的一治一乱，改朝换代，而社会组织构造无何等变更。”

“（六）中国是尚和平的民族，最宽容而有理性，斗争非所屑，以斗争教中国人，是悖乎其精神之大者；即此一点，足以断定此路之走不通。”

“（七）中国实一‘不像国家的国家’。

……一、自秦汉以后，变列国分争之局而为天下一统，外围环境不同；二、同时其内部构造但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

……此中国历史之特殊。”

“（八）从前的中国人与其国家，殆成两无交涉的状态。”

“中国人虽至今自由无保障，不能比于任何国民；然自古确有比任何国民更多之自由。

……因为中国是最优游自如的民族。

布尔西维克主义（严厉干涉制裁的生活）方且为欧洲人所不惯，其于数千年生活习惯正相反的中国人，更当如何?不问可知是调融不来的。”

先生最后讲：“中国现社会自有其一种形势，中国问题的解决必有赖乎此形势之自然……从乎民族历史之演变，民族精神之趋向，所谓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其势固将有异乎西洋之民主与共产。”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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