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节：梁漱溟(77)（1 / 1）

1949年3月，在国民党提出国共和谈之初，新任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张群就任之前，到上海虹桥医院看望张澜主席。张主席当面提出三条治川意见，其中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特别提出释放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的民盟成员。张群答应“一定尽力去办，求得圆满解决”。

3月下旬，张群约见了范朴斋，要求提出拘押在渣滓洞的民盟成员名单，以便释放。梁先生听了范朴斋等汇报后说：“要趁这个机会把受难的同志尽量营救出来，不仅民盟盟员，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凡我们知道的，尽量开。”梁先生还找来雷子震提供名单，雷写出罗克汀、余扬明、刘国志等30多人，梁、范二公又将成都在押的政治犯杨伯恺、王伯高等人名字列入名单，共计37人，3月26日面交张群。28日名单到了徐远举（《红岩》中徐鹏飞原型）手上，徐叫嚷说：“刘国志、蔡梦慰、程谦谋明明是共产党，怎么是民盟的呢？”29日，梁漱溟和范朴斋面见张群和徐，梁先生义正辞严地讲：“要和谈就该表现诚意，释放政治犯是和谈的前提，只要是政治犯均应一律释放。”张群怕把问题搞僵,急忙说：“斟酌，斟酌。”经过不懈斗争，3月31日，唐弘仁等7位民主报仍在押人员以及仲秋元（解放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等28人终于获释，其中有8人是共产党员。

唐弘仁同志（民盟贵州省委员名誉主席）先后发表：《梁漱溟三救政治犯》、《梁漱溟虎口救人》长文；民盟四川省委干部杨复全同志发表《关于梁漱溟先生1947～1949年营救民盟被捕同志保护重庆民盟组织的情况》长文［《仁道承继》2003年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会刊第六集。］；杜林先生发表的“梁漱溟营救进步人士纪实”长文［《纵横》2004年第3期。］。这些长文均详实地讲述了梁先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不顾个人安危，不论在盟内时还是脱离民盟后，前后一贯地关心民盟的事，为民盟办了一件又一件好事！

只是个人不在组织

梁先生虽然同情并支持中共的反蒋独裁、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但对中共胜利后建设新中国将继续奉行“阶级斗争”路线有戒心。1949年1月5日，他致张澜主席的信中，除建议国民党提出释放政治犯外，还讲了他的心里话。信中说［《梁漱溟全集》第八卷74页。］：

盖多年以来，漱自有其思想、见解、主张，不能苟同于任何方面，顾在抗战中为向国民党争取民主团结，恒与在野各方面保持一致行动，因之于言论上多所保留，胜利后即决心致力文化工作，务自申其所见。……然两年来静居，固已退出现实政治，今后更决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此原则之理由有三：（一）在组织则不得以个人意见发言，甚至于要作不合于自己意见之发言，此非漱个性所能堪；（二）若组织松散，不加拘束，在漱或得有发言之机会，然似此放任自由，又岂是组织之道，且恐以我一人发言不慎而组织受累，此必不可行；（三）时人习于斗争之说，对人每存敌意，而敌意一存虽有善言亦难得考虑，力求国人能平静地考虑我的意见，故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以减少其敌对之心理，盖漱自审所可贡献于国人者，唯在思想见解之间，此外无所有也。

果不出所料，1953年9月，梁先生遭受的大批判正是这封信中所料及的，由于他已退盟，没有祸及民盟，连累较少。

1953年9月中旬，在政协讨论总路线会上应毛主席、周总理的邀请发言，梁先生引用了朋友讲的话，说当时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原本是反映农村生产、农民生活存在困难，建议政府加强农村工作，不料竟被毛主席说成是反对总路线,继而说梁漱溟一贯反动，没做一件好事，扣了十几顶反动帽子，展开全国大批判。

1985年《梁漱溟先生年谱》写到1953年时，笔者追问梁先生会上引述的话,到底是谁说的，梁先生仍不肯说。笔者笑着说那我只能说这是您自己的话了，梁先生无奈，这才说出是彭一湖先生。彭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员，查梁先生日记，1953年1月6日在武汉时，果然有“彭一湖来谈甚久”的记载，由于梁先生发言时是用“听朋友讲”，没有暴露彭一湖，彭一湖没有事，更没有殃及民盟，至于民盟终成右派大本营的结局，则是四年后的事了。