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节：梁漱溟(43)（1 / 1）

三月初，在徐州写完《敬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书中附《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由武昌乡村书店代印。书的内容分三部分：（一）山东问题与吾侪工作；（二）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如何更进一步的团结；（三）迅速建立我们的团体组织。

书中，首先分析当时抗战形势，说：“战败失地不可怕；未战先败……崩溃最可怕。失败犹可诿之军事，崩溃不能不说是政治。”“与内战同为国家受祸之近因者则政府之贪污腐化。”“内战与腐化二者由何而来?则余亲切感觉实由北伐后执政者忘记革命，政治上缺乏方向之所致。十年来党政诸公，大多沉于享乐，竞求安逸。……北伐后之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正为眼前面缺乏一努力奔赴之目标，由是而腐化，由是而内战。若真有其方针目标而努力奔赴，断不会腐化，亦早无内战发生。”

先生说：“余此次在陕北延安与毛君泽东有一段谈话可略叙于此。……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假使容余言之，则国共分裂，十年苦斗，即其政治路线错误之最大表现。……往者国民党既借共产党而得到北伐胜利，共产党实亦借国民党而发展起来。如是，十年苦斗之必要甚觉难言，而怕是一种错误。”“分裂虽出于国民党清共，但共产党若轻轻以国民党背叛革命来自解，则似乎笑语。……共产党之所为，实不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过分估计中国的阶级问题，滥用其破坏斗争的手段。”“在此十年之中，共产党殆仅仅靠军事来挣持党的生命，而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若果共产党所采政治路线是对的，是适合时势需要的，正可乘机而起，亦不难如北伐前例。”“又如今日，以濒于消灭之共产党，年来转变其政治路线，放弃对内斗争，要求团结抗日，尤以西安事变所表现者为最好，遂得全国同情，抗日战起，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优劣异势，荣枯顿转，全属政治策略之成功，曾未耗一兵一卒之力，吾人视望中国共产党继续争取政治上的成功，今后再不要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

“中国最大的致命伤，即其三十年来政治上不统一不稳定，由此而断送了一切。”“我们今日既失败，必须在后方培养新力量以求继续抗战。……培养新力量……则势须认真发动民众……而谈到发动民众便已深入政治问题。非各方关系进一步的调整，树立更健全有力的政治机构，便不能使民众工作较今日更进一步，到好处。”“但对政治究系如何一种要求?”“一、我们要求抗战的政府，应在广大社会里有其根基，上下气脉相通，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二、我们要求消除各方面（党派、阶层以及种种）以及各个人间的隔阂，猜忌，牴牾，磨擦，而合全国为一个力量的抗日。三、我们要求充分利用知识头脑，将一切事情为有统制、有计划、有条理、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敌人未来破坏扰乱而我们先自毁自乱如今日者。总而言之，我们要求民族社会力量的调整与发挥。我们必须调整好我们自身，使自身发出力量来才能抗敌。或说，我们要求全国更进一步的团结，以加强抗战政府的力量。”

“如何实现更进一步的团结?余以为须实行下列两层：

一、确定国是国策，或曰‘共同纲领’。

二、于此共同纲领中，应将下列两大问题及其细目均有确切之决定：

1.如何抗敌，完成民族解放?军事、外交、内政、经济，一切为其内涵之问题，均各有所决定；

2.如何建设，完成社会改造?决定理想目标，并切就事实决定其达于实现之路线、步骤。

“果能由政府领导，使各方意见均得充分交换后，而将上两层作到，则所谓‘更进一步的团结’乃其当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曾向政府提出确定共同纲领之要求，其用意亦不外此，但其所求之纲领，似仅就眼前抗敌问题所决定，而未能包括第二问题，余此次赴延安访问，即在向中共方面就此点上交换意见。”

先生在书中详细叙述了韩复榘在抗日态度上的变化及他与梁仲华等多人多次劝韩坚持抗战到底而不被采纳的情况，先生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在韩氏有抗敌御侮之心时，曾采纳乡村建设工作规划，以乡农学校为基层行政组织，教育训练民众。及至决定退离山东，遂毁灭乡村建设工作。”先生对他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的发展、被摧毁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详尽总结。先生讲：“吾侪工作肇始于邹平，而发展于菏泽。邹平工作侧重乡村组织，求有以启发培养乡村自身力量，不能有速效，始终未向邹平以外推广。菏泽工作一面革新行政，以行政力量推广一切，一面从民众自卫训练进而为各种训练，树立各项建设基础。其收效较快，亦且适合国防需要，故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感受国际压迫刺激，当局决定推广；即前所叙之三年计划，工作更加开展……乡校推行至七十余县，研究训练机关则于研究院外有山东全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有所谓第一、第二乡建师范，有所谓乡建专科学校。……吾侪工作既基于国防意义，而为有计划地向全省推广，何以大战之来不能有所表见，而反至一败涂地?此则除吾人自身有其欠缺外，实受山东问题之影响。分两段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