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罗马历史学家（1 / 1）

安德鲁·林托特(Andrew Lintott)

起源

在罗马帝国西半部分衰落后，文化、知识出现断层的时期里，罗马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只有一小部分保存了下来。例如，靠着仅有的两部手稿，我们拥有了塔西佗主要作品中的一半；而李维的142卷作品中只保留下来35卷。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师的命运尚且如此，我们拥有的关于史学先驱者和其他晚期史学家的信息就仅限于简短的评论和摘引了。相反，由于拜占庭学术传统的存在，希腊史学家们的命运要好得多。

由于现存资料的统一性，对有限证据的概括是件相对容易的工作。罗马史学家首先是(并且主要是)罗马城的史学家(“rerum Romanarum auctor”)。像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一样，他主要记载国内外的公共事务：“规模宏大的战争、城市的陷落、君王们的战败和被俘，以及内部历史中执政官和保民官的斗争、关于土地和谷物分配的立法、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在塔西佗眼里，这些便是共和国历史学家们应当处理的主题。史学家们的基本目标很简单：保存罗马自身的记忆，将罗马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和性格特征传于后世。我们还要引用塔西佗的原话：“我认为，编年史的一个特别功能在于，它们让美德不至于在沉默中被人遗忘，而那些应对恶言恶行负责的人会受到它们的威胁，担心自己会在后人的眼中留下耻辱。”然而，这种史学并不纯粹是世俗性的；它也关注罗马与诸神的关系，后者保佑着罗马的成长与繁荣，这一事实可以通过预兆(诸神与凡人交流的媒介)和崇拜(凡人对他们的回应)得到证明。除偶尔出现的特例外(最著名的是李维)，罗马史学家们都是元老，或在公共生活中担任过要职的人。撒路斯特宣称，由于政治抱负的缘故，他一度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史学研究；但当这些抱负未能实现，自己也不再从属于某个特定党派的时候，他便心甘情愿地把退隐后的时间奉献给史学著述，而不是浪费在闲散生活或“种田、打猎等属于奴才的活动”上。

最吸引罗马史学家的题材是罗马在共和时期引人注目的崛起以及最终统治地中海世界的过程。然而，只有当他们几乎彻底完成这一伟业的时候，罗马人才拥有了意愿和能力，可以把这段历史按编年方式妥当地记录下来。最早的罗马史学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和卢基乌斯·辛西乌斯·阿里门图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担任过公职，可能随后不久(公元前2世纪的前10年间)便创作了他们的历史作品。他们用希腊文进行写作——在最近发现的西西里陶尔米纳壁画文字中，法比乌斯是作为希腊史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受到纪念的。法比乌斯和辛西乌斯不仅叙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年代，而且试图从起源开始重构罗马历史。因此，我们必须简短地考察一番，在此前的历史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史料，并且这些材料是如何影响后来的史学创作的。

罗马人保存了对每年执政官的记录(执政官年表，fasti consulares)，从流传至今的文本看，它可以一直上溯到约公元前500年，共和制度建立的时期。这些材料可能来自据说由大祭司保管的年度记录，即《大祭司年代记》(pontifices maximi)，其中记录了每一年的官员名单和重大事件。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无法讨论了)是，这些早期记录的真实性如何；即便它们基本上是真实的，这些记载后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可以确定的是，它们至多不过是对战事、凯旋、预兆(例如日月食)和粮食短缺等事件的简略事实陈述。史料中还包括大量与罗马有关的故事，从罗马城的神话起源叙述到后来的年代；其中有些是希腊人(如提迈乌斯)写的，另一些则产生于本地传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贵族们保存下来的家族传说。这些传说的起源十分独特，它们是在葬礼上出现的；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已注意到，这种仪式对罗马人形成关于自己武德的自觉意识是有贡献的。死去的贵族被抬到广场中的船头处，遗体停放在穿戴着祖先的衣物和亡灵面具的哀悼者中间，由他的儿子或某位近亲宣读一篇葬礼颂词(laudatio funebris)；颂词开始赞美死者本人，随后便将死去祖先的功业合起来加以赞颂。人们保留了这些演说词，以便日后使用；但西塞罗和李维都抱怨说，这些作品编造丰功伟绩，宣传有悖常理的族谱关系，从而扭曲了历史。

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判断，最早的历史作品并不都是编年性质的。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它们的作者主要也有两种写作目的。罗马已成为地中海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因此，罗马人对近期冲突的解释便成了其外交政策的有用注脚。对罗马城性质和古迹的宣传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大约在这一时期，开俄斯的一位罗马友人立起了一块碑，以展示罗慕路斯和雷慕斯(Remus)的族谱——有趣的是，似乎正是法比乌斯·皮克托第一个调和了希腊人与罗马人的观点，前者认为埃涅阿斯建造了罗马，后者则认为是罗慕路斯。罗马国内的历史学家们不仅效仿诗人们歌颂罗马人的美德，还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教育，即构建了关于罗马制度与风尚的“真实面貌”，以便在一个外来影响日益增加、诸多新兴家族开始掌握高级职位的时代里，保护它们免受腐蚀。因此，从一开始，罗马史学看上去基本便是保守的。

其他元老们遵循着法比乌斯和辛西乌斯的传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前执政官和监察官，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他来自拉丁姆境内的图斯库鲁姆(Tusculum)镇。从著作标题上看，他关注的不仅是罗马，还有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早期历史；但他随后很快转而讨论布匿战争和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公元前234—前149年)的历史；像希罗多德和他本人演说文本中的风格一样，他用插入趣闻轶事的办法使叙述变得引人入胜。从加图的时代起，罗马人通常用拉丁文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仍旧受到希腊的影响，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些影响中的三点。

波利比乌斯

其中第一条是古物学传统，它从一开始就在罗马史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罗马人所效法的希腊作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陶罗梅尼乌姆(陶尔米纳)的提迈乌斯，一位公元前3世纪初的西西里作家，他在创作关于西西里和西地中海的历史作品时，事实上成为了第一个记载罗马的历史学家。第二点是与某些希腊化作家联系在一起的“悲剧”手法，其主要特征是悲怅、煽情和追求怪诞。第三个影响则是麦加伦波利斯(Megalopolis)的波利比乌斯，一个作为政治人质，于公元前168年被带到意大利的希腊人；他在那里成为罗马贵族们的亲密朋友，并着手叙述“在53年内，几乎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是如何落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的”。他计划写一部“实用性”的作品，一部政治军事史；对于严肃的读者而言，这将具有实用价值，因为它既解释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动机联系，也批判性地评价了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以作为将来行动的榜样。由于地中海的全部历史都通过罗马的势力联合在了一起，他相信，写出一部整体史，同时又使之保留协调风格和解释价值是可行的。因此，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是希腊化时期史学的最高峰。在这部作品中，传统上以城邦为主题的政治军事史具备了编年通史的广度。他的叙述在年代编排上以奥林匹亚运动会及每一周期中的年份为基础，依次描述了希腊人已知世界中的不同地区；他同时还进行横向联系，以便使彼此平行的故事衔接在一起，并强调它们的互动与融合。与此同时，因为他作品的主题是异族帝国的崛起，所以他也改造了希腊史学。

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是史学史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这门学问的原则和方法论有自觉意识，但他更喜欢公开讨论诸如材料的选择、演说词的创作、人物性格的刻画、事物因果的解释等问题。他的方法在本质上是对修昔底德首创见解的再次肯定，即利用可能得到的最真实证据来探求真相——包括运用核实材料、询问目击者、比对他们的叙述等手段。然而，他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到了过去，特别是他自己的上一个世代，并批判性地使用了他人的著作。但他也强调史家对史学的个人贡献。一方面，他憎恶虚构式的、情感夸张的写法，从而使自己有别于古物学家和“悲剧”作家。但他也借用了后者偏爱的手法，即制造令读者难忘的印象。他通过一种理论来调和这些主张，该理论以希腊人所说的“强调”为核心，其内容包括作者制造的权威性印象，其叙述对象的显著重要性，以及在读者头脑中留下的鲜明记忆。他相信，与修辞技巧相比，事件的真相更能影响读者。然而，这种影响必须以史学家为媒介，他负责选取和呈现事件，辅之以动机、因果方面的恰当评论。另一方面，史学家的能力来自他本人的政治、军事经验(作为当事人或在类似情形中的)。因此，无论叙述什么题材，优秀史家写出的都是自己的经验，随之而来的真实感和说服力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离开了这种影响，史学对于想要得到指导的人来说就是无用的。

在通常情况下，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指导十分清晰。他讨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诸如城市规模的估算、烽火信号的使用；他用道德化的手法描写了雷古鲁斯(Regulus)在逆境中的坚忍、埃托利亚人愚蠢的想当然、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傲慢；他说明了使用雇佣兵的危险性。有一卷作品是论述罗马、迦太基和斯巴达政体的相对长处的。波利比乌斯直接分析了一些个别的政治决定；他宣称自己不会虚构演说词，而要从现有的材料中提炼出中心论点，在其背景与事态后续发展的基础上补充自己的评论。他对战争原因的解释可能并不足够详细。他虽然把战前准备活动和交战双方的借口同真正的开战原因区分开来，却认为后者仅由侵略者的心理状态以及造成其这种心态的形势决定。作者从未留意过彼此不通过长期交战，而依靠外交互动将一方或双方同时推下深渊的情况；也没有对受攻击城市(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的同仇敌忾予以过足够重视，这些城市默许对方发动威胁自己的攻击，并为之做好了计划。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拒绝把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事件归结为运气。然而，他跟希腊化与古典时期的前辈们一样，迷恋一个关于命运(tychē)的悖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生活境遇的急剧转变中，个别部分是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但其总体效果却是无法预料和令人敬畏的。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声称，罗马是在命运引导下成为世界主宰的；尽管他在别处表示，运气在罗马人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这种成功是他们的实力、政治稳定局面和进取精神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显而易见的不一致性是可以得到解释的。波利比乌斯似乎将罗马视为一场竞赛中当之无愧的胜利者，而它曾经(现在依旧)受到命运的眷顾，从而得以在几个强大且野心勃勃的大国并存的局面下脱颖而出。但巧合的是，罗马同迦太基在西方的冲突本是独立的偶然联系，却碰巧在时间上与腓力五世和安条克三世的扩张活动重合，从而使得地中海范围内的各种政治进程彼此缠结在一起。

共和晚期

罗马的史学家们并不像波利比乌斯那样，对理论抱有浓厚兴趣；他们在叙述事件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后者那种宏观统筹的水准。然而，波利比乌斯坚实地确立了罗马在世界史上的中心地位，而他赋予史学的实用教育目的也确保了它在罗马人眼中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学问。此外，他希望能由政治家和军事将领，而非书斋式学者撰写历史，这也是同当时的罗马传统一致的。在这些希腊化传统的影响下，罗马人的写作是如何发展的呢？到了公元前2世纪后期，严格按照事件次序逐年记事的“编年史”(annales)和包括了自由分析的“历史”(historiae)开始成为两个含义迥然不同的术语。到了后来，塔西佗和撒路斯特用“历史”这个词来形容记述他们生活年代的作品，而“编年史”则更多地被用来借指古代史。加图成了把历史转化为政治武器的先锋；到了公元前100年，政治家们开始创作回忆录，以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载。这种潮流在日后促成了恺撒战记和奥古斯都自传、《神圣奥古斯都大事记》的诞生。传记体裁也得到了发展：盖乌斯·格拉古撰写了他兄长的传记；共和晚期的伟人们——如恺撒、庞培、加图和西塞罗——都受到了各自崇拜者们的纪念。然而，古物学的历史著述也与当代史比肩而立，其兴盛程度前所未有。人们从各式各样的档案文献(不管它们是真是假)中择取材料，扩充了先前编年史的内容；又利用往往在某一原型基础上编造的故事来添油加醋，以至于李维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沃尔西和埃奎亚(Aequia)民族中哪来那么多人口可供史书中的罗马人反复杀戮。

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人还会抱怨罗马史材料不够多了，但根据西塞罗同时代人的看法，现存的史料可读性不强。西塞罗的朋友们纠缠着他，催促他写一本史书——“一部更配得上演说家的历史”。西塞罗去世之后，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此人自己也是创作年代记和短篇传记的作家)哀叹说，把那些粗糙不堪、杂乱无章的大堆材料打磨成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机会已经错过了。西塞罗本人认为，罗马的历史作品无法跟希腊史相提并论，因为它们缺少ornatus，即引人入胜的展示技巧。这种技巧包括感情色彩和语音语调的多样性，合理的词序，明白晓畅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语句的韵律可以完美地再现事件本身的节奏。另一方面，西塞罗的观点并不仅限于语言方面的要求：历史学需要合理的编年体系和地理描述，对政策和动机的解读，以及对这些政策执行效果的判断。尽管我们手头现有的早期编年史家残篇中确实展示了令人赞赏的语言风格和充满活力的叙述技巧，却缺乏引导读者跨越悠久年代的流畅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很可能没有给解释留下足够的空间。

尤利乌斯·恺撒

恺撒对其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评论是我们拥有的、关于罗马史学进步的第一个重要例子。虽然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回忆录，这些作品却同用意不那么明显的史书拥有许多共同特征：事实上，目的性和自我炫耀并非自传独有的毛病。从风格上看，恺撒似乎较其前辈有所进步。书中的叙述清晰而流畅，但缺少富于变化的语调和丰富的词汇，并且风格总体上同我们在西塞罗书信集中发现的公务信函极为相似。西塞罗称赞它们朴实无华的风格，那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使用文学修辞。在编排和解读材料方面，恺撒更为符合西塞罗的要求。事实上，恺撒的《高卢战记》采用了成熟阶段罗马史作品的典型主题，为我们叙述了罗马的势力通过一连串战争得到扩张的历史，并利用地理和异族性格的插话使其记载变得更为生动，还通过第一人称的评论和讲话(在发言中他和辩论对手都为自己的行动进行回护)来解释事件的重要性。整部作品都是罗马人美德的证明，既包括恺撒自己，也包括他的部下(这些士兵的能力在其他著作中很少被描写得如此充分)。这里还含有一条政治信息：恺撒虽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十分理性和激进，却在讨论高卢诸部落时肯定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和保守的政治立场。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施舍和煽动革命而取得平民支持的野心家来说，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危险的。尽管读者们会觉得这样的评论具有讽刺意味，恺撒写下它们的时候却可能是相当真诚的：传统上，罗马在保卫帝国安全时一直试图利用其同盟间的“既定秩序”。于是，《内战记》就不能如此简单地按照罗马人的方式加以解读了。然而，恺撒的士兵们依旧是英雄，恺撒也还在按照传统价值观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当他的尊严受到威胁，被从前的朋友抛弃的时候，他拿起武器保卫罗马人民的自由，粉碎了一小撮权贵们的阴谋。

撒路斯特

C. 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生于公元前86年)是一名恺撒的党徒(大约在后者被谋杀的时候转而创作历史)；他在写作风格方面更富于创新性，并发展出了一种简约的警句式写法，这种写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早期编年史家们(特别是加图)运用简练句式并精心选词的传统影响，但他在语言和语调上更富于变化。不幸的是，他的主要作品《历史》(叙述公元前67年以前的共和晚期历史)仅存残篇，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其专著《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来对他进行评判。在这两部作品中，撒路斯特坦白承认，自己在着力对道德进行描绘；事实上，他暗示道，贵族亡灵面具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励后人，这使我们想起罗马葬礼对史学创作的影响。然而，与对美德的处理相似，他对恶行也给予同等的强调；并且他的叙述不仅局限于个人性格的描写，也勾画了整个社会各个群体的风貌。出于爱国热忱，他对罗马的赫赫战功进行了充分描述；但与此相反，他也描绘了当时道德败坏的局面，在他看来，那是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出现的。最严重的是，贵族集团不仅由于贪欲和野心走向自我毁灭，还制造了对穷人的不公，或鼓励他们也跟着一起腐化堕落。罗马只是靠着几个领导人的卓越美德才得到了拯救。撒路斯特也集中描述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它始于共和早期、腐化开始之前的年代；但在罗马对外进行生死攸关战事的短暂和平共处期过后，这场斗争又在共和末年变得激烈起来。撒路斯特对平民的苦难表示同情(他本人曾担任平民保民官，并在当时持平民派立场)。但当写到共和晚期的时候，在一段受到修昔底德影响的文字里，他声称要维护元老院既定统治秩序和代表平民权利的两派都予以谴责，认为他们事实上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对于撒路斯特而言，邪恶与衰落是跟美德和胜利同等重要的主题，而正是恶行才为他提供了刻画人物性格的最佳时机，如喀提林和朱古达，以及塞普罗尼娅(Sempronia)和《喀提林阴谋》里的有教养女子等次要人物。不过，他对衰落原因的分析相对肤浅。他只简短地提到了罗马的政治组织与经济。在撒路斯特笔下，罗马衰落的基本原因在于它的繁荣和缺少外部敌人的环境：这些因素可以抑制某种天生的“原罪”，而只有对外战争的苦难才能遏制那种罪孽。这一观念并非撒路斯特首创，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政治和史学。但撒路斯特以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方式转述了这种思想。

李维

提图斯·李维是第一个有作品保存至今(无论篇幅长短)的编年史作家；正是通过他和其史作中可辨认出的、来自先前作家的元素，我们才能够对共和时期的编年史进行评价。此外，他的历史也是共和时期的最后一部编年体巨著。李维于公元前59年生于帕塔维乌姆(Patavium，即帕多瓦)，从30岁开始了长达20年的史学写作生涯，其间亲身经历了罗马内战及从共和国向君主政体的转变。作为一个勤奋博学但并非在政治生涯和聪颖程度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他几乎完成了西塞罗的友人们期待西塞罗所能完成的目标——创作一部具有可读性的罗马史。他语言方面的丰富性和对材料的组织方式正是西塞罗所希望看到的。他避免使用撒路斯特式的突兀风格，而是在丰富的词汇和复杂的行文结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明快、多样的叙述手法。他对主题的处理办法是保守的，这可能是编年史家们的传统做法：李维在描写战争时是爱国的；在谈到政治时，他支持元老院的权威，反对保民官们的蛊惑人心。他虽然在叙及平民同贵族斗争的时候对他们表达了些许同情，却对那些坚决反对向平民做出任何妥协或破坏传统的贵族强硬派表现出了巨大的好感。他很可能在现已佚失的、记载共和国被颠覆的若干卷中继续坚持这种态度，并把这些人的失败视为共和制度衰亡的一个原因。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可能就是在乌提卡(Utica)自尽的加图，此人反对恺撒，在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里已被描述成无私尽忠于共和国的人物形象。虽然李维是在政治制度瓦解和内部纷争之后从事写作的，他却身处罗马帝国势力臻于极盛的时代。面对着这种反差，目睹了繁荣局面和道德沦丧(其典型例子是罗马人的自相残杀)的并存，李维同撒路斯特一样，认为罗马是被自己的成功压倒了。

作为历史细节的解释者，李维缺少原创性，或至少在探究原因方面乏善可陈。然而，作为解释的替代品，他在描写情感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人道主义同情心，这在他创作的演说词和行文叙述中都有所反映。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力。没有人记载过维伊人在被罗马人逐出自己的城市(它随后被夷为平地)时的感受，无人提及罗马士兵们受萨莫奈人强迫在轭门下穿过时的心境(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关于罗马人听说自己的军队在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中败给汉尼拔后的反应的记载很可能也多不到哪里去。然而，这些却是李维现存作品中一些最令人难忘的篇章。创作历史的“悲剧”手法对他的影响显然要大过波利比乌斯的“实用主义”方法。李维将他的历史作品一直写到公元前9年——因为它已成为无法超越的庞然大物，也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共和国已经成了一具死尸。

早期帝国

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的元首政体带来了政治生活与文学风格的转变。人民和元老院逐渐丧失了权力，无法在重大事务上做出具有效力的政治决定：政策已由元首及其近臣“暗箱操作”；官职的升迁最终要仰仗君王的恩宠。因此，政治保密工作使得当时人和日后的史学家们都对帝国机密一无所知；作为补偿，谣言和怀疑开始大行其道，而宫廷氛围也有利于阴谋诡计和诽谤中伤的出现。与此同时，西塞罗等人华丽的演说词风格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撒路斯特式的精致、简练风格；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史学在用语方面的变化，它变得非常适合进行讽刺和谴责。

一些按年代记录了从共和制向君主制转变的史家们仍是独立于新政权的。其中的一位，克雷穆提乌斯·科杜斯，其著作在提比略统治时期被烧，后来又于卡利古拉在位期间重新完成了一个经检查后删改了的版本。然而，总的来说，正如塔西佗所指出的，史学由于对当今元首的阿谀和对前任君王的诽谤而受到了损害。前一种倾向由于对元首发表正式颂词(panegyrics)的习惯而变本加厉，这种颂词包含在执政官的谢恩演说中，在奥古斯都时代成为定制(普林尼在公元100年发表的《颂词》是现存最早的例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塞涅卡描述元首克劳狄乌斯之死和化身为神的《游戏》(Ludus)，或称《变瓜记》(Apocolocyntosis)，则是得到官方允许的诽谤作品的一个重要标本。同样不利于史学家的情况是传统题材的缺失。奥古斯都的时代终结后，大多数元首都不再尝试进行新的大规模远征；在国内，共和时期的大规模政治冲突也已不复存在。贵族之间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对叛国罪的审判上，并且他们试图通过获取元首的宠幸或同僚们的尊敬而得到好处。元首制早期的重大变化——内外政的转变，公民权和希腊-罗马文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城市的发展——并非从前的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也不能为他们提供抒发感伤情怀或制造轰动效应的机会。然而，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正是在这个连他自己也认为十分狭窄、毫无光彩可言的领域进行写作的。

塔西佗

C. 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在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时期进入元老阶层，并担任高级官职。他主要在元首图拉真治下进行写作；那是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个元首、“暴君”图密善被谋杀后出现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安宁、繁荣的时代。他的一篇早期作品是对岳父阿格利可拉的一首成文的葬礼颂词。在这篇作品和两部主要历史著作——记载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历史》(公元69—96年)和记载公元14—68年的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编年史》——中，塔西佗提出了自己对善与恶的传统看法。“这个时代并非极其缺乏美德，还是产生了若干优秀的行为榜样。”这些人与共和国编年史中的那些人物并不相同。“母亲们陪伴着孩子踏上流放的旅程，妻子们追随着自己的夫君……忠诚的奴隶甚至敢于同给自己施刑的人傲言相对。”然而，塔西佗的作品中充满了缩微版的《阿格利可拉传》——即为在当时制度下飞黄腾达的人和因叛国罪审判而身败名裂的人所写的悼词。“让我们对著名人物的声望予以更多的关照，正如他们的葬仪有别于普通人那样，这些人在对死者的记录中也应得到特别的注意。”

他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展示善恶来进行道德教诲，还要进行实用性的指导。这一点可以说明他何以要关注阴谋和叛国罪的审判。他解释道，在共和制度下，当权力时而属于平民时而归于元老院的时候，人们需要同时明白如何去驾驭群众，以及如何去影响控制着元老院的贵族。同样，在独裁制度下，洞悉元首思维的运作方式也是有益的。塔西佗因在这方面的成功而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奎恰迪尼(Guicciardini)的赞赏。尽管对被元首消灭的那些人物的记述不偏不倚，他却把最高的敬意给予了那些像他本人和他岳父阿格利可拉一样幸存下来的人。“那些惯于欣赏叛逆行为的人应当意识到，伟大的人物是可以在坏君主统治下存在的；顺从和谦卑姿态如能建立在充沛精力和扎实工作的基础上，同样会取得光荣，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荣耀只能通过貌似悲壮和不合时宜的牺牲来实现。”他并不盲目崇拜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那些大名鼎鼎的牺牲者，认为他们试图通过自我炫耀和挥霍钱财来维持其地位，并将这些人同进入元老院的新人们的谦逊、节俭作风进行了对比。

作为记载罗马帝国历史的史家，塔西佗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善于假托反对派之口，不仅谴责了罗马统治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演说家的惯用手法，因为他需要在勒索案中为罗马的外省臣民辩护)，而且赞美了勇敢的独立精神和对罗马文明的抗拒。“如果你希望统治所有人，难道那就意味着大家都应当接受奴役吗？”一位被俘的不列颠将领卡拉塔库斯这样问道。那种奴隶制的一个特征是“使罪恶合法化的花天酒地——柱廊、浴室和奢侈的宴席”。另一方面，他也会将罗马统治所带来的和平、公正同部落纷争造成的不安定局面进行对比。然而，更发人深省的是，据说一位罗马将领在拒绝一个日耳曼部落请求允许他们在罗马领土上定居时说的话。“人必须服从强者：这些人求告的诸神已赐予罗马人力量，让他们决定给予什么和取走什么，罗马人不能容忍其他任何法官的存在。”

塔西佗哀叹说，他所能得到的军事史料过于匮乏。然而，尽管他有能力对一场战役进行激动人心、不失准确的叙述(像李维一样，他在描写当事人的情感方面做得极其出色)，其写作风格却使他对细节的介绍极其模糊，令人恼火。不过，这种风格倒是相当适合记述帝国政治。其主要特点一是讽刺，用来对比公共生活的表象和权力的隐含实质；二是有意为之的模棱两可。塔西佗以此作为乐事放在了删节版的附记中。他还掌握了一种复杂的技巧，可以借此给出供读者选择的解释——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据说是他人的——这样的做法非但没有澄清描写行为的动机，反而增加了其不确定性。他的点睛之笔是对提比略的描写。他掌握的材料指出，尽管这位元首才华横溢，关心帝国的福祉；但他在生命结束时，统治权已摇摇欲坠，他本人也遭到人民的憎恶。塔西佗利用提比略广为人知的伪善性格作为这个谜题的答案，把他的一生看成巧言令色的外衣逐渐被剥去、可怕邪恶的自我日益暴露的过程。提比略被描写成一个绝顶聪明，但因早年经历和统治欲而发生性格扭曲的人物。奎恰迪尼写道：“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很好地教育了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的人们，告诉他们应如何生活，如何谨慎地处理事务，正如他同样出色地告诉暴君们如何建立暴政一样。”

塔西佗虽然在一个被普遍认为生活幸福的时代从事写作，他对历史的态度却是悲观的。共和国的灭亡不可避免；提比略治下的悲惨状况被归咎为神明的震怒。塔西佗似乎的确怀疑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这种看法可能使他放弃了向世人提出建议的企图。元首的友谊或敌视究竟是取决于前定和命运，还是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采取的策略？对于塔西佗而言，世界要么是一个完全靠机缘左右、不受神意干预的王国，要么就是由命运决定的——无论这种命运是斯多葛派所相信的那种理性因果链，还是行星的运转轨迹。塔西佗虽然并不总是赞赏个别占星术士，但他跟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包括弗拉维王朝的诸位元首)，对于这门学问本身充满敬意。至于罗马的旧神祇，塔西佗很少提及跟它们相关的宗教仪式，而他对预兆的解释则是模棱两可的。降临到罗马民族头上的灾祸可以证明，诸神并不保佑他们的安宁，只关心对他们进行惩罚。在公元69年发生了“生出怪物的事件，产生了大量别的征兆，诸如此类的怪事在几百年前的和平岁月里也有人记录，但现在只在人们害怕的时候才被提起”。我们很难从塔西佗的著作中演绎出前后一致的宗教观或哲学观。不过这无碍于他的道德目的。命运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但并非它们的借口。

苏维托尼乌斯

塔西佗的功绩在于，他应用传统原则去书写早期元首制时代的历史，并创造了一种反映时代特色的史学著述风格。在两个多世纪里，没有一个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的人尝试过同他一较高下。在他有生之年，流行的文学体裁已由史学变为传记；在后者中，心理和人际关系会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题材也正是塔西佗所关注的。此外，从罗马上层阶级的视角看，诸元首的生活已成为历史的主线。史家们应当创作介绍他们的功业，特别是其参与战事的专著。更加全面的传记则应该在描述他们的政治生涯之外，补充他们私生活的有趣细节和对他们性格的判断，以便使作品显得丰富多彩。据我们所知，塔西佗的同代人，更为年轻的C. 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奎鲁斯(C. Suetonius Tranquillus)是用文学体裁创作的最为成功的作家，当然，在他身后还有其他一些作者。特兰奎鲁斯的著作构成了成书于帝国晚期的《奥古斯都后诸恺撒传》(Historia Augusta)的基础；后者是一套诸元首传记的汇编，但作者和可靠程度都存在很大争议。

苏维托尼乌斯作品的核心是由罗马墓志铭、葬礼演说词等原始材料构成的——包括对元首的公开记载、他在国内外的业绩，以及通过这些事迹所展现的道德品质。与政治生涯相对应的是私人生活。在小普林尼时代，元首在家庭生活中的美德已成为颂词的描写主题。但在这个领域里，可供史家进行贬损的空间更为宽阔。诚然，元首会因军事失败、挥霍公款、残酷地对待其他上层阶级成员(总的来说，苏维托尼乌斯并未对他记录的行政改革进行评价)而遭到批评。然而，这些公共生活中的错误很容易被视为元首个人品质缺陷所导致的结果——他的罪恶会在家中，特别是餐厅和卧室里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在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中看到，政治业绩的罗列与对元首私生活的揭露性描述同时出现，并且二者都由大量趣闻轶事加以点缀。尽管上述两种元素事实上很少能毫无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写法却往往能够有效地——尽管未必是准确地——刻画人物性格。

堪与苏维托尼乌斯媲美的是与塔西佗同时代的希腊作家，喀罗尼亚(Chaeronea)人普鲁塔克，古代世界最伟大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大部分传记都采取平行列传的方式，将一个著名希腊人和一个共和时期的著名罗马人进行比较。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进行性格刻画(普鲁塔克特地把他的著作比作雕塑和绘画)，在作品中弱化了传主一些小的不检点之处，但并没有完全忽略它们，以便既能符合求真的需要，又能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生平的主线上。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普鲁塔克没有简单地按照从生到死的顺序叙述传主的生平，而是在特定的场合下添加了对他们行为的总体说明——主要是在这样的场合，他会像苏维托尼乌斯一样引入对趣闻轶事的叙述。 作者按照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衍生出来的伦理学概念，描写和比较了这些人物。人应当勇敢，但不能轻率；应该谦逊，不可得意忘形；人要有节制地、谨慎地使用财富；他们应当控制下属的冲动情绪，自己也不能被冲动压倒。这些传记试图表明，伟大人物的成败得失都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这些训诫。与此相比，罗马人的传记在伦理方面相对粗糙。罗马史学家们的价值观主要不是基于针对优秀人物的观点，而在于对罗马胜利的看法，他们以对罗马的贡献作为一个狭窄的基础，在此之上形成对个人品质的判断。

罗马史学的发展何以到了塔西佗之后就枯竭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下一部记述罗马的巨著是由希腊裔的罗马元老——比提尼亚的卡西乌斯·狄奥用希腊语写成的。这是一部一直叙述到作者写作年代(公元3世纪初)的罗马通史，它试图在解释和政治概括方面效法修昔底德的作品。与此相反，尽管拥有波利比乌斯这个杰出榜样，罗马人对自身政治史的解释很少能够超越对政治术语进行简单化理解的层面。因此，在李维或塔西佗用富于文采的笔触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事件之后，人们就找不到重新叙述这段历史的理由了。由于帝国和元首制政体业已得到巩固，并且看似不大可能再发生什么变化，元首们的传记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已被讲完了的好故事的狗尾续貂之作。后来，到了4世纪，来自安条克的叙利亚人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想要从头再来，用拉丁语记载从塔西佗作品结束的地方直到他自己生活年代的历史。他在这段历史里可以找到常用的材料——战争、地理学和民族志介绍、审判、罗马和其他城市的骚乱，更重要的是关于道德的插曲。然而，他的叙述虽然鲜活感人，却几乎没有解释公元4世纪的危机和社会发生的变化。这或许是罗马上层阶级放弃按照传统方式书写历史的一个原因。他们在旧有的框架下已经找不到可写的新东西了。

延伸阅读：

本章提及的大部分史学作品都有英文翻译；然而，罗马史学家们的残篇是没有翻译的。除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对照译文外，收录最为完备的当属企鹅古典丛书。企鹅丛书中最好的译本包括塔西佗的《编年史》（M. Grant）和《历史》（K. Wellesley）、撒路斯特与恺撒（S. A. Handford），以及波利比乌斯（I. Scott-Kilvert），尽管后者很少收录波利比乌斯对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续事件的记载。最好的波利比乌斯译本由E.S. Shuckburgh完成（2 vols., 1889/1962）。塔西佗的主要译本有A.J. Church 和 J. Brodribb（London, 1882）以及W. Fyfe（Oxford, 1912）。

M.L.W. Laistner的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California, 1963）提供了对这一主题的概述。还有些论文集相当有用，如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T.A. Dorey编, London, 1966 and 1967），其中包含了分别论述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和拉丁作家群体的章节。A. Momigliano的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Oxford, 1977），特别是其中的第四、五、七三章，对研究罗马历史学家本身和他们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都很重要。

关于早期历史学家，见上述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中E. Badian撰写的章节和上述Momigliano的作品；B.W. Frier的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 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对早期罗马文字记录的研究颇具争议。

对波利比乌斯研究贡献最巨的当属F.W. Walbank。见他的Polybius（California, 1972）和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vol.i.（Oxford, 1957）导言。关于波利比乌斯对史学家功用的看法，见K. Sacks的Polybiu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California, 1981）。

撒路斯特的最佳入门读物为D.C. Earl的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llust（Cambridge, 1961; Amsterdam, 1966）。R. Syme的Sallust（Oxford, 1964）则进行了更为细致、广泛的探析。研究恺撒的著作有F.E. Adcock的Caesar as a Man of Letters（Cambridge, 1956）。P.G. Walsh的Livy（Cambridge, 1961）对李维进行了较为简短却颇具价值的总体研究。同样有用的还有R.M. Ogilvie的A Commentary on Livy I-V（Oxford, 1965）。

R. Syme的Tacitus（2 vols., Oxford, 1958）是论述这位史学家的主要英文著作。R. Martin的Tacitus（London, 1981）是一部较为精练的作品，书中充满了真知灼见。H. Furneaux的The Annals of Tacitus, vol.i（Oxford, 1884）导言也非常有用。B. Walker的The Annals of Tacitus（Cambridge, 1952, 1960）试图区分作品中的事实和虚构成分。还可参见T.A. Dorey编辑的Tacitus（London, 1969）中收集的论文，以及K.C. Schellhase的Tacitus in Renaissance Political Thought（Chicago, 1976）。

关于传记，见A. Wallace-Hadrill的Suetonius（London, 1983）、D.A. Russell的Plutarch（London, 1972）和C.P. Jones的Plutarchand Rome（Oxford, 1971）。

上面提到过的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为我们了解帝国时期史学和传记的其他发展提供了方便。关于阿米亚努斯，见J. Matthews的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London, 1989），尤其是其中的第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