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节：梁漱溟(50)（1 / 1）

十一月廿九日，先生见蒋介石。原来公推黄炎培先生和先生两人见蒋，后因黄先生去泸州，临时只先生一个人去。先生向蒋递交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信约”，并着重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要求蒋介石允许民主人士“有此一联合组织”。蒋介石提出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在谈话中，当先生讲到成员中有沈钧儒先生时，蒋介石插话说：“他（指沈）恐怕同你们不一致吧!”意思是与中共关系密切。先生回答说：“我以为还是和我们在一起好，无碍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蒋没有再说什么。谈话间，王世杰曾问先生：“这是否一政党?”先生答：“不是的，这只是为了求得全国团结，推动两大党合作而形成的一个推动力。”［《我的努力与反省》、《与北碚唐宦存同志谈话记录》。］

一九四○年（庚辰民国二十九年）

四十八岁。

在重庆。

年中，先生与同人、学生住在璧山来风驿，发起创办勉仁中学。一月，由先生写出《创办私立勉仁中学缘起》及《办学意见述略》。文中讲：“愚自华北巡历战地归来，顾念大局艰难，无可尽力，将退而聚徒讲学。适在川从游诸子以兴学为请，时则中等教育之有待改善不异畴昔，而教育当局今实示其改善之机（如新颁导师制）。吾与诸友夙尝着力于是……本其经验，并力以图，稍抒其疾痛难已之怀耶!”

先生为董事长，并推定陈亚三、黄艮庸两位先生偕同王平叔、云颂天先生发起筹备。先生向无私财，当时只有参政员俸，除留少许生活费外，皆移作筹备办学开支。

三月底，先生写出《抗战与乡村——我个人抗战中的主张和努力的经过》一文，发表于《师友通讯》。

四月一日至十日，参政会召开第一届第五次大会。开会期间，先生等六人，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询问：“关于战区自相冲突事件之处置办法。”四月三日第三次会议上，先生询问“关于第一次大会充实农会组织及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两案之办理情形”。四月四日第四次会议上，先生询问“关于户籍行政之准备工作”、“关于‘建教合作’之进行情形”。并与张申府等五人询问河北赈灾情形。四月五日第五次会议上，先生等提：“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以利抗战。”［《梁漱溟言论集》。］

提案中讲：“迭闻各战区各地有我军自相火并之事，是以敌人残我而不足，而又自相残也。灭弱抗战力量，援敌人可乘之隙，天下可痛之事孰逾于此。”要求讨论提出“如何求其根本解决之道”。

关于上述提案提出前后过程，先生讲：“春间，参政会又开会。‘五五宪草修正案’被打消……那些热心宪政的人才冷静下来。然而大家对统一建国同志会亦不起劲，当时前方军队火并情形严重，何应钦向参政会作过报告，我据以提出‘解决党派问题求得进一步团结建议案’。国民党方面对这个建议案的态度，初时很震动，声言不给通过，但蒋却很巧妙，亲笔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大意说：‘这是军纪问题，本不能加以讨论的，但你们要讨论亦可以。’同时嘱王世杰通知我，提案可以修正通过，希望我不必发言，以免引起争论。其实我原案很简单，只强调问题应在参政会内解决，建议组织一特种委员会负责搜集问题研究方案。案子不声不响通过，特种委员会亦成立（不给我参加），却不发生一点作用。似只开过一次会，听取了秦邦宪先生与何应钦交涉的报告而已。”［《我的努力与反省》。］

先生说：“统一建国同志会并未正式成立组织机构，似半为当时重庆遭受敌机轰炸所影响，一半自然就是大家不起劲。”

六月初，先生写《青年修养问题》，发表于《读书通讯》三期。

“秋末，轰炸期过后，常用一种聚会方式座谈座谈，新四军事件前夕，聚会较多。”

十二月廿四日，先生讲：“早晨我展看报纸，有新的一届参政员名单揭晓；名额扩充，反而把原来为数极少的党外（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几个，例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几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们党内的人，这样引起人们对国民党一种非常大的悲观。……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恰巧黄炎培、左舜生两位亦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老兴奋地站起来说：‘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君劢提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他主张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我们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后来事情就是按照这样做的。二十五日，黄任之先生又找来了冷御秋、江问渔，正式研究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的努力与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