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梁漱溟(29)（1 / 1）

十月，先生写出《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一文，发表于《村治月刊》二卷二至八期。

先生因思忖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因留心农业与农民合作的事，而注意到丹麦这个国家，并听到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动力。所谓丹麦教育——就是他的民众高等教育。先生看了孟宪承先生新译《丹麦民众学校与农村》后，感想颇深，因写此文。全文计六大段，一至五段，介绍丹麦教育的根本精神、创始人物、主要科目、要点及迁进与扩展。丹麦教育的根本精神是：“民众高等学校目的，是以历史和诗歌为媒介，而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刺激能力的发展。精神的觉醒，能促社会和经济的进步。”第六段“从而论到我们的教育”。先生对比丹麦教育与我国教育，指出：“我们知道丹麦教育正是一种乡村教育，一种民众教育。今日中国教育界的新觉悟新趋势不期乃与数万里异国之八十年前旧事相合。……然我们虽不想处处求合于丹麦教育，丹麦教育固尚有足引起我们觉悟而极图改变之点，窃以为我们的教育当前有两大问题极待考量的：一、是教育将趋重知识技能，抑要着眼人生行谊的问题；二、是教育将主于官办，或听由社会上私人经营的问题。”文中讲：“我可以断言：中国学术除非不复兴盛则已，如其兴也，必自人生问题之研讨入手，乃引起其他一切若近若远之科学研究；抑必将始终以人生问题为中心而发展一切学术焉。中国教育除非从此没办法则已，如其有办法，必自人生行谊教育之重提，而后其他一切知识技能教育乃得著其功；抑必将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其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技能教育焉。……中国教育今当置重于乡村教育、民众教育。”先生最后还指出：“我们敢说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愈办愈死，官不办教育，而听社会上有志教育的人去办教育，才得愈办愈活。”主张政府应退处于考核、监督、奖励、补助地位。［《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 书客网 ShuKe.Com ]一九三二年（壬申民国二十一年）

四十岁。

在邹平。

九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由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收入《主编本刊之自白》等十六篇文章，全书约二十五万字。

继续在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并主编《村治月刊》。《村治月刊》社设于北京旧刑部街。［《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

冬，应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内政会议。这次会侧重讨论地方自治问题。

十月，《中华教育界》发表《梁漱溟先生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

十二月，应邀参加国民党内政部召集的全国第二届内政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地方自治问题。同月，南京市政府公报发表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地方自治问题》。

一九三三年（癸酉民国二十二年）

四十一岁。

在邹平。

二月，应邀参加教育部讨论民众教育问题的会议。会址在南京。会上推选先生与钮永建等五人负责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系统上的地位》草案。

三月，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

五月，在无锡教育学院讲“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

七月，全国乡村工作者集会于邹平，举行“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会。讨论会于十四日举行，十六日结束。参加这次会的有六十三人，代表三十五个机关团体，来自北平、河北、河南、上海、南京、广东、浙江、江西等十几个省、市、地区。除从事乡村工作的单位或个人外，一些大中小学也派人参加讨论，如燕京、齐鲁、金陵等大学都派有数人参加讨论。

到会者公推先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仕廉等六位先生为主席团。先生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说：“因为近年做乡村运动的很多，虽然彼此常见面，但没有过大的聚会。去年十二月，内政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许多朋友相聚南京（有晏阳初、王怡珂、梁耀祖、李景汉、高阳等），就商量要有个组织，以便彼此切磋，彼此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