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散文的艺术：帝国早期（1 / 1）

唐纳德·鲁赛尔(Donald Russell)

两种语言，一种文学

公元1—2世纪孕育了一种影响广泛、十分重要的散文文学，由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写成。虽然最伟大的天才塔西佗是罗马人，其思维方式很难用希腊文表达出来，但在很多方面，这两种语言表现为同一种文学的载体，并且希腊语在其中的贡献显然更为重要。

希腊文和拉丁文甚至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除担任公职的需要外，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们很少费力去学习拉丁语，并且他们似乎认为拉丁语的精细语法难以掌握。“朗吉努斯”〔《论崇高》(Peri hypsous)，12.4〕因为打算评判西塞罗，所以很明智地请求读者原谅自己将要讨论拉丁文学。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3)宣称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并且他显然在掌握拉丁文方面十分吃力。对提供罗马方面信息的希腊文著作的需求自然是持续存在的。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普鲁塔克的罗马人传记、阿庇安的《罗马史》迎合了这种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说希腊语的人希望在帝国行政管理和政治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类作品的数目与日俱增。因此，到了2世纪末，拉丁史学已经枯竭，但赫罗狄安和更具才华的卡西乌斯·狄奥证明，希腊语仍然拥有活力。另一方面，对于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如果想要担任公职或接受文学教育(二者一直有着紧密联系)的话，他们从小就得学习希腊文，并经常以希腊文替代自己的母语，特别是在讨论哲学或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时候。元首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用希腊文创作《沉思录》，普林尼的友人科尔涅利乌斯·卢弗斯用希腊字眼Kekrika(“吾意已决”)来宣布自杀决定，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影响范围极广的文学，负责把希腊的知识与哲学介绍给母语为拉丁语的公众，试图实现西塞罗和奥古斯都的理想，即使拉丁文学成为希腊-罗马文化全面和完备的表达形式。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和普林尼的《自然史》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但两种语言都具备文学语言的自觉意识，同日常口语存在着显著区别，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要比以下这种差异重要得多。该差别在希腊语里体现得更为突出。从奥古斯都时代(事实上还要早些)起，教授希腊语法、修辞学的教师们便尽可能近似地模仿一种精确的语言、语法形式，它以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阿提卡经典著作为代表，特别是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演说家们的作品。这一运动在公元2世纪中叶达到高峰，伟大“智者”们创作的复古杰作赢得了剧场里排山倒海般的掌声以及元首们令人羡慕的赞助。在拉丁文学方面，不同时期人们的看法会有所变化。直到晚近，拉丁文才达到其典型的成熟期(这种形式迅速得到了认可)。散文风格自然在西塞罗之后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部分是对西塞罗试图建立的句式结构和用语规范定式的反动——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直到昆体良试图扭转这一潮流的时候为止。直到安东尼王朝时期(公元97—180年)，散文复古派(antiquarii)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一股洪流。于是，某种类于希腊文学中“阿提卡主义”的风格发展了起来。在这一现象出现之前，曾有过大量改进与实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源泉主要在于诗歌作品和古老的希腊语修辞学技巧，而与拉丁语的日常口语资源关系不大。后者大体上是无人问津的，尽管塞涅卡的部分作品显然反映了优雅谈吐的风格，佩特罗尼乌斯的革新则更为大胆，以至于让他喜剧式小说中的部分人物讲粗人的不规范用语——但据我们所知，无论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中，这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实验。

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这两种语言中，几乎所有主要作品都是用一种特定格式写成的——爱德华·诺登(Eduard Norden)，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解水平贡献最巨的学者将其称之为Kunstprosa，即“艺术散文”或“书面化的散文”。那是孜孜不倦地训练与模仿的产物。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艺术散文的主要特征在于，其风格依赖于作者为将要处理的特定题材预先做好的选择。作者必须决定适合这项写作任务的文体层次(拉丁文中的genus dicendi或希腊文中的charakēr)；常用的分类标准会区分“崇高”“平正”和“雅致”三种风格，但这绝不是唯一可能被使用的范畴体系。无论如何，作家们会对词汇做出选择，而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辈的同类文学作品或相关著作影响；他们还要选择句式结构，决定是使用绵长繁复的“完句”还是较为简洁的形式；并且，最令现代读者惊奇的是，他们甚至要选择作品的行文节奏。某些句尾(拉丁文里说的clausulae)分布的规律见于古典时期的希腊语散文；不过，希腊化时期修辞学家和他们的罗马人学生们，似乎将这种已成为我们研究的该时代作家第二天性的写作习惯做了系统化和强化。诚然，大部分罗马史学家和部分希腊哲学家们确实打破了所有已知的戒律；但这本身也是一种由体裁决定的选择行为。塔西佗在其《修辞学对话》中采用了规范的西塞罗式“完句”，但在其史学作品中就没有使用。昆体良(9.15.8)则将这种传统偏好理性化——可能是基于他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声称史学叙述的速度会使得富于节奏感的完句显得不够协调，因为这种句式会使整个情节的发展缓慢下来。

艺术散文在当时已有悠久的历史。它从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演说家们那里发展而来，一方面使散文多少具备了诗歌的庄严和感人力量，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表意明确、风格优雅的书写用语(graphikē lexis：亚里士多德是讨论这一话题最重要的理论家)。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它以多种形式存在，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工具。它不仅被应用于高雅的文学体裁——史学、演说术和文学性书信(belles-lettres)，也是大量技术性和教育性作品的书写载体。狄奥尼修斯的《遣词法》、“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奥纳桑德的《论将才》都是希腊语中的典型例子，也都创作于公元1世纪；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其中只有医学分卷留存至今)、科路美拉论农业的作品、昆体良的修辞学手册则是同一时代里用拉丁文写成的此类著作。然而，当时也存在着这样一些作品，其中的书面化标志已经消失，看上去“文采”缺缺：维特鲁维乌斯用拉丁文写的《建筑》和阿里安用希腊文写成的《爱比克泰德论文集》便是这类作品中的著名例子。这种书面色彩的缺失经常是有意为之的。阿里安用色诺芬的阿提卡方言写了《亚历山大远征记》，而他关于印度的著作是用希罗多德的爱奥尼亚方言写成的。因此，正是基于同样的媒介择取标准，他选用公元前1世纪的技术性语言来记载奴隶出身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讨论，因为其中的思想本来就是用这种语言表达的。

文学批判和修辞学：衰落的迹象

奉行这样严格的书面写作规范，并同教育联系得如此紧密的文学注定是自觉的和自省的。这一时期成为文学批评的伟大时代不足为奇；尽管严格说来，它并非创造文学理论的伟大时代。特别突出的是，文学作品的进步和衰落都得到了世人的密切关注。有些人看到了进步，更多的人看到的则是衰落。这是一种传统的悲观主义，是一种跟荷马、赫希俄德一样古老的思想，即“世风日下”在文学领域的应用。这种看法通常很适合论辩的需要，但其提出者的态度也未必是不真诚的。

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在屋大维取得阿克兴战役胜利(公元前31年)后不久便来到罗马。他在那里定居，其工作内容包括教授修辞学、进行文学批评和创作一部详尽的早期罗马史。在关于阿提卡演说家系列著作的前言中，狄奥尼修斯列举了在他眼中这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出现的变化是巨大的。“传统的哲理性修辞学”——德摩斯梯尼之前的阿提卡演说家都属于这一流派——在“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死后”被一种“劣等”的风格所取代，那是来自亚细亚某个藏污纳垢之地的舶来品；但值得称许的是，由于古典评判标准的复兴(那是有教养的罗马统治阶级的高雅品位的结果)，这种粗俗、毫无价值而又风靡一时的文风已找到了它应有的归宿。这是一段论辩式的文字，但其中包含着重要信息。新兴的标准散文所承载的是这样一种修辞学，它不是仅仅包含种种花招、颠倒黑白的法庭辩论技巧、巧言令色的骗术，而是“哲理性的修辞学”(philosophos rhētorikē)；对于一个秩序良好的时代而言，它是一种有益的道德、社会整合手段。在本质上，这是350年前伊索克拉底的理想在一个更加广大的世界里的再现。

狄奥尼修斯这个说法中所预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完美的顶峰、衰落与复兴——是希腊文学、艺术史理论作品中的常见模式。起初，罗马人很难把这套思想应用在他们自身发展历程的情境中。当贺拉斯、狄奥尼修斯的同时代人歌颂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成就时，他所引以为豪的是新技巧取代了以往不成熟、不完美的东西，而不是代替了败坏、衰落的某种风格。但这种模式的出现已指日可待。在演说术的领域，西塞罗的时代被视为顶峰，与德摩斯梯尼的时代相对应。后来的一切都是衰落的表现。在提比略和卡利古拉统治时期进行写作的老塞涅卡是这种关于腐化和衰落的讨论的早期见证人，这种论调在公元1世纪非常流行。老塞涅卡强调了这种衰落的三个原因：一是政治方面的，即共和时代自由的丧失；二是道德方面的，即追求声色犬马的青年一代的游手好闲与**不羁；最后还有上天的不遂人愿，不允许任何事物长久地停留在巅峰状态。他的儿子，哲学家塞涅卡赞同道德论者们的观点。他认为，文学风格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生活方式：“你在哪里看到堕落的演说术大行其道，就可以确信那里的道德已偏离了正路。”(《书信集》114.11)他是在公元62年写下这句话的。一个世代之后，他自己又在罗马人模仿狄奥尼修斯的古典主义标准做出的评论中受到嘲弄。率先发难的是伟大的教育家昆体良(约公元35—100年)，在他眼中，正是因为塞涅卡的谬误颇具魅力，他才成了一个极其有害的范本。站在昆体良的立场上看，这种评价并非有欠公允。塞涅卡使用的简短句式、不加选择的用词习惯和轻松活泼的流畅文风使他的拉丁文风格在根本上成为西塞罗式的庄严、平正文风的对立面。但我们不应忘记，塞涅卡写的也是“艺术散文”，并且其完句节奏的连贯性令所有其他作家都望尘莫及。

昆体良的重要作品，12卷的《修辞学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对如何教育、训练演说家的描述较其他任何古代著作都更为详细。它强调道德是演说术的基础，对教育的论述则尤其有趣。昆体良还写了一部现已佚失的论文风“败坏”原因的书，那无疑是对其理论体系的叙述。塔西佗《关于演说家的对话》的背景年代为公元73年(虽然它可能是差不多30年后才写成的)，介绍了“保守”和“现代”的两种观点。另一段论及这个问题的文字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保存在“朗吉努斯”《论崇高》的最后一章里。这本小书详细讨论了在文学作品中制造崇高、庄严和煽情效果的手法。在古代的文学批评作品中，这部书最为引人入胜，也最具影响力。我们必须承认，其创作年代存在着若干不确定之处。它被视为公元3世纪一位著名学者、政治家的作品而流传下来，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地受到了普遍质疑，因为该作品同公元1世纪文学观念、兴趣的联系是一望即知的。代表“哲学家”的“朗吉努斯”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当前修辞学的式微是由于自由和“民主”的丧失。他本人的职业虽然是修辞学家而非哲学家，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道德论的立场上：正是欲望的困扰和人心的败坏妨碍了伟大思想的诞生。我们很难将这些言论同特定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在希腊文化的语境中，《论崇高》总的来说是对希腊化时期夸张、浮华文风的否定。事实上，与狄奥尼修斯复兴古典文化的简单主张相比，这部作品中的否定思想似乎更为丰富和深刻，因为“朗吉努斯”主要强调的是演说术和所有文学创作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他论证的核心是要说明，这种情感是如何同深刻思想和道德理念紧密相连的。接着，他对比了古典希腊文学和他那个没落年代里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们：在前者中可以找到所有值得效法的榜样，而对后者可以指望的只有发挥到极致的道德说教与想象效果。

然而，在最后一章里，作者的观点似乎更接近罗马人。“哲学家”关于一流演说术因自由沦丧而消亡的观点似乎反映了从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转变过程。作者对此的“回应”把话题从政治革命转移到了个人伦理的领域，但他强调(显然是针对他假想论敌的)，“我们这个境界的人”还是受人节制为好，不然我们的贪欲将会毁掉整个世界。希腊人与罗马人不同视角的结合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但这种现象在此种双语文化环境下十分典型。

书面散文的应用

在苦心经营和密切关注之下，这一时期的散文艺术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目的的写作。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史学领域，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所解释的那样。

其次是在演说术方面。毫无疑问，这是它的原始功能；不过“朗吉努斯”等批评家准确地察觉到，当前的时代已不再向演说家提供政治报酬了。那些为西塞罗那一代人提供重演德摩斯梯尼时代剧本机会的重大诉讼与辩论已成往事；帝国时期的“轰动案件”已不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诚然，我们并不知道1世纪罗马演说术发展的细节，不清楚它有多么重要或具有何等的创造性，以及1世纪末古典文风的复兴改变了世人的审美趣味，使得此前的演说术发展史被人遗忘了。然而，到了2世纪，我们却拥有了两部重要的、创作年代明确的作品：普林尼的《颂词》(公元102年)和阿普列乌斯的《申辩》(公元157/158年)。普林尼就任执政官时在元老院里向图拉真朗读的“颂词”展示了“辞赋型”或礼仪型演说词的面貌，那是昆体良倡导的西塞罗式风格与鲜明的“白银时代”创造力与典型文风相结合所能够取得的成就。阿普列乌斯在《申辩》中针对一份关于他使用魔法维持一位富有寡妇对自己的爱恋的指控进行自辩。这部作品表明，诉讼式演说正在转变为纯文学，成了展示用词技巧、广博学识和动人口才的载体。普林尼当然受到过罗马公共生活价值观的影响，阿普列乌斯则在古拉丁文化知识方面非常渊博；但他们两人都在此展示了一个属于希腊文化的现象，即将修辞学用于消遣娱乐目的，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的典型做法。

事实上，贯穿这一时期的演说术发展史主要是希腊语文化的题目，同拉丁语文化的联系相对较少。狄奥·克里索斯托姆(意为“金口的”)，比提尼亚普鲁萨(Prusa)城的显要公民、演说家和道德论者，在公元1世纪末前后向罗德斯岛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公民们发表演说，劝说他们恢复冷静，斥责他们的疯狂行为。劳狄西亚的波莱蒙、阿尔勒斯的法沃里努斯、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和许多其他人都担任使节、接手讼案、教导学生，并用他们天才的历史想象力或冷笑话来娱乐大众。所有这些人都使用德摩斯梯尼或其他古典早期作家的希腊文。这个拥有诸多名满天下、云游四方的演说高手的时代，经常被称作“第二哲学时期”：伟大的演讲者被当成明星而受到追捧。在后人眼里，这往往被视为一种虚荣；但在当时，却成了一场影响巨大、十分重要的文学与社会运动。

艺术散文的第三个用场开创了新的领域。在这个时代里，“散文”发展起来，成了一种可以辨识出来的文学样式(虽然还没有自己的专有名称)。塞涅卡、狄奥、琉善和普鲁塔克的大量作品都可归入此类。它们是一些短篇论文，往往是探讨伦理问题的，但有时也以文学、教育或古物学为话题。一般说来，它们的口吻是非常个性化的；也就是说，作者的个人见解体现得十分明显，尽管这些作品中不乏引经据典的渊博学识和文字方面的苦心经营。在语言风格方面，它们较少使用完句。若干种传统汇集起来，构成了这一写作体裁。其中之一是哲学对话，它不是用柏拉图偏爱的形式，而是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对话体写成的；其中包含着长篇讲话，而非简短的问答。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人们继续写着这些对话——值得注意的实践者有西塞罗、塔西佗和普鲁塔克——但其写作技巧，甚至名称(dialogus)也被用于那些不包含谈话内容的著作中。另一个源头是不那么文雅的民间布道或道德训诫(现代学者们称之为“宣讲”)，它似乎兴盛于希腊化时期，尤其同犬儒学派联系密切。波雷斯廷尼斯的比翁(贺拉斯宣称此人的作品是自己讽刺诗的榜样)显然对构建意象和插入轶事的技巧贡献良多，塞涅卡与普鲁塔克都惯于大量采用这种手法。尽管这些高雅的散文在风格和内容上大多是哲学式的，它们有时还是会涉及到修辞学领域。一些哲学论题——《论神意》《论婚姻》等——本身就是修辞学基本课程的组成部分。此外，闲谈在当时是如此流行，这使得修辞学教师们在这种谈话插入了和正式讲演中一样多的道德训诫成分；他们将之称为“杂谈(lalia)”，利用开头处的单刀直入、趣闻轶事或譬喻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随后详细分析其中隐含的修辞和逻辑结构。

与“散文”关系密切的还有书信(第四种用途)，因为“散文”往往采取书信的形式。然而，书信是一种已经得到承认的体裁；在这一方面，我们拥有德米特里乌斯《论风格》(可能创作于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的开端)这篇论文中睿智而详细的阐释。出版亚里士多德书信的阿特蒙曾说，书信是“对话的一个分支”。德米特里乌斯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对话的作者是在模仿即席演讲，而书信则是“用于馈赠的礼品”，要以精心措辞和艺术手法来对收信人进行恭维。其核心看法在于：书信是“作者思想的影子”；与其他任何一种体裁相比，它更能反映作者的人格。因此它不能太深奥——“像一部在卷首署过名字的论文”——也不能像法庭演说那样采用完句式风格。简言之，它是“友情的简洁表达，用通俗字句对通俗主题进行的阐述”。

书信是这一时代极为重要的写作形式。塞涅卡用这种体裁创作了被公认为其代表作的《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那是他退休后写给友人卢基里乌斯的作品。伊壁鸠鲁的书信对他产生过影响，西塞罗致阿提库斯的信也是一样。罗马上流人士们认为，书信是一种极其适合业余写作爱好者的形式，一种表达友谊和共同阶级爱好的得力工具。斯塔提乌斯(《丛林诗集》1.3.104)设想他的朋友沃皮斯库斯(Vopiscus)退隐到提布尔(Tibur)的乡间，创作史诗、抒情诗或讽刺诗——或创作书信，后者跟前三种体裁一样优美。他没有明说，这种书信用的是散文还是韵文；我们应当牢记，它可能用的是韵文，就像贺拉斯或奥维德的书信一样。小普林尼富于文学色彩的书信集是关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教育文笔最为优雅、信息最为丰富的史料之一。有趣(可能也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拥有的、与之相似的希腊文献稀少。诚然，我们拥有大批写于这一时期的希腊文书信，但这些作品是虚构的，伪托于想象中的角色或历史人物。它们不过是修辞学练习而已，尽管我们偶尔(如在《克拉特斯书信集》和《赫拉克里亚的西翁》中)会发现，作家们创作了若干属于同一系列的信件，构成了某种近似于书信体传奇的作品。

这一点倒是提醒了我们，艺术散文得到应用的最后一个领域是纯文学性质的小说。这是一种很晚才发展起来的体裁，尽管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该类型作品在古典时期的模板。它们的起源和影响受到了激烈争论；小说中的典型情节是否源自东方，这些故事是否被用来进行宗教(尤其是秘仪)宣传，这些问题在过去的100年里被人们反复提起，并得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小说并非高雅的古典传统的组成部分，其最初的读者是有别于史学和哲学的。它逐渐进入了更加文雅的读者圈子，有时表现为拙劣的模仿，要人耐着性子读下去；有时则成了史诗、戏剧名正言顺的后继者。现存希腊文小说的情节惊人地一致，并且这种情节具有神话的启发效果。两个情人经历了漫长的旅行、危难和分离，他们的忠贞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卡里同、隆古斯、阿基里斯·塔提乌斯、以弗所的色诺芬与希里奥多洛斯小说作品的基本框架都是如此。它们的风格和场景当然是大不相同的：爱情、魔法、暴力、诙谐、异域风情与远古时代、庭审与辩论的修辞术等都是典型的小说要素，在各部作品中占据不同的比例。对于现代读者的口味而言，最美妙的小说是隆古斯的田园牧歌式传奇《达夫尼斯与赫洛伊》；最离奇的是两部拉丁文作品——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Satyrica)和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Metamorphoses, 原意为“变形记”)。在很多方面，小说是那个时代最令人难以捉摸的文学成就；它开启了中世纪的传奇文学，并成为现代散文小说的源头之一。但它却是一种遁世型的文学样式；其场景被设置在过去或世界的尽头，其中的虚构场景概括性地描绘了人性，却极少提及读者身处其中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塞涅卡：父与子

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卷帙浩繁。许多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琉善、阿里斯泰德——的作品都是在道德上和风格上适用于拜占庭教育的理想作品，因此得以顺利地保留下来。拉丁作家们就不那么幸运了。尽管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塞涅卡的作品在中世纪的西欧被人广泛阅读，塔西佗的著作由于一个偶然事件而幸存下来，但很多重要的历史作品却佚失了。然而，两种语言都留下了很多可供阅读的东西；我们在此只能对主要作家的特点进行简要介绍。

由于教育和权力之间、文学成就与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家族在文学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就不足为奇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来自西班牙科尔多瓦(Corduba)的安尼乌斯(Annaei)家族，这个家族祖孙三代都在文学与政治生涯里扮演重要角色。L. 阿尼乌斯·塞涅卡，“老塞涅卡”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于后三头时代和奥古斯都统治前期在罗马学习。他在后半生里奔走于罗马和自己的家乡之间。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李维、卡勒科特(Caleacte)的凯基利乌斯、狄奥尼修斯〕一样，他既是史学家，也是修辞学家，尽管他还不是修辞学的专业教师。到了晚年，他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汇编了一部精华演说词选集，内容取自他记得的自己青年时代的“朗读者们”。他精心编订的选集非常优美，序言和人物简介部分尤其能展现作者引人注目的才气。我在这里引述“审议式演说习作”中的片段(Suasoriae 2.17)，他在这里利用“温泉关三百勇士”的旧有话题进行了自嘲：

有个名叫塞涅卡的人——你们没准听说过他——此人思路混乱不堪，却打算用宏伟的风格讲话。最后，他无法摆脱这个弱点，变得滑稽可笑。他只能用大个头的奴隶和大型号的银器。请相信我，我不是在开玩笑。疯狂使他最后穿上了比自己的脚大得多的鞋子，吃无花果的时候只吃“马里斯凯”[1](它们个头很大，但可不怎么甜)，还找了个身材魁梧的情妇。他的绰号叫伟大的塞涅卡。噢，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他做过一次这种练习。他针对这个观点——“所有被希腊派来迎敌的士兵都跑掉了”进行演讲。在回应这个命题的时候，他举起双手，踮起脚尖(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显得自己更加高大)叫道：“我好高兴，我好高兴!”我们都奇怪他撞到了什么好运。他叫道：“薛西斯就全归我了。”

也就是说，他以温泉关斯巴达勇士的身份讲话，很欢喜自己得不到援助，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单枪匹马去对付薛西斯及其百万大军了。他把这部选集送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梅拉，诗人卢坎的父亲；一个是诺瓦图斯，小加里奥(Junius Gallio)过继成为其子。根据史料记载，他在圣保罗居于科林斯期间担任阿凯亚行省总督〔《宗徒大事录》(Acts)18:12〕；居中的那个儿子，L. 阿尼乌斯·塞涅卡(与他同名)，成了他那代人中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也是富可敌国、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在尼禄统治前期(成了元首的老师)。

小塞涅卡成长于提比略统治前期(《道德书简》108.22)，他深受哲学，特别是禁欲主义哲学的吸引。受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影响，他一度成为素食主义者，后来只是为遵从父亲的意愿才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他父亲害怕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会引起当权者的不悦——在这个时代，“异族迷信”正受到官方迫害。无论如何，塞涅卡并非叛逆者。他有着高远的志向。小塞涅卡的显赫名声却连累了自己，使他因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的一场宫廷阴谋而遭到放逐；但他日后又被召回，并在公元49—62年一直担任要职。他随后失宠，在生命中的最后三年里从事研究和写作——这种隐居生活跟西塞罗的很像，或许正是在效法后者的。我们将在第十二章里讨论他的悲剧。他现存的散文作品(我们只是间接地知道一些有趣的篇章)，包括“劝慰类作品〔特别是写给母亲赫尔维娅(Helvia)的，关于他流放生涯的那部作品〕”，以及若干论道德主题的“随笔”，有些十分简短，有些则是洋洋洒洒长达数卷的论文(《论愤怒》《论赐福》和《论仁慈》)。在隐居期间，他着手创作更为宏大的作品：《自然问题》，以修辞学手法详细阐释了当时关于风、地震、闪电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的理论；以及一部详细的伦理学著作，它以斯多葛主义学派的观点为基础，这种观点从未得到实践，但在这部《道德书简》的许多篇章中有所反映。《道德书简》被塞涅卡题献给他的好友卢基里乌斯，这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最具可读性的著作。当麦考莱(Macaulay)说阅读塞涅卡就像在宴席上干喝调味鱼汤一样的时候，他表达了大部分读者能从塞涅卡机智的细节中得到快乐，但对作品整体并不满意的普遍感受。相对集中的论述范围和平易近人的笔调挽救了塞涅卡时有时无的才华，使之尚不至于产生最糟糕的表达效果。这样一位喜欢反复论说同一件事情的作家似乎为节录者提供了方便；我在此引述两段文字，读者或许可以借此评判他的风格。

在第一篇(《论心灵之宁静》12—13)中，他借用了卢克莱修作品第三卷末尾处的一个主题，即心灵的不安分；尽管塞涅卡本人是斯多葛派，他却并不介意使用通行的哲学道德训诫材料，哪怕它是源于伊壁鸠鲁学说的。他在这一段里关于观景品位的暗示非常有趣；他在段末对角斗士表演这种流行的残酷表演形式的附带批评也是如此：

有些做法让肉体立刻产生快感或痛感，如在身子一侧被压累之前翻身，或不停变换姿势。因此，荷马史诗中的阿基里斯时而俯卧，时而仰卧，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来让自己感到舒适。这是病人的做法，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病痛，便利用改变来治疗自己。因此他们进行毫无裨益的旅行和沿海远足。拥有这种憎恨一切眼前事物的善变之人时而试着去海边，时而跑到乡下。“我们去康帕尼亚吧。”那里的美景使他厌烦了。“咱们去荒野吧，去布鲁提乌姆〔Bruttium，即阿布鲁兹人(Abruzzi)聚居地〕和卢卡尼亚的山间。”但他们在荒原上需要些许柔和的美，以便满足看够了荒郊野外凄惨景象的眼睛。“让我们去塔伦图姆吧，那是人人向往的港口，温和的冬日经常光顾那里，当地的原野甚至使那里的古代居民也能过上富足的日子”，“咱们还是回罗马城里吧!”他已经许久没有听到掌声和吼声了。他现在需要的是人类鲜血带来的快感!

接下来是一封较短的信，主题是世人欲望的虚幻和我们真实需要的有限。作者使用的技巧是非常典型的：感叹、富于修辞技巧的提问、对经典作家的引用(这里的对象是撒路斯特)、动物王国的例子、自然的拟人化以及结尾处令人惊讶的警句。

我忧心忡忡，我要找你算账，我很恼火。你还在渴望保姆、老师和母亲希望你做到的那些事吗？你还不明白他们孜孜以求的是怎样的祸害？我们的朋友的祝福是我们的敌人，这话是何等正确!如果它们能够得以实现，那就说得更准确了。如果说我们从童年起就受到麻烦的困扰，那我已不会再对此感到惊奇了；我们是在父母的诅咒声中长大的。也许有朝一日，诸神将会听到我们无动于衷的祷告!我们还要继续向他们祈求多久，就好像我们不能自食其力似的？我们还要在幅员辽阔的城邦领地上耕作多久？我们还要让整个民族为我们收割多久？来自众多海域的船只还要为一个人的餐桌服务多久？公牛只满足于方寸之间的牧场；一片树林可以养活一群大象；难道一个人就需要整个大地和海洋来供养他吗？难道自然在赋予我们如此渺小的形体之后，还要给我们一个如此贪得无厌的肚子，以便让我们的贪欲超过最庞大的、最饥肠辘辘的野兽吗？当然不是这样。赋予本性的需求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呵!满足它的代价十分低廉；真正欲壑难填的不是肚子的饥饿感，而是我们的虚荣心。所以我们应当把那些“肚子的忠实奴仆(这是撒路斯特对他们的叫法)”称作禽兽，而不是人——有些甚至禽兽不如，而是行尸走肉!一个对许多他人都有益处的人在生活。一个会利用自己的人也在生活。但对于那些在麻木不仁中终日混迹的人而言，家无异于一座坟墓。你不妨在他们门口的大理石石板上刻上这样的字句：“他们比自己的死亡消失得更早。”

普林尼：舅父与外甥

我们可以拿安尼乌斯家族跟一个年代较晚的文学世家——普林尼家族(Plinii)进行比较。这个家族里最早值得注意的是生于约公元23年的C. 普林尼乌斯·塞昆杜斯(C. Plinius Secundus)，“老普林尼”。作为骑士阶层的一员，他曾有过显赫一时的军事、从政生涯，于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统治期间在日耳曼服役；但他随后基本退隐到私人生活中去了；直到后来，他才凭借着跟提图斯和穆基亚努斯的友谊在韦帕芗治下先后多次取得大法官的职位。作为米塞努姆(Misenum)的舰队长官，他在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喷发中遇难。他当时急于观察这一现象，结果过于靠近事发地点了。

普林尼不仅是一位活跃的官员，而且是一名孜孜不倦的学者和作家。他写了一部关于他亲身参与的日耳曼战争的史书，一部记载公元47—70年事件的罗马史，以及一部记述他的一位长官，文人庞普尼乌斯·塞昆杜斯(Pomponius Secundus)的传记。上述这些作品都已佚失。保留下来的只有一本37卷的《自然史》，那是一部关于宇宙、地球、人类、动植物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还有大段文字涉及医药学和造型艺术。在使用拉丁文的中世纪及之后一段时期，它是人们关于宇宙观念的一个主要来源。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说，它是“记载人类发现、艺术成就与谬误的浩繁文库”。

普林尼在文风方面的雄心壮志是同其才能或品位不相符的。他似乎既未掌握优雅的完句风格(如科路美拉或塞尔苏斯成功地在技术指导性文章中所使用的)，也未学会塞涅卡式短平快的流畅文笔(塞涅卡本人用它介绍自然科学的文字颇具感染力)。但他的目标是远大的；尽管对后世译者来说是一种折磨，他却经常尝试使用这些技巧，不仅是为了写作内容的需要，也是为了使其语言显得丰富，特别是在他的很多富于道德说教意味的插话和感叹文字里。他对奥古斯都一生的总结(7.147以次)展示了他的讽刺天才与金格先生(Mr Jingle)[2]所乐于使用的句法：

如果仔细审视神圣的奥古斯都的一生，我们将会发现大量凡人所经受的不幸命运；他在舅父当权期间跟人比试御马术而遭到失败；他为迁就雷必达而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他因公敌宣告运动而不得人心；他参与后三头同盟，跟最邪恶的家伙们混在一起——并且还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受制于安东尼；他在腓力比染疾，临阵逃跑，在沼泽地里躲藏了三天，并且(根据阿格里巴和梅塞纳斯的说法)因皮下充水而全身浮肿；他在西西里遭遇沉船，又一次躲起来，这次是藏在山洞里；他在海上溃逃时曾乞求普罗库勒乌斯(Proculeius)替他了结性命，因为敌舰正对他紧追不舍；他在佩鲁贾战争中心神不定；他遭遇多次兵变；他患有危险的疾病；他怀疑梅塞纳斯图谋不轨；他一怒之下放逐了阿格里巴；各种密谋威胁他的生命；他的孩子们的夭亡引人非议；哀哭声中的悲伤并非仅仅出自丧亲之痛；他的女儿与人通奸，其弑亲密谋败露；他的继子尼禄在法庭上举止粗鲁，擅自退场；他的孙女再次犯下通奸之罪；随后是各种灾难的大杂烩——国家收入匮乏，伊利里亚行省(Illyricum)叛乱，奴隶的召集令，兵源匮乏，罗马暴发疾疫，意大利忍受饥馑，他只求一死，在弥留之际断粮四天；比这些更为糟糕的是：瓦鲁斯的惨败令他颜面扫地；波斯图姆斯·阿格里巴先被收养，继而被废黜，最后受到他的怀念；他对法比乌斯的猜忌及后者的泄密，他对妻子和提比略的戒心。这是他最后的忧虑。简言之，这是一位不仅升入天庭，而且当之无愧的神明；却在死后留下了仇敌的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普林尼的外甥“小普林尼”，是永远不可能书写这种东西的。这是一位发奋读书的青年，在14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部希腊悲剧；根据他的自述，在那场使他舅父遇难的火山大爆发中，18岁的他正在平静地阅读李维的著作。这个男孩是昆体良和著名希腊修辞学家尼基塔斯·萨克尔多斯的学生。后来，他过了一段声名显赫的元老生涯，最春风得意的时段是在公元100年，他于图拉真在位时期成为执政官，当上了极享殊荣、地位举足轻重的台伯河工程和罗马城灌溉系统的总管(cura)，最后就任比提尼亚的行省总督。他最著名的作品《书信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公共生活，尤其是他跟其他宫廷律师们的交往。但这部作品更多地反映了文化人应有的兴趣点和价值观，而并非作者自身成就或真实性格的写照。这些书信优雅非凡，无懈可击。它们与希腊修辞学有着一定联系。信中的严肃描写(ecphrases)、对大自然奇闻的报道和插入轶事的写作手法，使我们辨识出了琉善等希腊哲学家的技巧。然而，作品的总体效果是罗马式的。普林尼描述了(无疑是以理想化的形式)他那个世代所认同的公共职责与文学品位的内涵。对他而言，博得文笔上的盛名十分重要。他给塔西佗写信(7.20)说，他阅读并评注了后者的书——那或许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修辞学对话》——并希望对方能投桃报李，这正是罗马文人友谊(amicitia)的传统功能。他很喜欢这个想法：

如果后人留意的话，你我之间的和谐、真挚、忠诚关系将被永久传颂，这个念头是让我何等地欣喜啊!这将成为一件罕见的、值得赞美的事情——两个在年龄、地位方面不相上下，又在文学方面小有名气(当我同时提起我们两人的时候，就不得不委屈你的声名了)的人能够互相促进彼此的研究。

普鲁塔克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希腊语作家和普林尼是同时代人，并跟他有着些许交情。L. 梅斯特里乌斯·普鲁塔克(L. Mestrius Plutarch)——这是他作为罗马公民的名字(他事实上属于骑士等级)——来自希腊本土。他出身于历史悠久但业已衰落的彼奥提亚喀罗尼亚(Chaeronea)镇中的望族。对于他而言，故乡的过去是不可磨灭的：针对希罗多德的挖苦与指控，他为古代的底比斯人进行辩护，[3]并将伊帕密侬达(Epaminondas)树立成具有哲学头脑的政治家的理想形象。但记录过往是不够的，还要扶持眼下的复兴工作。普鲁塔克选择在喀罗尼亚教授学生们哲学。他随时为城邦效劳，为毗邻地区德尔斐(那里在图密善及其后继者在位期间享受着帝国的赞助)的谕所、神庙的修复工作操劳。但为了得到书籍，聆听睿智的谈话——除他能在家中收集得到之外——普鲁塔克需要拜访雅典，他在那里学到了柏拉图主义哲学，并同学者、贵人相处甚欢。到了晚年，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治下(对许多文士而言，那都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他接受了不少象征性的荣誉，其中最重要的有执政官徽章(ornamenta consularia，这对骑士而言是一个重要荣耀)和希腊代理人的职位，在名义上管理行省内的所有帝国财产。因此后世的哲学家或学者都乐于宣称自己是他的后人；甚至到了4世纪，还有些人这样做。这种声名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个人魅力、智慧，以及卷帙浩繁的作品。普鲁塔克不像那个时代长于作秀的著名哲学家那样善于吸引听众，也并不真正具有政治影响。他广博但浮浅的学识，以及厚重而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营造了他卓然独立的(有人会说是自以为是的)人道主义者形象。我们拥有他的大约一半的作品。他在拜占庭时代曾流行一时，但13世纪的学者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收集到的著作只有这么多。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多达12册。这些作品分为两个部分：整齐划一的《平行列传》(Parallel Lives)，以及70篇左右、形式各异的文章——主要是“散文”和对话——它们通常被合称为《道德论集》。

《平行列传》被题献给索西乌斯·塞内基奥(Q. Sosius Senecio)，普林尼的相识，图拉真统治时期的红人(4次担任执政官)。全书的结构是开放式的，每篇包含一位希腊人和一位罗马人的传记。他们的生涯存在着若干相似之处，如立法者的智慧、勇气、毅力、口才、流放经历、家财万贯等。作者经常会附上正式的比较。其结果是创造了一种古典历史叙述模式，比任何一部其他作品都更为深刻地塑造了文艺复兴时代对古代历史的印象。普鲁塔克的写作目的是道德说教。他试图详细勾勒他笔下伟人们的美德与恶行，以说明他们如何回应命运的挑战。他并不把这些人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而只把他们看成身处重大事件、决议压力之下的具备某种品质的个人。无论传主是提修斯(Theseus)还是伯利克里(Pericles)，是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还是恺撒，作者都从同样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并且(在史料允许的情况下)传记会按照或多或少相同的模式展开：出生和童年，步入公共生活，他的生平经历和危机来临，死亡与身后声名。人们经常指出，这种写法部分模仿了一种“颂词(encomium)”式的修辞学表达套路——出生、天性、品性、举止与美德、成就、与他人的比较——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普鲁塔克和雄辩的颂词作者的态度实在有着天壤之别。西塞罗说：“修辞学家可以在讲述历史时说谎，以使自己显得高明。” 普鲁塔克是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他对证据的尊重，尽管他对证据的解读以及他对传记所用证据的看法可能是令人惊讶的。 我们不能指望在他的作品里辨认出任何原始材料与二手著作的区别，也必须乐于接受他用“可能性(指特定类型人物在特定场合应当有的举动)”作为评判多种事实叙述之间分歧尺度的做法。然而，使《希腊罗马名人传》栩栩如生的既不是其道德立场，也不是它对希腊古典时期政治、文化伟大成就显而易见的歌颂态度；最重要的是普鲁塔克的叙述才能，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的精神和他择取动人细节的技巧。没有人会忘记加图在乌提卡(Utica)的牺牲，或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的恋情；正是通过普鲁塔克，这些插曲才得到了现代世界的关注。

《道德论集》中的一些篇章可与塞涅卡进行比较。两人都写过论宁静和论愤怒的作品，尽管他们的哲学世界观不同，对读者的预期也有所差别。普鲁塔克作品中对典章词句的暗示或摘引远比塞涅卡丰富，并且自然地对斯多葛主义观点持批判态度。对很多人而言，这一类“散文”，以及论好奇心、健谈、伪羞耻心的篇章是普鲁塔克著作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通过阿米约(Amyot)与菲勒蒙·霍兰(Philemon Holland)的译本，它们对从蒙田(Montaigne)到爱默生(Emerson)的法语、英语散文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普鲁塔克本人重视的可能是其他作品，如他为数众多的哲学论证和驳论，特别是一组可能为他在晚年所作的对话。其中四篇的背景设在当时的德尔斐，探讨神谕和预言理论的古代知识。 其中最详尽的一篇——“论未受神明及时惩罚之人”——复述了前人关于邪恶本质的观点，并在结尾处用一个柏拉图式的神话收尾，讨论了灵魂死后的归宿。普鲁塔克重新拾起这个话题——他在现存作品中探讨过两次，并且显然也在佚失的著作《论灵魂》中提到了这一点——的做法是值得注意的。他作品中的“下界”是一个星球，他的描述中充满了色彩、光亮和富于鲜明想象力的恐怖感。

然而，哲学和神话并非他作品中的仅有元素，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戏剧性色彩。因此，他以公元前379年底比斯从斯巴达占领之下解放的历史事件(第一卷，第170页)为背景，写了《苏格拉底的神迹》。作者用对预言的讨论和极为精彩的神话点缀这个历险故事〔他在《佩罗皮达斯传》(Pelopidas)中又提及了这个传说〕。又有一次，在《埃洛提库斯》(Eroticus)中，他把一个现实中发生的阴谋事件——一个寡妇引诱一个青年男子娶她——插入到一篇讨论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论文中去；文中的细节是柏拉图式的，但结论却不同于柏拉图。尽管这些作品都依赖于传统——不仅是柏拉图的《会饮篇》《克里提亚斯篇》和《斐德罗篇》，还有一种希腊化时期的遗产，现在只能隐隐约约地辨认出来——普鲁塔克的对话仍是具有重要原创性的作品。与我们选择在这里讨论的其他所有作家相比，他都是这个时代宗教、神学意识更为重要的见证人。在《神谕的衰落》一文中，他描写了一位名叫克里奥姆布罗图斯(Cleombrotus)的斯巴达人，此人刚从红海的荒凉海滨来到德尔斐。这个人物提出了关于“魔鬼”的新看法，我们有理由相信，普鲁塔克对此会不屑一顾；但对克里奥姆布罗图斯人生使命的描述却是普鲁塔克自己的真实写照：

他喜欢增长见识和学问，拥有足够的条件，也没想过要去做收益更丰厚的事情，便把闲暇时间用于这种游历，并收集信息(historia)，准备材料，以创作他所说的那种“以神学为终极目的的哲学”。

但普鲁塔克并不希望到沙漠里寻找圣人。他只待在家里，圣人们便上门来找他。

琉善

这一时期第二位伟大希腊作家的生活年代要晚于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哈德良统治初期。

在很多方面，琉善都是普鲁塔克的反面。他并非来自古老的希腊中心地区，而是——这在那个时代变得更为典型——来自晚近才被希腊化的东方。 他的家乡是幼发拉底河畔的萨摩萨塔(Samosata)，业已灭亡的科马基尼王国的首都。该国的一位王子，菲罗帕普斯(Philopappus)曾是普鲁塔克在雅典的友人。他受的教育与普鲁塔克的十分不同，这一点也确实在他们的作品里反映得十分明显。普鲁塔克的希腊语虽然引经据典并带有古典风格，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可经希腊化时代作品上溯到古典时期的传统的延续。琉善的希腊语——他宣称那是他的第二语言，他的第一语言是古叙利亚语(Syriac)——是对古典作品范本的纯粹模仿(mimēsis)，灵活多变，令人入迷，但很显然是一种艺术创造。还有其他方面的对比。普鲁塔克以一种关注的、人文主义式的严肃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尤其是人类对死后世界的希望与恐惧。对琉善而言，这一切都是虚妄。在他眼里，对亡灵的审判，摆渡灵魂的船夫，“还有完全不着边际的，关于地狱的鬼话”都不过是为一种十分简单的讽刺作品而构建的场景。异象、鬼魅、魔法都是无足挂齿、由骗子们捏造出来的东西，正直人士有义务揭露它们的虚伪性。此外，普鲁塔克为我们做的自述显然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他对父亲、祖父的介绍，相信他的温馨婚姻，相信他在小女儿死后的悲痛。相反，琉善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精心修饰后的肖像画，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把它视为自传。我们无法相信，他在家庭议事会上成为他叔父(一位石雕匠)的学徒，他目睹过教育之神(Paideia)的异象，或他在40岁放弃了修辞学，转而创作对话。因为我们会记起，苏格拉底早年也是石雕匠，并且奥维德关于哀歌女神和悲剧女神的异象(《情诗》， 3.1)与琉善的实在过于相似。琉善关于自己所说的许多事情就跟他在《真实的故事》里以第一人称的、具有迷惑性的口吻讲出来的月球之旅一样荒诞无稽。

琉善自称是第一个用哲学对话来达到喜剧效果的人，但即便是这个说法也很难站得住脚。普鲁塔克的作品中有些类似的情节——特别是在《格吕鲁斯》(Gryllus)中，基尔克(Circe)新变出的一头猪同奥德修斯对话的场面——还有瓦罗与贺拉斯提供的证据，似乎表明曾有一个希腊化时期的范本，作者是与琉善同为叙利亚希腊语作家的前人，加达拉的梅尼普斯(有人认为他是琉善思想的主要来源)。梅尼普斯的作品是否真是一个重要的范本，这一点很难说清。比这类借用更为重要的是，琉善在尽人皆知的古典文献的狭小范围内进行反复借用，并具备多次改写旧题材的天才。不过，他也确实有自己的原创性，他拿手的“短对话”(miniature dialogue)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原创性的领域之一。他正是用这种形式写了亡灵、诸神、仙女、海神以及演喜剧的高等妓女们(hetairai)的对话。跟短诗、书信、箴言(都是当时流行的体裁)一样，短对话是为那些厌烦长文的读者写的。它显然同叙述、趣闻介绍、描写等基本修辞练习，甚至作为基础的改写训练有着联系。但在琉善笔下，它却具备了真正的魅力。我们喜爱多里斯(Doris)的说法，即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只爱伽拉特娅(Galatea)，因为她的肤色令他想起自己的财富——牛奶与奶油。我们赞赏从西风神泽菲鲁斯(Zephyrus)眼中看到的欧罗巴(Europa)与公牛的形象特写(ecphrasis)，或是宙斯自愿向伽尼麦德(Ganymede)暴露身份的情节。我们品味着天真的年轻妓女和她充满希望、野心的母亲(尽管我们对这位寡妇做出品评的唯一证据只有她送女儿去做这种营生的事实)间对话的那种略带色情的表达效果。有时候，琉善几乎被视为走在他那个时代前面的社会主义者。这种看法把他过分抬高了：认为清贫光荣，为富不仁的主张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修辞手法，而琉善始终追求的目标不过是娱乐读者。

琉善的许多对话是“短对话”手法的扩展，但在近80卷似乎出自琉善之手的作品集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纯粹的修辞学作品——“闲谈”、讲话稿和对希罗多德的仿作，还有一些同当时文化生活存在着更加严肃的联系的著作。后者包括一篇犬儒派学者德摩纳克斯(Demonax)的“传记”，还有对两个宗教骗子(尽管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某种秘仪的发明者，阿博努泰库斯的亚历山大和犬儒主义者佩里格利努斯·普罗透斯的猛烈抨击，后者为了引人注目，于公元167年在奥林匹亚自焚身死。但科幻小说的鼻祖，《真实的故事》可能才最好地表现了他想象力的优雅，以及那种熔讽刺和幻想于一炉，吸引了一代代学童们的琉善式风格。下面这段节选无须解释，它令人惊奇的写作技巧是显而易见的(1.30-1)。

乐极生悲似乎是常有的事。我们只享受了两天顺风之旅。第三天破晓时，我们突然在日出的地方看到了大批妖怪一样的鲸鱼，其中个头最大的有200英里长。它张开大口向我们扑来，搅起海浪，身旁泛着泡沫。它龇着牙，牙齿长过人类的**，利如岩石，白若象牙。我们相互拥抱，彼此表达着临终前的祝愿，之后，便听天由命。它现在追了上来，把我们连人带船一起吞了下去。不过，它没能把船咬成碎片；小船沿着齿缝溜了进去。我们进到肚子里后，起初什么都看不见，到处漆黑一团。然而，过了一会儿，怪兽张开了嘴，我们于是看到了一个又高又宽的广阔空间，大到足以容下一座一万居民的城市。肚子中部有些被咬碎了的小鱼和许多其他动物，还有船帆、锚、货物以及人的骨骸，其中还有土地和山丘——我猜想它们可能是由被吞进来的淤泥构成的。这里有一片丛林，其中有各种树，还长着蔬菜，似乎是被什么人种下的。这块地周长为30英里。我们看到一些海鸟——海鸥和哈库昂[4](halcyons)在树间建巢。

埃里乌斯·阿里斯泰德

普鲁塔克和琉善都不在斐罗斯特拉图斯所作传记中的公元2世纪“智术师”(sophists)之列，尽管两人都身处广义上的“智术师”世界边缘——琉善其实还更深入地融进了这个圈子。差不多可以算作琉善同时代人的埃里乌斯·阿里斯泰德则可以代表典型的安东尼时期智术师——富有、见多识广、夸夸其谈、自恋。现代人对他少有好感。抛开其繁复的写作技巧——他在风格上刻意模仿其榜样(德摩斯梯尼和修昔底德作品中的演说词)的思想深刻性——但这种努力似乎终成徒劳，他著作的引人入胜之处实在少得可怜。我们欣赏(但并不想再读第二遍)他对公元前413年、前370年政治形势的细腻重构，它们形成了阿里斯泰德笔下的“西西里人”和“琉克特拉人”(Leuctrian)发表高谈阔论的背景。毫不令人奇怪的现象是，直到最近，才有人试图用现代语言翻译阿里斯泰德的全集；威廉·坎特(Willem Canter)学术里程碑式的伟大拉丁文译本(1566)长期以来无人问津，无人欣赏。但这多少有点不够公平。阿里斯泰德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或许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罗马的颂词，发表于公元144年夏，那是从一位感恩的臣民角度出发，对安东尼治下帝国成就的精美、浮夸的描述。第二，在于他把颂歌纳入散文修辞术的贡献，而颂歌在此之前一直是诗人们的专利。他为此感到自豪，这也不无道理。他用散文为萨拉皮斯(Sarapis)、雅典娜和狄奥尼索斯写的颂歌不乏亮点；以亮丽笔触描写了大海和岛屿的颂歌《致爱琴海》可能是这类作品中最为迷人的。第三，阿里斯泰德写了一部单行的、记载心路历程的自传(Hieroi Logoi)，该自传逐日记载了医神阿斯克勒皮乌斯(Asclepius)以参谋、医生身份进入自己生活的过程。妄想症患者是不讨人喜欢的；但阿里斯泰德记录的完备性、他天真的虚荣和轻信，以及其语言的活泼(并不精致，事实上几乎算不得“艺术散文”)共同创造了一篇文本，值得史学家、心理学家和宗教心理研究者们的关注。阿斯克勒皮乌斯以古怪的方式引导着他；在下文中，正沿着小亚细亚(Asia Minor)海岸进行一次从克拉佐麦尼(Clazomenae)到福卡亚(Phocaea)的短途航行，但遭遇了风暴(2,12-14)：

东风轻拂，我们继续前行，东方刮起了一阵疾风，最后变成了可怕的飓风。船头翘起，尾部沉下。它几乎沉没。到处都受到波浪的击打。它随后驶向深海。水手们汗流浃背，大声叫喊。甲板上的所有人发出惊呼——一些朋友陪在我身边——但我说出的只有“阿斯克勒皮乌斯保佑!”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多次在抵达码头的时候功亏一篑，被冲回大海，让看着的人们捏一把汗。但我们最终抵达了陆地——平安而快乐，但是好险!夜幕降临的时候，神明命令我净身，并告诉我如何去做。我的净身十分彻底，就像服过了菟葵一般(亲身服过此种药的人告诉过我那种感受)。一切都被波涛洗掉了!神明现在告诉了我整个真相，因为我原本命中注定要有沉船之厄，那正是这些遭遇发生的原因；现在，为了安全和完成我命定的历程，我必须跳进港口里的一条小船，并设法把它弄翻沉没；有人负责营救我，把我拉上岸。我当然乐于这么做。大家都对这种继真正危难之后的、怪异的假沉船做法啧啧称奇。我们明白，阿斯克勒皮乌斯保佑我们逃离了大海。这次净身则是他额外的赐福。

结论

我们在本章开头处强调，这个时代的散文文学是一种高度职业化的艺术。无论是在拉丁还是希腊文化圈里，阅读作品的公众都期待在一场精巧的文字游戏中看到准确、雅致和精湛的技巧。我们在结论里要对此做一点补充修正；特别是最后一段来自阿里斯泰德的选文可以说明，当时还存在着一种自白式的文学。书信、散文、展示个性的演说词史无前例地成为了最流行的文学样式。联结这两种特色——它们乍看上去似乎是难以调和的——是这种文学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性质。当时存在着一个来源多元化但受过一致教育的统治阶层。对于他们而言，著作中的独特性既对普遍意义上的成功表示了尊重，也经常会取得这种成功。这个精英集团中的成员，无论生活在叙利亚还是西班牙，都是他们自身和彼此之间的关注对象。他们的情感、道德问题甚至病态都是适合写作的题材。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对古典时期的历史抱有共同的兴趣。

我们很难在这个时代发现散文写作的独创性天才，虽然普遍的赞许声可能会把塔西佗当成一个例外。即将到来的基督教作家们则更有资格获得这方面的荣誉。但他们的高超技巧、魅力和关注点，以及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关于古代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年代和更早的岁月)诸多方面的大量信息，都是值得有品位的读者和细心的学者们研究的。塞涅卡与普林尼、普鲁塔克与琉善，以及许多其他作家，都是一个与当代西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明国度的出色记述者。他们内省自身，回顾过去，并使用两种文学语言作为表述这两大题材的卓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