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梁漱溟(42)（1 / 1）

先生讲：“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我努力的是什么》。］

先生讲：“当时我对国家前途是悲观的，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我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在延安看到毛主席，谈国家大事，毛是完全乐观的。毛主席指出：日本是个小国，它侵略中国，兵力很有限。我们是大国，地方辽阔，大得很，我们退到西南了，日本的兵力就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够用了。毛主席又指出：日本的野心想独吞中国，欧洲列强不会允许。日本人一定要失败。世界许多国家站在中国一边，美国站在中国一边，派了斯蒂威将军来中国，美国有两个军事人员在延安。毛主席谈的很多，越谈我越兴奋，中国有希望。毛主席完全乐观，我是悲观的，我听他的谈话，也就由悲观变为乐观了。他对我谈话很多，中心是《论持久战》的内容，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抗日谈话，把我心中烦闷一扫而光，完全佩服，非常佩服。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

“毛主席讲中国必胜的结论时说：‘中国各方面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和两党以外的各方面要团结，我们团结就能胜利。’毛主席再三致意，中国自身的团结，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

“我和毛主席谈话都是在晚上，夜间谈话，因为他白天睡觉，睡到下午六时，他起床了，吃早点了，看文件了，都是晚上六七点以后。谈通宵，直到第二天天将亮。天将明他就睡觉了，他生活如此，我就随他，下午六时就引我去谈话，天将明我就走了。谈了两个通宵，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但对抗日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彼此所见不同，就争辩。争论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从建设新中国谈起，先谈如何认识老中国……他的理论主张四个字‘阶级斗争’，我就反对他的阶级斗争。……与毛主席争论，我认为老中国是缺乏阶级斗争，明、清近五六百年，阶级分化不明不强，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固定，跟欧洲社会不一样。中国的老话‘耕读传家’……还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五种，男儿当自强’。农家的人读书，学成中举，点翰林，还可做官当宰相。这跟欧洲社会不一样，贵族与农奴阶级不一样……欧洲的老社会是地主兼领主，这是上层阶级，下面就是农奴，自由民少。近代社会工商发达……工人与资本家阶级对立，关键是资本主义起来。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成功，只有萌芽。……与毛主席争论……毛主席说‘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说‘你对中国社会特殊性认识不足’。……这样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争论就结束了。”“当时我提议要确定国是国策——把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同时有所确定——以解决党派问题。毛主席告诉我，两大党在武汉正有八个人起草共同纲领，劝我回武汉进行。但我挂念山东（属第五战区）的事情，且与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有约，没有去武汉而去徐州。在徐州住一个月，与散失的山东同人设法联系，并检讨自己的失败而写了《敬告山东乡村建设工作同人同学书》（付印）。”［《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

先生胞妹新铭之子邹晓青，思想左倾，先生乘访问延安之机，将邹晓青从国民党统治区带到延安，邹晓青留在延安，参加了革命。

一月廿五日，先生回抵西安，廿九日去开封。在西安、开封均略作考察。

二月二日到山东曹州，与旧日山东同人会晤。二月四日到徐州，一面系应李德邻（宗仁）先生之约，一面亦系谋与鲁西、鲁南同人恢复联络，鼓励抗敌。留徐州一个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