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节：梁漱溟(71)（1 / 1）

可惜，当时山东军阀对峙，时局扰攘，梁老师不得安宁办学，就离开六中回了北京。

梁老师曾对我们说，我们要重振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现代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探索救国道路。为什么要讲学呢?中国古人治学的方法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这样就必须亲师取友，互相切磋琢磨，才能鞭辟近里着己，共同勉于此学。梁老师在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古人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说到立言，梁老师一生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从事写作，著述等身，至于立德、立功，我不愿对他老人家说什么溢美之词，过情之誉，在十年动乱期间有两件事：（一）梁老师被抄家、游街、批斗、轰出祖居，在受到严重迫害之下，他仍写了《儒佛异同论》这篇不朽之作，并完成他数十年心血所钟的《人心与人生》这部巨著。（二）1974年春，“四人帮”逼他“批林批孔”，他说：“林彪是个鬼，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当然可以批林。但是，孔子是理性主义者，人的生命是可以消灭的，理性是永存的，我不能批孔。”“四人帮”还不放过他，继续逼他“批孔”，于是他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从这两件事，大家就可以了解梁老师是如何人也。

我的话完了。谢谢!

1987年10月31日

附录十一梁漱溟先生与中国民主同盟

阎秉华李润霖

本文主要讲梁漱溟先生（以下简称梁先生）发起和参与创建民主同盟的过程及脱离民盟的前后。

首访延安悲观变乐观

梁先生在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悲观、失望之际，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一次访问延安，亲眼看到延安从党、政、军革命干部到广大群众，艰苦奋斗，朝气蓬勃的一派新气象，与毛主席彻夜畅谈，听毛主席对他讲持久抗日必然胜利的主、客观因素。毛主席强调“中国方面，包括中共、国民党和这两党以外的各方面要团结，我们团结就能胜利。中国自身的团结，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

毛主席对梁先生的谈话，对梁先生认清抗战的前途和后来的行动起了很大的影响。不但公开揭发批判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策略，宣扬中共团结抗日的正确策略和艰苦抗战精神，并且为了团结抗战，具体行动起来。

1939年，梁先生征得国民党和中共双方的同意和支持，带了五六个过去乡村工作时的同仁和学生于2月初离开重庆到抗日前沿视察，用七个多月的时间，深入抗日前沿的豫东、皖北、鲁西、鲁南等六个省的八个地区，目睹了国、共两方的军队抗日态度的不同、政府发放给养的悬殊和磨擦频频。国民党军队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梁先生深感“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党派关系恶化如此，抗战前途已受威胁。”梁先生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较大组织，以此较大组织的力量或可对国民党蒋介石起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推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

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雏形建立

梁先生于1939年10月初到成都，会见了晏阳初、黄炎培和李璜等先生，邀请他们开了个协商会。梁先生在会上讲述了他在各地巡视中看到国、共两党军队对抗日战争的不同态度、不同的给养以及两军间不断发生的摩擦，回到重庆更看到国民党对其党外施行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对如此政局，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国共两党的矛盾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一解决办法不可。”梁先生讲，“我们是第三者，解决国共间矛盾无所逃责。但零零散散，谁也尽不上力。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当为第一事。”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诸公听了梁先生的讲述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梁先生等诸公回到重庆，取得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等诸公同意后，便共同为发起筹备成立组织而积极地开展了活动。他们经过反复讨论制订出八条“简章”，十二条“信约”，于1939年11月29日宣告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参加的有：“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等）、“中华联教社”（黄炎培等）、“第三党”（章铂钧等）、“国家社会党”（罗隆基）、“青年党”（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乡建派”（梁漱溟等）。张澜先生在四川是长者，有声望，由于是个人，所以在“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后，由梁先生邀请参加。其十二条信约（纲领）送国民党方面的张群、王世杰，请其转蒋介石，并要求见蒋。梁漱溟见蒋后，说明该组织是“第三者立场”，要求蒋允许民主人士“有此一联合组织”（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