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节：梁漱溟(49)（1 / 1）

先生到达成都和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在大后方亦同样严重，不过在前方表见者是武装冲突，大后方都是单方面——执政党方面——对党外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

先生到重庆时，重庆满街上都在开会座谈宪政，非常热闹。曾邀请先生，先生一概谢不参加，认为“这是一场空欢喜，国民党决不会践言”。先生说：“我只认定我的路线，作我的团结统一运动。”“我分向三方面进行我的运动。所谓三方面就是两大党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记得似是十月廿五日，访问中共方面，会见了陈绍禹、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只记得我讲到问题严重时，我就说了一句‘军队非统一于国家不可’的话，并说：‘军队、警察应该是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国策的工具。’陈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虑的……军队属于国家是可以的，只要国民党实行，我们就照办。’诸老所表示，亦都是对我勉励的话。谈话从晚间开始至夜深人静才分手。”

[ 书客网 ShuKe.Com ]先生访问共产党方面后又访问国民党方面，主要是同张群谈话。先生指摘当时的宪政运动是“文不对题”，张最表赞成。当先生强调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时，张群转问先生：“你向共产党谈过没有?他们如何表示?”先生说：“他们表示国民党实行，共产党就照办。”张群听了拍手笑说：“他们深知国民党不会实行，所以不必从他们口里拒绝你的提议……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真是书呆子!”先生说：“张群这一席话对我真如同冷水洗身。”［《我的努力与反省》。］

先生这次“华北之行”，可能使他对共产党更有了好感，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对更为坚决。他对共产党虽仍怀有戒心和责备，但还是勉强承认，并说：“或许只有他们才能最后解决中国的问题。”

同年十月初，先生在成都会见了晏阳初、黄炎培和李璜等先生，邀请他们开了个协商会。会上，先生提出了他在视察中思考出的结论，（国共两党的矛盾）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一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零零散散，谁也尽不上力。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当为第一事。黄、晏、李等诸公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先生等诸公回到重庆后，取得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等诸公同意后，便共同为发起筹备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而积极地开展了活动。［《我的努力与反省》、《与北碚唐宦存同志谈话记录》。］

十一月廿九日，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关于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由来和它的使命，再补充一些如下：

先生提议的“军队国家化”主张在张群那里碰了钉子以后，先生说：“我亦晓得要有实力才解决得了问题。但我不相信只有军队是实力。我相信我能代表广大人民要求，便是实力。我要把同我一样要求的人结合起来。所以我的运动原以第三方面——一些小党派和在野闻人——为第一对象。经我在成都、重庆两地奔走联络之结果就酝酿出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来。我说明：在当前危机下，所有两大党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务，就是不许内战起来妨碍抗战，然而零零散散谁亦不配来说完成这一任务。只有我们大家彼此合拢来，而以广大社会为后盾；那么，这个力量却是不小的。……这个会——统一建国同志会把两大党以外的所有派系和人物差不多都包含在内了。”“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共**的时候，参加这次会的有国家社会党（罗隆基）、青年党（曾琦、李璜、左舜生等）、第三党（章伯钧等）、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甫、章乃器等）、中华职教社（黄炎培等），我是以乡村建设派参加的。张澜先生在四川是长者，有声望，但由于他是个人，所以是在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后，由我邀请才参加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了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存在，先把会内通过的十二条纲领送给张群、王世杰，请其转蒋，并要求见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